誰是牟宗三？

原本對一代大儒的形象是有所期待的。

誰知老先生的出場竟是午睡剛醒；他兩眼惺忪，卻神清氣閒地踱出房門，清咳兩聲，兩手兀自扣著外衣的排扣，一派自在。

剛過完八十大壽，牟先生絲毫不見耄耋之態，一口濃重的山東口音，就此侃侃談來。

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是牟先生最佳的寫照。（張良綱）

中國文化在那裡？

「不知道誰是牟宗三有啥要緊」，牟先生笑著直說，「我不像胡適之是個名人，讀不讀我的書，不是這麼重要的。」

問題是，不知道牟宗三不打緊，不知道中國文化可不成。一談到文化問題，這乃是先生的「本份」之事，他立刻當仁不讓，該批評就批評，絕不保留；兩眼炯炯有神。

牟先生開講了。

大家都在「找」中國文化，中國文化在那裡呢？

許多外國人來台灣「尋找」中國文化，看看台北的高樓大廈和紐約似乎也差不多，於是中國朋友就帶他們去故宮博物院看古董，去國軍文藝活動中心看國劇。

「文化怎能是件具體的東西，放在那裡等人尋找呢？」牟先生表示，以這種「考古」的態度來「尋找」中國是不對的。他們來此找尋中國文化，就如同去埃及看金字塔一般，希望找個中國的「金字塔」來代表中國文化，可是大家要知道，我們的文化是個活的，還要繼續生長的，那能視同於埃及的死文化呢？

不只是外國人不瞭解，牟先生認為我們自己對於中國文化，也一直停留在器物的層次，以及對過去的文化「業績」，抱著「數家珍」的心理看待他們，反而忽略了對於中國傳統精神面的認識。

簡單地說，「中國文化」乃是以儒家作主流所決定的那個文化生命的方向以及形態。所以我們講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也即是講這個文化生命的方向與形態的現代意義、現代使命。

臨回香港，在桃園國際機場，老先生依舊是一襲素白唐裝，神情自在。（張良綱）

寫書是養生之道

現代化雖發自西方，但是只要它一旦出現，就沒有地方性；只要它是個真理，就有普遍性，任何一個民族都該承認它。中國儒家的老名詞是「王道」、「藏天下於天下」，新名詞則是開放的社會、民主政治，所以，這是個共同的理想。

不開講便罷，一開講就滔滔不絕。

「講話是運動呀！」牟先生瞇著眼笑說，肺中有痰，多講話可以將痰逼出來。

「他一講話，精神就好」，師母在一旁說著，彷彿在為牟先生的身體硬朗加個註解。

除了「說話」作運動，先生還有其他養生之道嗎？

「寫書呀！那就是養生之道」，牟先生說得真誠，教人不得不相信。但事實上，在中國哲學的浩瀚學海嵂舕鈭僂{，何嘗是件易事。

據他學生的瞭解，他每寫一部書，體力就衰退幾分。為闡明宋明理學所著的「心體與性體」，先生投入了八年的心血；若非有那份承繼中國知識份子的慧命及捨我其誰的勇氣，又那能在當今價值混淆、西方文化衝擊的時代裡，毅然挺立儒家的精神價值？

壽宴上，後輩學生向老師敬酒。（牟宗三提供）（牟宗三提供）

道統由皇帝維持

牟先生認為，過去中國文化儒家傳統所以能傳襲兩、三千年，主要是靠國家的政體去維護。「大皇帝政治，你說是專制，但他有義務維持這個道統」，牟先生解釋說，這個道統不是現代人所說的集權專制，管制人的思想，而是維持社會一定的秩序，簡單地說，就是「忠孝」兩個字。其他的他可不管，你說他妨害自由，但是他非管不可，何況他的天下是用「打」出來的，你造反他就不客氣，你說他專制，他是專制，因為他本來就不是民主政治。

對於不孝、忤逆、亂倫，皇帝的刑法非常重。雖然這些都與皇帝無關，是屬於社會的，而皇帝也不一定相信儒家；但是傳統儒家的那份政治理想還是存在的。他不會因為相信佛家、道家，而歪曲聖人之道，因為那是常道，是維持個人家庭、社會、國家最基本的道理。

牟先生接著談起「五四」運動，「那些知識份子沒有這個智慧，他們不能體會常道的可貴，認為只要民主、科學，過去的那套老傳統都可以放棄，要打倒『孔家店』。他們那裡知道，西方的民主、科學也是近三百年發展出來的，孔子又那能在二千年以前就為你預備好這些東西？」他說。

生活單純，牟先生卻能從中領略淡泊的興味。（張良綱）

還中國哲學原始面貌

「中國儒家的那套道理其實沒什麼奇特，只不過將每個人原有的人性、人道指出來罷了，那套生活的方式並不妨礙現代化，為什麼要革掉呢？」談起「五四」時期全盤西方的風潮，牟先生頗不以為然，也矢志要還中國文化思想一個原始的面貌。

從「歷史哲學」、「才性與玄理」、「佛性與般若」、「心體與性體」，到晚年的著作「圖善論」，他幾乎等於為中國哲學史做了一個完整的疏解。

「書都寫完啦！」他的神情彷彿是為人父母，將子女養育成人，卸下肩頭重擔的那份輕鬆與喜悅。

「讀書、寫書、教書」幾乎就是牟先生一生的寫照，而關切的層面總不脫離文化的範疇，甚或是整個人類文化的演變與發展。

他在著述、演講中，不斷闡釋的文化觀念是，文化可以分成兩部份，其中實質性的文化內容是「事」，而空靈性的文化內容則是「理」。一個民族的文化活動，不能只有「事」而沒有「理」，也不能只有「理」而沒有「事」。

凡事都是經驗的，必當隨著時代的需要作適當的調整與變動，此即古人所說：「可與民變易者也」。理是超然的、定然的，千百年前的人，生而即當孝、悌、忠、信；今天的人，生而即當孝、悌、忠、信，千百年以後的人，也是生而即當孝、悌、忠、信，即無所謂調整，也無所謂變動，這即古人所說「不可與民變易者也」，「為人之道怎麼可以隨便變易呢？」他說。

不僅中國文化如此，西方亦然。

我們沒有「文化國體」？

從西方來說，自希臘、羅馬、中世紀，一直到今天，他們實質性的文化豈不是隨時在變，隨地不同嗎？但他們有一個不變的東西，就是他們的宗教信仰。美國的科學技術和民主政治那麼進步，但他們的總統宣誓就職儀式是手按聖經，在上帝面前宣誓，那就是美國的文化傳統，那就是文化意識，因為他們是基督教傳統，這代表文化，而不代表科技，也不代表憲法所組成的政治國體，也不代表自由民主。

在聯合報舉辦的唐君毅先生紀念會的講辭上，他提出了「文化國體」的觀念，認為一個國家根據憲法所組成的政府權力機構，那是政治的國體，除此之外，還要有「文化國體」，這是根據一個國家的文化傳統意識而來的。「而我們這裡只有政治國體，沒有文化國體」，他表示。

「什麼叫文化國體呢？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總統逝世的時候用國喪，所謂國喪，自然有別於公喪、私喪，是以國家的身份來舉行，當然會有一套禮，禮就是文化之所積。可是我們的國喪都是由牧師來主持喪禮，我們是不是以基督教為國教呢？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可見得我們不一定以基督教為國教；但是，什麼是中國的國喪呢？這我就不清楚了」，他說。

牟先生也常提到，中國近百年來，面臨的是如何現代化的問題。在舊的毀去，新的秩序尚未建立起來之前，文化的問題，政府、知識份子都應該常拿出來講，不能連西方的文化精髓沒學到，又毀了自家文化。

他認為，現代化的背後，必須要有一套文化傳統來支持它。而嚴格講起來，大陸沒有文化，台灣也做得不夠。大陸主要是馬、恩、列、史的那一套，共產黨想產生社會主義的文化，但是找不出來。

如何安身立命？

而台灣有什麼？有科技文明。這裡有自由、民主，也有高度安定繁榮的社會，然而這些都是從西方來的科技文明。西方之所以產生這些東西，而我們沒有，是因為西方有一套足以產生科技文明的文化傳統。我們學得了表面，卻不一定深入了解它內裡的文化傳統，所以從表面看，只看到科技文明，也有人把這現象形容成「暴發戶」，暴發戶是沒有文化的。雖然台灣原本也有鄉土文化，那是從中國的那套老傳統中薰陶出來的，但是叫暴發戶的繁榮毀掉了，也顯不出來。

牟先生一生，面臨的正是一個價值崩壞的時代，但卻在中國儒家的價值根源處，肯定了人性的可貴，並堅信不疑，認為那就是每一個中國人安身立命的所在。

提到眼前社會價值的混淆，老先生顯得略略著急：「現在新潮派的觀念，只有男女，沒有夫婦；父母逃避當父母的責任，子女又不聽父母的管教，卻稱之為追求自我。民主、自由本是好事，但是內容不對，表現出來就差了，就像一齣戲，演員差勁，整個戲味道就不對了。」

人生不只民主、科學

他又強調說，政治並不是人生的全部，「你還有你的家；你做科學家，也不妨礙你做一個正常人，科學家也有太太，也有父子關係，這些都必須要有一個常道來安排，不是說不要就算了。科學、民主並不能安排你的家庭生活，這需要靠文化來解決。」在牟先生的觀念裡，儒家常道是維繫人間倫常的一個基石，那能輕易放棄做人的道理？

做人的道理其實很簡單，孟子所說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就是讓人民免於禽獸化（物化）的五倫之教。

牟先生指出，我們今天談文化建設，不只是田野考古、史蹟勘查、民間藝術，與所謂「文化資產」的保存與保管等事務層次的工作，而是要用這五倫之教來使人們從奢靡與暴戾的物化陷溺中脫身出來，回歸到做人的本位上，也就是古人所說的「復人道之正」。這個中國文化動原「終極關心」的問題，不僅是政府的責任，也是每一個中國人不得不認真思考的一個方向。

西學、佛學，歸於儒學

牟先生十五歲離開山東棲霞老家，廿一歲赴北大就讀哲學系，先是由西方哲學入門，後轉入熊十力先生門下研究佛理，終而歸入中國儒學，數十年來未曾改變其心志。其師熊十力先生在給友人的信中曾經提到「宗三出自北大，北大自有哲系以來，唯此一人為可造」，日後證明，牟先生與唐君毅、徐復觀等諸位「新儒家」的代表，無論在學術或人格風範上，都為中國文化的傳續工作，支撐了近達半個世紀。

政府遷台後，牟先生先後在師範大學、東海大學開課，後轉赴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任教；自新亞書院退休後，繼而回到台灣，講學於台灣大學、文化大學等諸校。在校開課的時數不多，但是聞風而至的外校學生卻不在少數。

他的家居生活極為簡單，除了講課、看戲、下棋、散步，其餘的時間，幾乎都讓給登門來聊天、談學問的學生。繞在他身邊的，有五十多歲已為人師的「老學生」，也有廿來歲正在研究所就讀的「小朋友」，大夥聚在一起，儼然是一幅祖孫三代圍爐話家常的情景。

話題雖然以學問為主，但卻非板起臉來說教，曾經有一位學生要去見老師，事先準備了一堆書，要向老師請教，如此煞費其事的態度，卻未得到先生成全，只跟他漫談常道；又有一回，大夥人各帶一本莊子，要請老師講「齊物論」，他卻認為談戲比較有趣，就引著大夥「入戲」了。

「大」而能「化」之的哲師

「老師重情調，他認為正正經經談學問，未必能談出什麼東西來」，牟先生的一位學生表示。

又有一位學生形容他是「大而化之」，身為哲學大師卻不為大師的形象所限，使學生願意去親近他。

居家、散步、赴宴，甚至到了機場，一襲素白唐式薄衫，就解決了他所有穿衣的問題；一般人刻板的印象，總認為學者的書房應該是滿室書香，他的書架上卻連自己寫的書都沒擺齊，零星幾本散在一旁，「逃難嘛！不帶這麼多書」，老先生的詼諧，卻透露出台港兩地講學、奔波，居無定所之感。

在隨同他散步的途中，他提到目前正積極籌劃的「哲學研究中心」，是他晚年為中國哲學培育人才的一個心願，只待基金籌募齊了，就返台定居，以台灣為根據地，向世界思想界爭取發言的機會，並為台灣的文化建設盡一份力量。

牟先生不期待掌聲，在哲學世界裡怡然自得，這是先生的本色。

望著他在夕陽餘暉下的五尺身驅，直覺地讓人聯想到，那份光熱彷彿是發自他的生命底處，雖然溫度不高，但卻很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