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五年前,林正盛逃離了麵包師傅的烘爐,投入電影的懷抱,一路由拍紀錄片,站上了柏林影展的世界舞台,榮獲最佳導演,在貧瘠的台灣電影工業中,開出獨具姿態的花朵。十多年來,他陸續完成三部紀錄片、六部劇情片,比同時期入行的新導演如陳玉勳、易智言的作品多了許多。為什麼非科班出身、當導演前少有實務經驗的林正盛能得到較多拍片機會?
當身材圓滾、皮膚黝黑,寒流來襲仍趿著涼鞋的林正盛出現時,怎麼看都覺得他像鄰家和藹可親的歐吉桑,而不像打扮雅痞的大導演。然而長相土味、極富喜感的林正盛不但是位多產的電影導演,還兼有演員、編劇、作家的多重身份。
去年六月完成新片《魯賓遜漂流記》、發表一本長達二十萬字的自傳式散文《未來,一直來一直來》,又得到圖書出版金鼎獎,二○○二年堪稱林正盛豐收的一年。

林正盛帶著柏林影展的銀熊獎回國,電影公司為他舉行慶賀記者會。
漂泊魯賓遜
《魯賓遜漂流記》得到新聞局一千萬元輔導金,中央電影公司又相對投資上千萬元,在景況欠佳的電影市場中,算是預算相當寬裕,這也是林正盛拍電影以來成本最大的一部作品。
在香煙、煙斗氣味雜陳的咖啡廳中,林正盛緩緩的說,新片除了成本高外,在畫面經營上也是多年來最講究、最細緻的,每天一開工,光是打燈就花掉兩、三小時,藉以呈現出一個都會中產階級的生活質感。
《魯賓遜漂流記》敘述一位把飯店當家的房屋銷售員,每天最快樂的事就是上網瀏覽拍賣小島的網站,用滑鼠與世界溝通;他不想結婚,又與四位女子有著牽扯不清的情愫,生活與感情都在漂泊。
「男主角的生活中沒有太重大的事,生活如列車軌道般有秩序,驚喜少、痛苦也少,正如一般都會人,」林正盛說,男主角的週遭朋友常對他說些聽完就可以忘記、「很輕」的小事,但累積起來卻變成沉重的負擔。台灣房地產垮了後,朋友一直要他到上海重新闖一番事業,但他猶豫著,反映出台灣社會某一族群的心理狀態。
《魯賓遜漂流記》還在等待最佳上片時機,林正盛又完成了新劇本,申請輔導金,然而只列入候補名單,但他仍不氣餒的努力尋覓投資者。「電影界的生態是,在還沒有定案前,一切都不能說得太明白,除了保護自己的案子,也要保護投資者,」他說。
儘管台灣電影圈長期低迷的情勢未見起色,林正盛卻有種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樂觀心態,因為再壞也就是這樣了。
「去年台灣電影圈讓我感覺有種企圖心竄起來,」他舉例說,蔡明亮、張作驥都親自「下海」宣傳他們的作品《你那邊幾點》和《美麗時光》,侯孝賢也在「台北之家」打造出一個有八十八個座位的「光點台北」小型放映室,讓短片、紀錄片終於有個能和觀眾溝通的放映管道。

帶有半自傳色彩的作品《春花夢露》,有林正盛童年的農村記憶。
放浪人生
近幾年,台灣電影產量一直不多,去年只有二十一部,不少新導演遭遇的境況都是,「完成了第一部作品,久久難見下一部作品」。但這幾年林正盛幾乎每一年都有電影拍,他的好運為他的電影路增添了些許傳奇色彩與話題。
一般來說,台灣導演走上電影一途有兩種模式,一是在片場學習實務經驗,一是電影科系畢業。林正盛既沒有拍片經驗,也不是科班出身,一位來自台東鄉下的少年仔,經歷什麼樣的艱辛過程,能在十多年後揚名國際影壇?
一九五九年,林正盛出生在台東關山,國中畢業後,由於父親希望他讀高工或高職,學得一技之長,但他一心想考高中、念大學,兩相衝突之下,結果他高工、高中都沒考,反倒憤而離家出走,來到台北。晃蕩一陣子,眼見山窮水盡,有一天他看到一家麵包店門口貼著徵學徒的紅紙條,他鼓起勇氣推門進去,這一進門,就是十三年的烘麵包歲月。
當兵回來後,不想做麵包了,但又找不到其他工作,只好繼續做麵包,但不甘心一輩子就在油膩的麵粉、火熱的烤爐旁過一生,每一個工作都做不久,獨來獨往的穿梭在台北各大賓館間,生活荒唐。沒錢時就向父親要,漸漸的,父親不再任他揮霍,他開始偷父親的存摺、印章。為了救回這個放浪形骸的兒子,父親親自報警,林正盛因此在看守所度過四個月的鐵窗歲月。出獄後,他認命地決定未來就以做麵包為業了。
直到有一天,他在西門町的戲院外看到一張編導班的招生簡章,彷彿命運之神的召喚,他又辭去麵包店的工作,報名、上課,從此與電影結下不解之緣。

新片《魯賓遜漂流記》,由戴立忍飾演一名以飯店為家的房屋銷售員,不斷在生活與感情上尋找歸宿。
電影救了我兒子
林正盛在生命的最低潮投入電影懷抱。在編導班看電影、評論電影、學習拍電影的上課日子,讓他找到人生旅途的伴侶--柯淑卿,也徹底改變了他。
結婚之後,林正盛專心寫劇本,他也和父親越來越有話說,有時父親會來到林正盛新店的住處拿幾本書回去看,「有天下午,父親突然有感而發的對我說:『想不到電影會救我兒子一條命,讓他活過來,像個人!』我永遠記得那個下午父親的心情,是一種對兒子放心了的舒服。」
林正盛寫過堆起來和自己一般高的劇本,他曾連續三年參加新聞局優良劇本獎徵選都「槓龜」,倒是柯淑卿的《高山上的熱氣球》,一出手就得到優良劇本獎。
在這同時,他們知道侯孝賢的《悲情城市》快要開拍,由於崇拜侯孝賢,雙雙毛遂自薦希望能跟片,被允諾攝影助理和服裝助理兩個職務,可是電影開拍的日期一延再延,兩人只好一邊等待影片開拍,一邊到梨山租下一塊果園。想不到在梨山辛苦了一年,最後竟然賠了六十萬,賣不出去的蘋果只能做成水果酒。後來他們想把蒸酒的過程紀錄下來,就用剩餘的錢買了部簡單的攝影機,林正盛也就玩起了紀錄片。
一九九○年,他以梨山果農生活為背景,拍了《老周老汪阿海和他的四個工人》的紀錄片,贏得中時晚報電影獎非商業類的最佳影片。一九九一年他拍了《美麗在唱歌》,紀錄一位鄰家愛唱歌的女孩,度過百無聊賴的青春期;九二年他又回到梨山,拍下《阿豐阿燕的孔雀地》,連續三年他成為同一項影展的常勝軍。
一九九三年,新聞局電影年活動對外徵選劇情短片,林正盛以家族故事《傳家寶》得到拍片機會。
大著膽兒向前走
循著一般新導演寫劇本、申請電影輔導金的路徑,一九九五年林正盛以《春花夢露》實現他的導演夢。
不過,在該年輔導金尚未公布前,林正盛卻意外地先當了演員。他是電影《熱帶魚》裡憨厚傻氣的綁匪,綁來的小人質快要高中聯考了,綁匪竟費心地為他張羅書本,要他用功讀書;爾後他又出現在《太平天國》中,飾演五十年代美軍協防台灣期間,鄉下村民心目中唯一的「讀書人」,夾在村民和美軍之間,左右為難。
雖然幾位導演都視林正盛為「台灣莊稼人」的最佳人選,但林正盛很清楚,他的演員生涯只是過客,拍電影才是他的夢想。
林正盛的第一部作品《春花夢露》訴說的是舊時代農村家庭的悲喜,年輕的父親在心愛妻子病故後,傷心離家,留下一雙兒女給年邁母親,這部初試導演功力的作品就拿下東京影展「青年導演銀櫻花獎」;一九九七年的劇情片《美麗在唱歌》,是之前紀錄片的延伸,說的是兩位電影女性售票員擠在票亭內滋生的曖昧情愫,兩位女主角劉若英、曾靜同時登上東京影展影后寶座,成為該年電影界的大新聞;一九九八年《放浪》一片敘述一對姊弟年輕時的墮落、不倫關係;一九九九年的《天馬茶房》,將電影時空設定在台灣光復前二年的日據殖民時代,一間位於台北大稻埕、名為「天馬茶房」的咖啡店,店中聚集了當時台灣思想先進、充滿理想抱負的藝文人士,他們暢談抱負、評論政局的時代悲喜劇。
二○○○年,《愛你愛我》將林正盛的電影創作路推上高峰,得到柏林影展最佳導演獎。
「林正盛一直讓我有『只見佳句、未見佳構』的印象,個人風格仍處在朦朧狀態,《放浪》並沒有太多的改變,雖然這是他到目前為止運用最多隱喻與象徵的作品,但糾結的低調氣勢,讓整個電影的節奏仍有舒展不開的鬱悶,」影評人聞天祥表示,直到《愛你愛我》,當片頭李心潔和張震在捷運站前的空地。對著水泥叢林大聲尖叫,不顧雨水打在身上,而攝影機繞著這對年輕身軀作三百六十度的旋轉運動,精彩的場面調度,凸顯了林正盛導技的突破。
未來,一直來
「若以虛榮來看,柏林影展最佳導演確實是一個榮耀,但我也當過評審,知道這只是幾位評審主觀下的結果,開心完也就過了,」林正盛說。
事實上,從林正盛拍第一部電影開始,不少人就有「他的運氣真好」的印象。
對於這樣的看法,林正盛說,「運氣其實是一種造化弔詭所攤派下來的人生際遇。」當初他只是單純的想拍電影,拍完第二部電影後,也有不知道下一部電影在哪裡的困惑,誰知日本NHK就表示願意投資,之後焦雄屏的吉光電影公司有個台北、北京、香港三個城市的企畫構想,只告訴他檳榔西施的題材很有趣,他就動手拍,直到作品完成後的發展,都不是導演能掌握的。
「我的幸運在幾乎沒有做白工,每一個故事寫完就能拍,」林正盛說,但他很瞭解世事運作的法則,想有收穫一定得耕耘,但耕耘不一定就有收穫。林正盛自認,比他努力的人很多,比他有才氣的人更多。他相信每個人都有個守護神,也就是西方人說的天使,他只能說,「我的守護神很認真的看守著我,祂沒有偷懶。」
林正盛以「未來不可知」的心態面對他的電影創作,對他幽微、深沈的青春歲月,他則以一種「叨叨絮絮,自戀又親切」的筆法,詳盡書寫在《未來,一直來一直來》一書中。
「台灣有句俗語說,矮人多恨(矮的人容易記恨),小時候覺得自己受了很多委屈,長大後,恨雖已淡化,但從寫書過程中才知道自己的年輕生命是這樣過的,」他說。
在張力中互相看見
在這本自傳散文中,林正盛並沒有談到他的電影創作過程,但從這些過往生命經歷的描述,對照林正盛從《春花夢露》到《愛你愛我》的五部電影,觀眾或讀者可以更清楚發現,林正盛從對自己「青春」的依戀,延伸到對親人、工作夥伴的「青春」的著迷,然後再一一轉化到自己的創作中。於是,每一個角色投射的原型,也就呼之欲出了。
「台灣導演自個兒寫傳記的不多,相較於林正盛過往的作品。總因為不同原因留下的缺點或遺憾,《未來,一直來一直來》反而是他至今最迷人的一部『作品』,」影評人王廷煇說,這本書個性鮮明,流暢動人。
有趣的是,同一時間,柯淑卿也寫下了自己的回憶《一隻蝴蝶飛過》。不同於《未來,一直來一直來》是一個導演形成前的故事,《一隻蝴蝶飛過》的焦點放在一個原本有潛力成為導演的人,但成為林正盛太太後,被迫退讓為導演背後女人的故事。
「攝影機是我要買的,記錄工寮是我要拍的,結果上山後林正盛就霸著攝影機不放。」柯淑卿在書中寫道,兩人合拍了一年,累積了七十幾卷錄影帶,等到要剪輯時,問題就來了,由誰操刀?由誰主導?結果是柯淑卿妥協,由林正盛剪輯完成。
一九九六年拍電影《美麗在唱歌》時,兩人又為了「雙導演」的問題關係緊繃。原本決定採用雙導演制,結果在中影的開鏡記者會上,同時有三部電影開拍,現場擺了三張導演椅,林正盛和柯淑卿同時搶著要坐《美麗要唱歌》那一張導演椅,林正盛硬是比她快上一步。柯淑卿慢了這一步後,似乎一退不可收拾,最後導演當然就只有林正盛一人了。
尤其當發現林正盛幾乎功成名就,自己的資歷卻幾乎一片空白時,柯淑卿決定不再退讓。《一隻蝴蝶飛過》帶點怨懟的筆法,敘述原本美好的兩人世界,因著電影這個「第三者」而有了變化與危機。
電影人生
不論電影帶給林正盛的是好是壞,電影已經改變了他的人生。
即使完成六部電影,林正盛仍不認為自己很能適應電影圈。尤其每逢電影宣傳時,最怕記者問:拍片過程什麼最有趣?「他們想寫些花絮,但我卻不知道要講那件事,拍電影中有一堆事情在流動,」他說。
記得有一次,記者問他,為什麼處理女性角色特別好?「我知道自己不想認真的回答,就說:我是男生,男生當然愛女生。」爾後才警覺到自己已經「世故了」,不過也因為世故,所以會站在他人立場著想,「世故變成一種包容。」
「走上創作之路,就得面對未來的不可知。我永遠在想,自己最後一部電影是不是已經拍完了?除了因此會珍惜每一次拍電影的機會外,萬一真的沒有電影可拍,也不會太難過,」他說,去年讓他最高興的事,就是出了書,讓自己瞭解,除了電影,還有文學創作,也許再過幾年,他會變成幫其他導演鼓掌的觀眾。
從年輕的放浪,到中年轉化出對人生醇厚、幽默而敏銳的感受,電影讓林正盛重新整理他的生命,他坦然面對過去,也坦然迎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