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族」日據才出現
對「原住民是誰」這個議題,日據時代已形成了客觀的標準。日人以語言的共通性、體質的異同、社會組織(如卑南、阿美是母系社會、有年齡階級制;魯凱、排灣是貴族社會等)、祖靈和矮靈不同宗教祭儀等標準,進行族群識別,台灣原住民的「九族」分類於是出現。這種分類對原住民的主體觀有很大影響,使得原住民第一次、並逐漸形成超越部落的族群認同,例如我媽媽到中年以後都還不能接受自己是卑南人(puyuma),認為自己是「pinaseki」(賓朗部落)人;此時期日人也將原住民統稱為「高砂族」,使原住民被迫出現超越族群的泛原住民意識,第一次經驗到我族和他族的差異。
一九三○年的「皇民化」政策,原住民也第一次經驗到國家意識,這是後來南太平洋戰爭中,原住民效忠天皇意識的濫觴。可惜在日本人整體的操作下,台灣居民分成上中下三個階層,原住民位居最下層,此時期的族群認同,終究是一種屈辱的經驗。
國民政府來台後,對原住民的政策採取「同胞化」,好處是大家都一樣,缺點是忽略了內部的差異性。影響最大的就是把原住民名字全然漢化,日本時代也有此項政策,但不硬性規定,容許二套姓名。原住民的命名法則背後有其宇宙觀和價值體系,名字漢化是對原住民文化的嚴重割裂。
例如蘭嶼人的名字一生原本要改三次,著名作家夏曼•藍波安在沒結婚前叫做「施•努來」,「施」表示未婚狀態;結婚生子後要從子姓,叫「夏曼•藍波安」,「夏曼」表示有兒子的身分;有了孫子則要再改成「夏本•藍波安」;假如兒子去世,必須改回以前的名字,是種恥辱,名字反映的是他們對子嗣的重視。就像漢族的宗法制度,以父系姓氏為中心,強調「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若姓氏不在,制度也就瓦解了。
正名運動
歷史推進到民國七十年代,在本土化的時代氛圍中,「原住民是誰」這個議題,第一次以原住民的主體發聲。此時,受過完整漢語教育、能夠純熟操控文字的年輕一代原住民,成立「原住民權利促進會(原權會)」,提倡正名、還我姓氏、還我母語、還我土地等等運動,為自己爭取文化、歷史的發聲地位。
特別是「正名運動」,原權會在民國七十三年提出將山胞改稱「原住民」(其實「山地人」這個名字原無不妥,但一來已不能反映現實,二則因為在不同時空環境下,「山地人」已被污名化),卻因執政當局和學界反對而歷經波折,直到民國八十三年才立法通過。
原住民主體意識勃興後,下一步又該怎麼走?
我生長在不敢承認自己是原住民的年代,記得當年台大畢業時,一個泰雅族同學眼見其他同學的家人們都來參加畢業典禮,她卻不敢邀請家人來參與原本該是光耀門楣的這個時刻,只因為他們族人臉上黥面的記號。
我的上一輩則長年生活在屈辱當中,看到老人家出外買火車票時的眼神,讓人難受;即便在家中看電視,也充滿聽不懂、看不懂字的孤寂,彷彿他們的存在與這個世界毫不相干。我的下一輩,到了八十年代,雖然很願意表達自己的原住民身分,卻不知道原住民是什麼,已經變成失落文化內涵的空心人,這是現在原住民要面對的嚴肅課題。
八○年代才「入憲」
原住民運動經過民國八十到九十年代以來的碰撞,已經建構出一些新的內容,應該也就是原住民未來發展的方向。首先是原住民法政方面的存在:以前有關於原住民的法令,僅限於行政命令,全台四十萬原住民事務由省政府民政廳第四科掌管。八十年修憲後,憲法內開始有原住民的存在,原住民土地、經濟、教育等各項權益,在法令上終於有所依據。
民國八十五年行政院成立原住民委員會,北高二市亦成立原住民事務委員會,開始有專屬預算編列;隨後幾年,原住民教育法、身分法、姓氏條例、工作權保障法等多種法案陸續通過。唯有在法律政治的保障下,原住民議題才可能長久發展。
第二個是原住民文化的存在,這包含的面向很大。首先是原住民文學的確立,目前台灣約有三十多位成熟的原住民文學創作者、出版了一百多本書,近期即將出版的四卷本原住民文學選集可一窺全貌;大學校園開辦原住民文學的課程也是一項指標。文學可討論的問題很多──人與宇宙、與自然的對應關係等等,文學本身就是在宣洩主體性,因此原住民文學的重要性並不下於學術論文。
此外,原住民在雕刻、刺繡、琉璃珠等手工藝的創作上,十分具有潛力,雖然市場還不穩定,但台灣未來進入後工業時代,欲發展休閒產業,要提昇生活品質,將台灣建設成更適於居住的環境,原住民文化應可提供未來生活方式上更多新的想像。原住民音樂強大的爆發力、感染力也極有發展空間;影像方面,近年來阿美影展、公共電視記者的培訓,都有不錯的成果,提供社會大眾從不同的角度了解台灣。這些原住民文化的發展,目前雖然都還處於歪歪斜斜的狀態,但仍具有相當的活力。
第三項是原住民學術的存在。十年來原住民學術的研究,已經脫離人類學的範疇,朝各領域發展,累積了學術論文上千篇,「原住民學」已有學術基礎。東華大學已成立了原住民民族學院,目前有兩系兩所,未來還要新增兩系及博士班,二十多公頃的院址建地,將培養一年三百位、十年三千位原住民學的專業人才,這是以後原住民發展希望之所繫。
期待原民社區意識的建構
第四項是原住民社會經濟的存在,這亦是最脆弱的一環。前陣子,一位留德朋友回到台灣後有感而發的說,這幾年台灣原住民運動似乎發展得十分勃興,但當他回到七、八年前作田野調查的部落時卻發現:老人仍是寂寞的、青少年仍是學業中輟、部落仍然空洞,「你們沒有注意到這個落差嗎?」他問。
我其實深有同感,原住民部落的復振,如何配合社區總體營造而向前推進,還有許多問題要解決,政府、學者只能扮演協助角色,最終仍要靠原住民社區意識的建構,而目前存在許多資源整合不足的隱憂。原住民經濟能力不足的問題也仍存在,許多原住民拿到了創業貸款,因為不善運用,反而成為更巨大負債的開始。這些社會經濟的問題,確是原住民未來面臨的嚴苛挑戰。
今天從台灣歷史的反省出發,再追溯「原住民是誰」的問題、進而試著帶領大家進入原住民的主體心靈世界──其中的游移、矛盾與憂傷。其實,若對原住民主體世界掌握的愈好,就愈能夠以更細緻的、「人」的角度面對原住民議題。原住民議題可以說是讓台灣文化更優質的試金石,而如何處理原住民議題,將顯示台灣社會的文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