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遊行就全圍起來
國民政府遷台以後,為了鞏固政權,也以總督府(即總統府)為中心,畫了一個軍事管制區,是由中華路、愛國西路、中山南路、常德街、公園路、襄陽路、懷寧街及衡陽路所切割出來的範圍(此為一九八七解嚴以前所訂的區域,由於其較能完整涵蓋日據時期的政治重心,故沿用舊規定),也就是一旦有遊行就會被圍起來的地區。有趣的是,國民政府在此區內幾乎沒有更動任何建築,甚至在機能方面也大多繼續沿用。因此,要了解博愛特區各建築之間的空間關係,我們必須回溯到一百年前的日據時代。
現在的中華路、愛國西路、中山南路及忠孝西路,在一八八四年是剛剛落成、保衛台北城的城牆,在清廷巡撫劉銘傳的建設下,大約在一八九一年整個城內設施趨於完備。這時為了鞏固基隆、淡水的海防,台北城的重心是在北邊的台北府衙(今開封街與漢口街之間)與以商業為主的石坊街(今衡陽路),府衙鄰近的道路如
府前、府直街等,都以其和府衙的相對位置為名;而石坊街以南除了少數公共建築及私人土地以外,都是大片稻田。
先收再造
台北城成型後五年,就落入日本人的統治,在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年間,因為政權尚未穩固,及土地所有權的問題,他們並沒有進行建設,只接收原有屬於清朝官方的土地,以軍事用途為最高考量。
例如台北府衙由砲兵隊駐守,布政使司衙門權充臨時總督府(位於今中山堂),城內東北角的考棚成為兵營,而文廟被改作醫院(今北一女)等。
一九○○年以後,日人開始進行台北城的改造,首先拆除四面城牆。根據中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黃俊銘的看法,是因為每修築一條新的道路,到了城門就得挖一個出口,耗時耗工,不如全部拆除,把這些石材用作將來興建公共建築的材料。這
些來自大直山北勢湖的灰色石材,現在還可以在台大醫院圍牆及濟南教會等處看得到。
華梵人文科技學院建築系系主任徐裕健認為,日人一開始並沒有一個很完整的藍圖去建構台北城,因為第一次都市計畫公告的時間是一九二八年,而一九○五年的台北城內外市區計畫,是將原先的城牆遺址闢成三線大馬路,植上樟、楓等樹做綠帶,以及對舊有街屋的改建,談不上是規劃,充其量只是一個以市容景觀為著眼點的「市區改正」計畫。
殖民者的展示櫥窗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日本政府很清楚他們要蓋公園、總督官邸,以及積極尋找總督府的預定地」,黃俊銘表示。理由正如徐裕健所說,「要將台北城當作炫耀統治者殖民政績的現代化展示櫥窗。」
為了避免收購私人土地的麻煩,日本人選定當時尚屬荒涼的東門附近公有地作為根據地。
於是,一九○一年,總督官邸完工(今台北賓館),面積及裝飾都極盡奢華之
能事;日本技師仿造巴洛克式彰顯君主權威的空間設計,將原先直通東門的東門街拓寬,並沿東門作圓環道路,以方便平時馬車及閱兵時的軍隊通行,據說這條路經常是黃沙滾滾、車行轆轆,景象非常壯觀。
同時,為了彰顯總督無上權威,總督府的預定地硬是選定在私人的林氏家廟及陳氏家廟,因為他們位於大道的末端,在建築語法上,這種建築會因此而被襯托得更雄偉;而總督府前廣場的設計,自然也是為了閱兵方便,並兼具嚇阻殖民地人民的功效。
雖然日本當局並沒有限制人民進入總督府及在附近活動,但卻規定要穿鞋,不可以著三分褲及說台語,無異是以另一種變相的方式管制台民的出入。
萬人齊呼
這條今日稱為介壽路的大道,當時路旁可是密佈高級官舍的官廳街。日本政府把官員按職等分配宿舍,如果是單身來台者,常有違規私自娶「灣妻」(台灣妻子
)的現象,這些宿舍都是傳統式木造建築,光復後已遭拆除。
至於公園的用途,就更顯示出日本人要建立優越文化的企圖。他們將原先台北城的信仰中心天后宮拆除,改建「兒玉.後藤紀念館」,彰顯第四任台灣總督和當時實際掌政的民政局長官的政績;露天音樂台成日演奏西洋古典音樂;各種慶典也多半在此舉行,最著名的莫過於萬國博覽會了。據說當時皇族及皇太子到台灣巡視時,新公園的萬人歡呼大會,盛況絕對不輸給光復以後每年的國慶大典。
台灣總督須直接向天皇負責,因此整個行政體制有如海外小小的中央政府。一八九六年四月,日本政府開始制定官制,由以後每隔兩年就修改一次的情況,就可看出為因應殖民地日益龐雜的事務,整個官僚體制正急速膨脹,如何為他們另尋空間,就成為殖民政府一個迫切的問題。
權力與距離成反比
於是在總督府以西,便成為當時高級官廳的聚集處,陸續興建如負責營建的土木局(其統轄的營繕課,正是區內各建築的設計者)、原為博物館的台北電話局、
台灣電力公司等等。掌管殖民地經濟的台灣銀行,及安定全台治安的高等法院,則豎立在總督府的兩旁。至此整個今日「博愛特區」的空間設置,已告成型。
如果從空間與權力的關係來看這塊區域,也可以解讀出一些象徵意義。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班學生江博煒認為,大致說來,與總督府越靠近的建築,通常與總督的權力關係也就越直接。
例如分據總督府兩側的台灣銀行及高等法院,象徵的是日本人統治台灣的兩把利器。他們想學西方的三權分立,但是殖民地不需要立法權,故一手扶植台灣銀行大量放款給日本大企業,攫取台灣米、糖等主要資源;另一手掌控司法,豢養警察監視人民。二者同總督府都背淡水河而面向東方,一方面打破漢人不能背河的風水禁忌,另一方面朝東也象徵景仰日本帝國的繁榮強盛。
此外,台北公園(今新公園)之所以如此靠近總督府,是為了就近讓總督欣賞統治的成果;而原先被改成醫院的國語學校(今北一女),雖然學生是在台的日本女子,教的也是社教禮儀及家事,卻也大力灌輸她們的丈夫是台灣統治者的觀念,從內到外層層鞏固日本人的權威地位。
手法同出一轍
如果把時間的軸線再拉長,來比較光復以後國民政府對這個區域的使用,似乎也可以追尋到歷史的一些蛛絲馬跡。由於時空的轉換,原有博愛特區的空間雖然沒有太大的改變,但是隨著使用者的不同,空間的歷史仍然不斷改寫。
一九四九年中央政府遷台以後,仍然以台灣銀行代理中央銀行的業務,把當時台銀發行的地區幣改為新台幣,視同國幣。中央銀行秘書處處長張省伍回憶道,當時政府以為在不久的將來就可以反攻大陸,因此並未立即讓中央銀行在台復業,因此許多如外匯簽證、國庫及印行鈔票等國家銀行的專屬業務,都暫由台銀代理,台銀也就繼續維持在日據時的重要地位。
直至民國五十一年央行復業以後,台銀的重要性才慢慢降低;但由於央行無法在博愛特區內覓得地點,只好在羅斯福路一段附近原為國民黨和公賣局的土地再建根基。台銀與央行的權力消長,與所在位置的空間關係,的確耐人尋味。
而在日據時重要性僅次於總督府的總督官邸,光復後改為台北賓館,成為接待國賓的門面。曾幾何時,隨著圓山飯店的落成,其作為國家門面的重要性亦逐漸被取而代之。
專賣局(今公賣局)在日據時代掌管所有台灣重要資源的專賣權,然而因為其
性質屬於執行單位,並沒有靠近總督府所在的權力核心。不過現在又因位處現任總統官邸的旁邊,再度受到嚴密的保護;而近來我國醞釀進入關貿總協,屆時公賣局菸、酒獨賣的情況將被打破,使得它的存廢再度受到眾人的矚目。
基本上,光復後的博愛特區,作為統治象徵的意義仍然存在,從種種不成文規定就可見一斑。
例如博愛特區雖准許民眾往來,但在便衣的注視下,大家自然會整肅心情,不敢高聲喧譁及逗留,更別說一群人列隊前進了(除了每天升降旗的樂儀隊可以例外)。介壽路也只有在國慶前後及元旦才能以雙腳及相機親近,平時則是汽車的天下。
矮別人一層
另一個規定是限制鄰近建築物的高度。作為威權統治象徵的總統府,其中有一點表現在建築上,就是它的高度不容超越,因此在國民政府遷台以後,此區便有限建的規定。任何新增建築都不可以比總統府高,即使鄰近此區的建築,也多半遵守這個默契,且對於任何可直接注視總統府的建築門窗,也有特殊規定。
民國八十年完工的最高法院,雖然是八層樓,但其實只有一般建築物的七樓高,就是因為此區限高二十四公尺,因此每層樓在設計時都經過壓縮,矮了一些。
不過,這個鐵律現在似乎只有在區內有約制力,對緊臨特區外建築已經鞭長莫及。
台大醫院位於博愛特區的「厝邊」,甫一建成,就拼過總統府的高度,而且朝西開了許多窗戶;不過據說院方都會以一些技術性理由為藉口,拉上窗簾,或將窗戶顏色加深,甚至有些窗戶根本是打不開的。
另外,同在博愛特區附近,一九九三年由私人財團投資興建、五十多層的新光三越摩天大樓,儼然也已經成為台北市的新地標;而興建中的中央黨部大樓位置正在總統府對面的東門外,博愛特區已逐漸「淪陷」在現代大樓的水泥叢林堣F。
中央研究院社會人文研究所研究員張炎憲認為,從這個現象,大概可以引用說明總統府的威權形象已經開始模糊。因為在過去,一方面民間沒有足夠的資本興建大樓,另一方面即使有能力,有關當局可能也不會同意;現在整個台灣社會民間的力量似乎已經逐漸抬頭(特別是經濟),而不再是事事以政治掛帥了。
〔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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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特區的範圍,位於日擄時代台北「城內」的南半部,從那時起就一直是統治全台的權力核心所在。(南天書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