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被認為是所謂「省籍情結」的最大糾葛,但花蓮名醫世家張七郎父子三人,在事件後期遭難冤死後,張氏家族中卻一共出現兩位外省籍媳婦,與一位外省女婿。他們這家人如何看待那段歷史的傷痛?
辛啟明,民國四十三年出生於台南,父親是山東人,母親東北人,父母在民國卅八年來台,定居台南新營。

張七郎(右一)與詹金枝(左一)一共育有五子二女,長子宗仁(右二)、三子果仁(右四)與其父在「二二八事件」期間遭殺害。圖為張七郎的珍貴全家福照片。(邱瑞金)
恩?怨?情?仇?
「我以前從來不知道什麼二二八,只是一直覺得奇怪,為什麼有些台灣人那麼討厭外省人,覺得自己好無辜」,辛啟明說,倒不是自己遭遇到多大的歧視,但是小時候住在向來保守的台南,台灣人一聽到「外省人」,臉色總是要差一些;許多人的擇偶條件老要加一條「不能是外省人」,這讓她對外省人在台灣為什麼那麼「顧人怨」百思不解。她的疑問竟然在姻緣路上得到答案。
民國七十年,辛啟明還在文化大學就讀研究所,外型清麗、生性又聰慧的她,當然不乏追求者,緣分最後卻落在由老師介紹的對象——花蓮鳳林人張至滿身上。
「我們才交往了八個月就準備結婚」,辛啟明記得她初見到張至滿時,覺得他很斯文,對他就有相當的好感,「張至滿當時雖然是文化大學體育系系主任,不過他還是經常『不顧身分』,在宿舍樓下站崗等我」,她一本正經地說。

張七郎遇難後,遺孀詹金枝(圖中)帶著一群孤兒寡母艱苦地過活。(張玉蟬提供)(張玉蟬提供)
民國七十年在張家……
兩人有意結婚後,辛啟明時任台南縣稅捐處法務室主任的父親對這位獨生寶貝女兒說:「女兒呀!你既然決定要嫁這個人,那麼先告訴我他家住那兒,我幫你去查查這家人的背景。」父親透過在花蓮的朋友打聽鳳林張家的情況後,堅定地告訴女兒:「這人家世清白,是書香門第,可以嫁。」
得到父親允諾、決定訂婚前,在未來夫婿帶領下,辛啟明首次來到位於鳳林張家世居的太古巢農園。
進入農園,張至滿帶著辛啟明來到一座墳前,墓不算太大,十來坪左右,全用灰色的石板、水泥砌成,墓碑上刻著:「張七郎宗仁果仁父子遭難之墓,主後一九四七年,民國卅六年四月四日夜屈死」;兩旁的對聯則是:「兩個小兒為伴侶,滿腔熱血灑郊原」。辛啟明見到那墓,直覺其中必有極大冤情。張至滿就在墓前告訴她有關他們家上兩代所遭遇的故事……。

民國三十五年,張七郎(左五後排帶眼鏡者)以台灣省制憲國大代表的身分赴南京參加制憲會議。圖為來自台灣的國大代表合影於蔣公南京官邸之前。(張玉蟬提供)(張玉蟬提供)
民國卅六年在張家……
民國卅六年四月四日深夜十一時,花蓮正下著大雨,位於鳳林鎮郊野的鳳林公墓傳來六聲槍響,傾盆大雨並未稍掩槍聲,卻因它伴隨大雨而來,反而更顯淒厲。
槍聲、雨聲傳到詹金枝的耳朵裡,使她倍感無助,因為她的夫婿花蓮名醫張七郎,和次子依仁早些被一群荷槍的軍人從家中帶走,至今情況不明。
另外,在鳳林鎮上家中所開設診所等待先生的葉蘊玉和張玉蟬的心情,也和婆婆詹金枝一樣焦慮。因為她們的先生,也就是張七郎的長子宗仁,與三子果仁也在當夜裡先後被當地駐軍帶走。在下落不明的情況下,槍聲傳來,不由得要讓人往壞處想。
「我與三嬸痛哭流涕,默默地對坐好長一段時間,雖都未出一言,但相互都了解此時此刻心中所想所念……」,葉蘊玉在「二二八事件回憶錄」中記錄了當時的心情。
他們不願意相信的事終究還是成真了。一夜無眠的張家次日在一位軍人告知下,知道張氏父子可能已遇難。當天下午,一家大小在張七郎妻子詹金枝帶領下,在鳳林公墓一角,找到了前一天還鮮活地從家裡出門,此刻卻變成三具冰冷屍體的張七郎、張宗仁、張果仁父子三人。他們分別被反綁,淺埋在兩個土坑中,身上各有兩個槍傷洞口,原來在身上的衣物都不見了,只餘內衣褲蔽體。

張七郎(圖中)一生經歷了滿清、日本、中華民國等時代。圖為張七郎在「滿洲國」時期到東北遊歷時,與朋友的合影。(張玉蟬提供)(張玉蟬提供)
星火燎原「二二八」
張至滿用平靜的口吻說完故事,辛啟明終於明白張至滿就是故事主角之一張果仁的獨生子,只不過是從未被父親擁抱的遺腹子。
民國卅六年,因緝查私菸不當,所引發的全台大規模暴亂事件,人民生命、財產損失無數,一般稱為「二二八事件」。
當年「二二八事件」燎原全省,事件發生初期,政府或基於「平亂」的理由,派出軍隊鎮壓。期間軍、民都有傷亡發生,但至事件後期,暴亂漸漸平息,許多台籍精英分子卻紛紛以各種理由被捕並遭殺害,花蓮張家父子三口就是其中一例。他們在西部動亂漸趨平靜後,反而在事件期間未曾被波及的東部被槍斃,而其遭處死的理由是「背叛黨國,組織暗殺團」。
「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雖然因緝菸而起,但其遠因卻早在台灣光復之初便種下,事件發生時距台灣光復後只有兩年,當時台灣本地人與才由大陸來台不久的所謂「外省人」,無論在生活習慣、背景上有著諸多隔閡,再加上當時政、經制度多未上軌道,於是相處原本就偶有摩擦,再發生不幸的流血衝突事件,兩個新初融合族群的裂痕愈生擴大、猜忌日深,甚至連想互結秦晉之好,都會有莫名的各種壓力阻擾。

張七郎是個嚴謹的讀書人,藏書無數,更經常將一些治病的心得、要領寫下裝訂成冊。圖為張家後人所整理張七郎藏書的一部分:左上為其手書「仁為己任」墨蹟。(邱瑞金)
我們相遇,我們猜忌
辛啟明就記得,以前在台南認識的一些本地同學家庭,很多就不願與外省人通婚,「又不是嫁不出去」這種說法聽到太多次了。相對的,當年部分外省人家也不願與本地人論及婚嫁,許多人認為很快就要回大陸,落地生根的打算可能帶來不便。
「二二八」之後,互相不信任感更深。世居鳳林現年六十一歲的邱雲國先生回憶「二二八事件」後的鳳林景況,他說,光復後,政府雖然不再沿用一些日據時代戶政措施,像是規定每戶門口除住址門牌外,還要掛上戶長姓名的木牌規定便不再使用,然而一般台灣家庭住家光復後還是習慣將戶長名牌掛在門口,不過「二二八」一發生,大家就紛紛取下名牌,以免家人被事件波及。

新的一代在長輩們仁厚的教導下,走出歷史陰影,健康寬厚地成長。圖為張玉蟬活潑逗人的孫子及孫女。(邱瑞金)
驚惶失措的新娘
辛啟明聽完未來夫婿口述張家的故事後,感到極大的震驚,這那是她一個外省小孩聽過的事。更何況在民國七十年,正是中美斷交甫三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兩年後的政治敏感時期,家中父母雖從未灌輸她任何「政治意識」,但自小模模糊糊似乎有和「二二八有關的都是壞人」刻板印象的辛啟明,當時的驚惶是可以想像的。
聽完故事,辛啟明立刻打電話回家,急忙告訴父親張家是「二二八」受難家屬的事,想不到父親的回答竟是:「我早知道了。」她追問父親為什麼不早告訴她,得到的答案是:「他們家是被冤枉的,告訴你做什麼,我不希望在結婚前影響你的心情。」
帶著對「二二八」這段歷史傷痕的新認識,辛啟明還是嫁給了張至滿。進入張家後,她感受到張家詩禮傳家的家風,更堅定了她「沒嫁錯人」的信念。

張家是很虔誠的基督教徒,家中遭變,信仰不僅給他們活下去的力量,更讓他們相信只有用愛才能化解仇怨。(邱瑞金)
夢堛漪麗祖國
在日據時代,鳳林張家的張七郎自幼即在家中學習漢字、讀古書,十餘歲渡海前往廈門學漢文約三年,受中國文化影響甚深。當時許多人競以著和服為時尚,但及長在鳳林開業行醫的張七郎,卻經常身著唐裝或西裝,就是從未穿過和服或木屐,以明其反對帝國殖民,時刻不忘自己是為中國人的心志。此外張七郎懸壺濟世,視救人為己任,有錢人來醫院看病也治,沒錢的更是大開義診之門。張醫師因此,不僅贏得鳳林當地人士的敬重,連日本人也要敬他三分,不敢隨便找他麻煩。
為了尋根,張七郎鼓勵兒女前往大陸,他三個兒子,先後於日本完成醫學教育後,都前往大陸東北行醫。而台灣甫光復,他又急急要子孫返台,做一個可以在自己故鄉抬頭挺胸的中國人。
台灣光復後,張七郎先後當選花蓮縣參議員、台灣省制憲國大代表等公職,矢志貢獻心力,報效自幼夢裡的祖國;只是他萬萬想不到不正常大環境後來竟造成張家最大的遺憾。

在許多人協助下,張家後人積極地爭取為先人平反的機會。張宗仁遺孀葉蘊玉看著先生、小叔及公公的死亡證明文件上寫著「背叛黨國,組織暗殺團」罪名時痛心地說那真是「莫須有」的罪名。(邱瑞金)
那對可敬的「外省人」
回顧自己進張家門前後,辛啟明有著很大的轉變,「說實在的,要是在和先生交往之前就知道他和『二二八』有關的話,我還真不敢嫁。」
辛啟明說在她的婚姻裡,如果沒有因無知而做錯抉擇,最要感謝父親明理,和對自己慌亂的疏導,讓她有勇氣嫁到張家。
「我父親生長在亂世,大風大浪見多了,他相信張家的遭遇是時代不幸所造成的,不是張家的錯」,她說父親是極溫和明理的人,看事情對事不對人。以前他在大陸青島工作時,時值日本殖民時代,一般中國人極痛恨日本人,但是當他看到日本人把青島治理得井井有條,連漁市場都乾乾淨淨時,就認為日本這民族不簡單,值得學習。
對入侵異族的評判都能不雜情緒,或許也就不難了解他可以公平看待同胞間發生的不幸,大膽把獨生女嫁到一個證件上記載著「背叛黨國」的「問題」家庭了。
婚後,張至滿與辛啟明育有一子一女,生活美滿。偶有爭執,張至滿脾氣較大,辛啟明有時受不了,就會回娘家告狀。這時媽媽總會告訴她說:「至滿這孩子本性不錯,只不過自小沒了父親,沒見過人家夫妻如何相處,你要多忍耐,他發脾氣當沒聽見就好了。」而聽了媽媽的勸後,通常氣也就消了。

「二二八」是不正常時代的悲劇,政府已有意公開道歉並試圖還當事者清白、設法賠償,以療傷止痛、解開「省籍情結」。(卜華聲攝)(卜華聲攝)
來自河南、浙江、山東的台灣人
辛啟明因緣際會來到了張家,對她來說,或許是人生的一個大轉捩點,但是對鳳林張氏家族而言,她不過是進入張家的另一位「外省人」罷了。
在她之前,張宗仁遺孤長子文滿在民國六十四年娶了浙江小姐葛守智為妻;兩人也是經人媒介成親,現居美國,育有一女。張文滿說,太太葛守智雖出自一個外省家庭,但是他們家小孩在父親要求下,認為「來到台灣就要學會當地人民生活方式」,因此都能說一口流利的閩南語與客家話,與土生土長的台灣人無異,「我太太的大哥在大陸出生,但是他的閩南語說得卻比我流利多了」,他笑著說,根本沒有感覺自己和太太有什麼地方像是來自不同地方的人。
在更早以前,也是「二二八事件」之後,張七郎三女所嫁的夫婿何仰賢是一位河南先生;甚至事件發生不過才三、四年,張家還曾收養過一位外省籍孤兒,直到他上中學後,才又離開張家。張家的「外省情緣」並不曾因創傷而中斷過。
張家又為什麼能接受這樣的通婚聯姻?他們是怎麼看待這件事?
大愛泯恩仇
「我這個媳婦真的很賢慧、懂事」,張玉蟬說辛啟明嫁到他們家,從來沒有「適應不良」的問題,婆媳之間相處愉快。她也知道兒子脾氣稍大,當他們夫妻有爭執,她總是把兒子至滿拉到一邊,勸兒子要讓步一點。
「我們的心中早就沒有省籍的劃分」,葉蘊玉說家人遭難後,張家沒一個成年的男人,生活非常困苦。但是篤信基督的他們,以禱告產生信仰力量度過了那段艱困的歲月。她的婆婆詹金枝在世時,更經常勸家人:「大陸同胞是我們的兄弟姊妹,大家都是上帝的子民,我們應該以寬容體貼手足之情對待他們。」因此,對張家而言,雖然「二二八事件」讓他們家破人亡,四人被捕,只有張依仁當時因有軍醫身分而得以倖免,不過最後還是遠走巴西。張家的支柱在一夜之間全部離散,但是倖存的遺族並未遷怒所有的外省人,「畢竟冤有頭、債有主,無謂的省籍對立並無必要,我們需要的是政府早日還給死難者清白,向所有受難者公開道歉、賠償」,葉蘊玉說如此才能真正解開「二二八心結」。
除了具有宗教博愛情懷之外,張氏家族先人的經歷,可能也使得他們心中沒有產生狹隘的地域之見。
來自於中國的根
「在二二八受難家族中,我們家算是很特殊」,出生在東北的張宗仁三子,現任教於花蓮的張安滿說,很多台灣籍二二八受難家屬或許會因誤解而怨恨外省人,但是張家世代受中國文化薰陶,在文化傳承上,張家一直都不否認自己是與外省人同根而出的中國人。
張安滿的母親葉蘊玉也指出,當年他們在東北時,在生活上也多少受過東北人的幫助照顧,「在東北我們也曾是『外省人』呀!」她說。
張安滿也表示,從小家堥S爸爸,全靠三個「媽媽」(祖母詹金枝、母親葉蘊玉、嬸嬸張玉蟬)擔下生活重任,卻從沒聽過家裡的媽媽們怨過誰,母親在他們大一些時,說起家裡的遭遇,也只說:「那是亂世啊!」並未遷怒;而祖母、嬸嬸更經常以禱告祈求心靈的平靜,並殷殷叮囑子孫:「要以上帝的愛來化解怨恨。」
把怨恨留在歷史
張家在亂世中受到了很大的創傷,也正因為嘗過那愁苦,知道那是不可再擴大的怨恨,所以對於下一代的教育特別重視,尤其是有關「二二八」歷史的部分更是不輕易講述,以免孩子因年齡尚小沒有判斷能力,吸收了錯誤的觀念。
張安滿說,家裡的媽媽們在他們小時候從沒提過家中遭遇,只告訴孩子說爸爸在國外,長大一些才告訴他們真相,並一再強調不應有仇恨的心態存在。
葉蘊玉記得當時孩子們漸漸長大,開始向她要爸爸時,真的是心如刀割,可是又無法對他們交代為什麼別人有爸爸,而他們家就是沒爸爸;那種心情真是很痛苦。
「等孩子再大一些,我才告訴他們爸爸是被殺害的,至於孩子問是被誰殺的,我只有推說是『共匪』殺的」,葉蘊玉說直到孩子念中學左右,才告訴他們整個事情的真相。而到了張安滿這一代,也以同樣的態度教育再下一代,在孩子還小時,絕對不主動提有關家中的故事,「我的兩個孩子都是在出國留學前夕,才由我的口中聽到完整的故事」,張安滿說。
時代的錯
張玉蟬自己回憶那段剛失去丈夫的日子,從生活優渥的「醫師娘」,一下要變成百事雜務一切要親自動手的農婦,不免感慨萬千,「真是苦呀!」她說每天要到農園除草,經常是東邊的草還沒拔完,才剛除完不久西邊的草又長出來了,想著手邊工作何時才能了,想著想著眼淚就撲嗦嗦地掉下來。
張安滿認為張家是受了很大的苦,然而一切的錯都是時代的錯。「外省人沒有錯,二二八時開槍的士兵也沒錯,有責任的只有那下令的人」,他說或許責任已經很難追究,但是終究要還歷史一個公道,否則只會讓事件本身更模糊,卻衍生出許多不必要的糾結,讓所謂的「省籍情結」更嚴重。
從去年七月起,政府開始接受二二八受難者人數清查登記工作,並籌備建碑紀念;官方的「二二八事件」史料及研究報告也陸續出爐,種種動作顯示政府有解開這段傷痛歷史心結的誠意。然而,對二二八受難家屬而言,他們還是認為做得不夠。
把「二二八」還給「二二八」
「政府除了應公開道歉、賠償之外,還要盡速還當事者的清白」,張安滿說,當年其祖、父二代在不明不白的情況下被槍殺,事後最高法院雖提不出任何證據,但仍判定祖父三人「背叛黨國,組織暗殺團」,因此張七郎父子三人在戶政機關存檔的死亡證明書上,至今還留有「戒嚴期間被獨立團擊斃」的記錄。台灣高等法院檢察處批示張氏父子的罪名則是:「背叛黨國,組織暗殺團,拒捕被擊斃。」
「讓二二八還給二二八,只有將事件單純化,才有助於解開心結」,張安滿說歷史錯誤已經造成,政府勇於認錯,承認當時是亂世,是體制有問題,這不僅不損政府威信,反而更會令人民信服,相信許多不理性的隔閡將化為無形。
歷史恩怨造成省籍情結糾葛千萬千,花蓮鳳林的張七郎家族的故事只是歷史悲劇的小縮影,他們不是沒有怨,只不過以大愛化解,於是台灣的張家有河南女婿、浙江媳婦、山東太太,而以後相信還會有更多更多。
〔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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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啟明在張七郎父子墓前,第一次聽到令她震憾的「二二八」故事,如今她已完全融為張家人。圖左起依次為張玉蟬、張安滿、葉蘊玉、王美玉(張安滿之妻)、辛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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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七郎(右一)與詹金枝(左一)一共育有五子二女,長子宗仁(右二)、三子果仁(右四)與其父在「二二八事件」期間遭殺害。圖為張七郎的珍貴全家福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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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七郎遇難後,遺孀詹金枝(圖中)帶著一群孤兒寡母艱苦地過活。(張玉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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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十五年,張七郎(左五後排帶眼鏡者)以台灣省制憲國大代表的身分赴南京參加制憲會議。圖為來自台灣的國大代表合影於蔣公南京官邸之前。(張玉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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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七郎(圖中)一生經歷了滿清、日本、中華民國等時代。圖為張七郎在「滿洲國」時期到東北遊歷時,與朋友的合影。(張玉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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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七郎是個嚴謹的讀書人,藏書無數,更經常將一些治病的心得、要領寫下裝訂成冊。圖為張家後人所整理張七郎藏書的一部分:左上為其手書「仁為己任」墨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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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代在長輩們仁厚的教導下,走出歷史陰影,健康寬厚地成長。圖為張玉蟬活潑逗人的孫子及孫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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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是很虔誠的基督教徒,家中遭變,信仰不僅給他們活下去的力量,更讓他們相信只有用愛才能化解仇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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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人協助下,張家後人積極地爭取為先人平反的機會。張宗仁遺孀葉蘊玉看著先生、小叔及公公的死亡證明文件上寫著「背叛黨國,組織暗殺團」罪名時痛心地說那真是「莫須有」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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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是不正常時代的悲劇,政府已有意公開道歉並試圖還當事者清白、設法賠償,以療傷止痛、解開「省籍情結」。(卜華聲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