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北京機場高速公路40分鐘車程、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順義郊區方向，一棟門口有警衛、戶外庭院鋪著草坪的灰色建築兩層樓房，就是2007、2008連續兩年以《集結號》、《非誠勿擾》刷新中國國產片票房紀錄的華誼兄弟公司製作基地；而打造這兩部電影的幕後推手，就是來自台灣的導演陳國富。

在北京生活4年，51歲的陳國富隔了7年才推出新作《風聲》，但這回他的身分不再只是單純的創作者，而是掌握創意走向的製作部總監。

陳國富和馮小剛（左二）合作多年，兩人相互擔任對方執導作品的監製，從旁提供客觀意見。

優勢：雙文化溝通於美中之間

中國媒體稱陳國富為「電影界的李開復」，認為他和曾任Google中國區副總裁李開復來中國發展的背景類似──台灣出身，先成為歐美企業的代表，以雙文化優勢扮演橋樑角色，爾後隨著環境成熟，進一步建立起自己的專業名聲。

此外，陳國富和李開復還有一個相似之處──懂得識人、用人。

耗資1,000萬美金的《風聲》，場景搭建在東北大連一處懸崖邊，淒冷陰鬱、千仞絕壁，給人一種氣勢雄渾但酷冷詭異的視覺震撼。劇中那一處陰冷的密室，牆上掛滿令人生畏的繩索、電鋸等刑具，遭懷疑的5人就是被軟禁在這座陰森詭譎的「裘莊」，掀起一場凜冽的人性風暴。

陳國富改編中國作家麥家的原著小說、敲定演員，與各部門溝通後，就將導演筒交給33歲的高群書，自己則負責配樂、音效、剪輯等後製工作。

陳國富說，籌備時正好看到高群書的作品《千鈞一髮》，覺得他把扣人心弦的緊張氣氛營造得很好，手法令人驚艷。而提出「雙導演制」也是想給投資人多一點信心，因為他自認作品不多，雙導演制能分工、互補，否則以他「龜速」的工作進度，可能2年也拍不完。

雖被稱為「電影界的李開復」，但陳國富卻說：「不能用設定目標、轉戰打拚的『台商』概念來解讀我。完全不是，一切起源於友情。」

中國導演馮小剛的作品《非誠勿擾》，劇情改編自陳國富的舊作《徵婚啟事》，幽默的台詞加上中國影帝葛優和台灣影星舒淇的組合，在中國創下3.5億人民幣的驚人票房。

機會：來了，準備好

1998年，美國好萊塢大片廠哥倫比亞電影公司在香港成立亞洲公司，計畫每年投資拍攝3-5部華語電影，2000年請來陳國富擔任亞洲區製作部總監。

而該公司的亞洲區總經理，正是當年台灣新電影萌芽初期，陳國富、侯孝賢等人組成「合作社電影」後，請來一位協助他們把故事大綱翻譯成英文、來台學中文的美國女孩芭芭拉羅賓森。後來她留在台灣幫年代公司將《大紅燈籠高高掛》等電影行銷海外，多年後又成為哥倫比亞公司亞洲區總經理。就衝著這份友情與人脈安全感，陳國富接下重任。

包括李安的《臥虎藏龍》、馮小剛的《大腕》、陳國富的《雙瞳》、徐克的《順流逆流》和周星馳的《功夫》等中港台知名導演的作品，都是哥倫比亞亞洲公司投資的華語電影。

以《雙瞳》來說，耗資2億台幣，集結台、港、美、澳工作人員，全部在台灣拍攝，堪稱史無前例的「跨國大合作」。

除了影片格局與題材，電影的工業技術更是關注焦點，有來自美國的《駭客任務》模型製作小組、以《臥虎藏龍》榮獲奧斯卡獎的美術設計葉錦添、電影特效移往澳洲製作等，堅強的陣容讓這部大成本驚悚片，有了實力保證。

之後部分班底加入新血輪，又於2006年完成蘇照彬的《詭絲》，這2部片子都曾試圖建立起台灣最缺乏的商業電影模式，可惜後繼無力，只掀起一波漣漪。

「哥倫比亞公司的『亞洲策略』結束在2005年的《功夫》，」陳國富說，其實他們投資的作品都算成功，問題在於哥倫比亞的發行制度沒有跟上製作，沒有將資源深入到亞洲各市場，以致不知道怎麼行銷類似《20、30、40》這種中小型的文藝片，幾次獲利不佳，就決定撤出亞洲市場。

也因為哥倫比亞公司投資大陸導演馮小剛的電影，陳國富必須經常來北京開會，當時覺得自己並不了解中國，卻要做決定，遙遠又冒險，但他已清楚看到華語電影的生產中心和市場往北京移動的大趨勢。哥倫比亞公司結束後，馮小剛就使勁拉他進華誼。

被稱為「華誼電影幕後操盤手」的陳國富，以他敏銳的嗅覺，監製出多部叫好叫座的作品。

創舉：帶入監製觀念

2009年6月馮小剛在台北的「兩岸導演座談會」上說，從2004年《天下無賊》開始，他的片子都是陳國富跟他一起弄劇本，幫他找攝影、美術等主創人員，在預算內找到最合適的演員等。

馮小剛說，過去大陸沒有監製制度，導演最大，「大陸開始有監製制度，是從陳國富起的頭，大家慢慢體會出有監製的好處。」

「有時候我不滿意別人寫的劇本，又表達不出來，陳國富會讓編劇心悅誠服的接受。他會給你一份很多頁的書面意見，逐條、逐段、逐句分析劇本的毛病。讓導演感覺到，你有一個和你同呼吸、共命運、對這個電影一樣在乎的伙伴，」馮小剛說。

陳國富解釋他的監製工作內容，分為兩種，一種是他先有題材構想，自己去發展劇本，劇本成熟後，再去找投資人、推薦導演，甚至將團隊組織起來。這種程序他的主導性比較強，例如他和香港導演徐克合作的武俠片《狄仁傑》，就是這種方式。

另一種是像保護藏羚羊的《可可西里》或者馮小剛的電影，導演自己發想題材，他則憑直覺和經驗來判斷可行性。

馮小剛拍攝敘述國共內戰袍澤情誼的《集結號》時，曾想過要找港星劉德華來演，但陳國富一聽就直言，這種以大陸解放軍為主角的電影用「偶像」劉德華，「感覺沒什麼誠意。」

「我常常是盲目相信我的直覺，自己也很忐忑，不知道這個決定，會不會導致電影垮了！」但直覺也是奠基於經驗，而他的直覺很少不靈的。結果馮小剛起用以往只演過配角的張涵予獨挑《集結號》大樑，一舉拿下45屆台灣金馬獎最佳男主角，張涵予從此躋身大陸一線影星。

看未來：企圖心決定行動力

在中國電影業耕耘多年，常悄悄北京、台北兩頭跑的他，最近常被問道：台灣電影人到大陸發展還有空間嗎？

陳國富說，剛來時，他就覺得如果華誼沒有足夠的中間幹部，很多理念就無法實現，加上大陸電影發行還是新興行業，人才不多，而台灣、香港都有半世紀經驗，所以，歸他管轄的行銷與製作部門團隊核心，大約6-7人，都是他回台灣面試過來的。

但有些大陸缺的人才，台灣還是補不上，例如美術、道具、服裝等，大陸製作電視劇的經驗已有幾十年，但頂尖的設計人才，還是要找香港的張叔平（代表作《花樣年華》）、奚仲文（代表作《甜蜜蜜》）和葉錦添。而後期電腦特效、特效化妝，都只能到韓國、泰國進行後製。短期內，台灣、香港都還會是大陸的人才庫。

至於台灣電影的未來，陳國富語重心長地說，「台灣電影是最不符合台商『打天下』精神的產物。」台灣創作者不要只想拿政府輔導金，形成一種「自體繁殖」的封閉式文化生態，因為台灣電影把大陸當成市場是可能的，例如導演若將自己定位為華語片導演；或者不要全部採用台灣人，可以考慮香港、大陸演員，部分場景拉到大陸拍攝，就可能找到中國或國際投資人。

「只要有企圖心，即使有些失敗，總結一下經驗，繼續往前走，這才是真正的開始有作為！」陳國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