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中國文學史「拼圖」——蘇聯漢學家孟列夫

當「敦煌」二字進入中國人腦海，立即浮現的，是一尊尊獷悍悲烈或具靜定之美的佛像。

在西域敦煌千佛洞的四百多個石窟中，保存了二千多件彩塑和四萬餘公尺的壁畫。完成時間遠溯自五胡十六國時代的北涼，直到宋朝，是現今世界已發現規模最大、歷史最久的佛窟群。由早期佛家傳教故事到現世喜樂、神情怡悅的菩薩，每個佛窟各有特色；也與雲崗石雕、南朝書畫，架構起中國中古美術的三足之鼎。

在鄉間別墅旁的湖邊漫步，是孟列夫最喜歡的活動。

但敦煌令人驚贊的文物並不止於此。清光緒廿五年（西元一八九九年），道士王圓籙無意中在敦煌石窟內發現大批古代寫卷和絹本佛畫。當時宋朝刻本已被研究中國文史、藝術學者視為衝_拱璧，敦煌卻忽然出現四萬多卷唐人留下的手抄本，林林總總，具體記載了當時的各種生活情形，豐富了不同學科領域的研究。

譬如唐人的借據、契約、利息單據，是研究經濟史的重要資料；各種戶錄、田錄、民間結社文書則呈現了田地移轉、民間活動的面貌；而大量的佛教經典、古代文學作品，更為文史哲等方面的研究注入新生命，「敦煌學」也因此應運而生。

只可惜絹本寫經出現的時空「陰錯陽差」，十九世紀末西方學者正熱中中亞考古；動亂的清廷又鞭長莫及，無暇顧及史料保存，使近半文物被外人或買、或盜、或索的帶走，散佚四方。

本世紀初英國的奧籍考古學家斯坦因與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就曾帶走大批抄本，如今估計有九千卷之多藏在大英博物館，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也有五千卷；還有部分流入日、德、俄等國。

研究室書櫃環擁，書香瀰漫，幾句座右銘更透露了漢學家孟列夫的心情。（張良綱）

是幸？是不幸？敦煌寶物當年若無識貨者帶走，如今是仍留寶窟？還是已破壞殆盡？而散佚各國的敦煌寫卷，也使敦煌學飄洋過海，如今巴黎、倫敦、日本和列寧格勒都成為敦煌學研究重鎮。單單日本就曾發表過三千多篇論文，足與中國本身比肩。

在四散的敦煌史料中，蘇聯所藏的手抄本，則直到一九六○年代才廣為人知。

一九○九到一九一四年間，曾任蘇聯東方學院院長的考古、佛學與民俗學家鄂登堡，兩度到新疆和甘肅，帶走許多文物，其中包括在敦煌發現的三百多卷手抄本和一萬八千多份抄本碎片。這些敦煌抄本目前都收藏在東方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除了不入大藏經的佛經，還有各種小說抄本，如搜神記、孝子傳；和各種詩歌、詞曲，與道家、儒家的經典之作。

一九五七年該所研究員孟列夫，為了進一步探究中國文學發展，開始研究敦煌抄本。在他領導下的研究小組，首先將所有的手卷整理、編目，完成「列寧格勒敦煌抄本敘錄」兩冊。一九六○年代初，小組成員之一的丘古夫斯基並將卅部的尺牘、書信、推文和典當單據等文書，譯成俄文、加上註解和發表相關研究論文。

（張良綱）

而孟列夫本人在一九六三年發表了有關敦煌變文中維摩詰經、碎金記、十吉祥等三卷一冊的的研究論文。變文是唐朝佛寺或道觀在宗教節日講的故事，作者往往以既有的佛典或文學故事為架構，加枝添葉，夾詩夾散文敘述，無意中創造了中國文學的一種新形式。之後孟列夫又陸續發表敦煌讚文附宣講、雙恩記變文、法華經變文、王梵志詩集，步步經營，使他成為敦煌學領域中的重要人物。

「他是世界性的敦煌學者」，文化大學中文系教授金榮華表示，孟列夫的成就世所公認。去年四月在台北舉行的敦煌學國際研討會中，他更成為四十年來第一個應邀而來的蘇聯學者。

在列寧格勒涅瓦河畔的東方研究所稍顯侷促、卻充滿書香的研究室中，孟列夫皓首窮經，一頭銀髮透出鴻儒碩彥的學者魅力；在他的鄉間別墅，他腳程矯健，彎腰整理菜圃，透露出樸實的農夫氣質；蘇聯物資缺乏，在他離列寧格勒市中心涅瓦斯基大街不遠的家，卻從不缺書，由客廳到臥室，四壁皆書；此時，他則親自穿上圍裙為客人煮了簡單卻盛情的晚餐。

分別在這幾個地點，本刊編輯採訪了他研究漢學的歷程。侃侃而談中，他調侃自己直到四年前才有機會踏上中國土地時，像是「老掉牙的松鼠，對著滿車核挑無福消受」，坦誠、直言無諱的個性表露無遺。以下是採訪整理：

孟列夫與他的著作。下左至右為俄譯本謝瑤環、唐詩，及研究論文「中國戲曲改革」與紅樓夢。（張良綱）

問：能否談談您為何走入漢學研究行列？又為何對敦煌學特別有興趣？

答：我進行漢學研究的道路並不複雜。年輕時我想做地質學家，中學時參加地質考察隊到伊庫次克，在當地讀了許多被流放作家寫的作品，轉而愛上文學。我的父執輩中有位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畢業的蒙文學者，他建議我研究東方文學，並告訴我由中國文化著手，因為若要了解蒙古、中亞、日本、韓國、越南等地的文化，首先要知道對這些地區有很大影響的中華文化。後來我果然就成為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中文教研室的學生。

我很喜歡戲劇，最初的研究題目是中國現代戲曲改革。列大畢業後進入東方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工作，則以搜神記做副博士論文。此時我看了鄭振鐸先生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和「中國俗文學史」兩本著作，了解到若要更進一步研究中國文學發展歷程，敦煌抄本中有很好的材料。偶然間我又知道東方所就藏有敦煌抄本，對我而言，第一手資料的研究一向比各種經過再三闡述的理論迷人，因此就決定要以一部敦煌變文做為博士論文題目。

背包、牛仔褲、涼鞋，手上拿著孫女的竹製雪撬，孟列夫滿頭銀髮，仍精神健爍。他正趕搭火車到列寧格勒一百多公里外的別墅度周末。（張良綱）

問：變文在中國文學發展歷程中有何重要性？您研究的變文是此地才有的材料嗎？

答：我們所埵C藏的敦煌變文有七部，除大陸外，可能是目前最多的一處。

過去我們只知道宋朝文學和以前是兩回事，但如何由駢體、詩體過渡到平話形式，在敦煌變文出現後，才清楚起來。變文可以說是中國新文學的先祖，上承唐詩、佛經、六朝小說等文學形式，下啟明、清的長篇小說、戲曲、說書等文學形式。

問：所以您的研究重點是讓中國文學發展道路呈現清楚的面貌？

答：對。變文對了解中國文學發展極具價值，比方我研究變文中詩歌的格律，發現盛唐詩歌格律在變文中已有很多改變，可以說，已表現出往宋詞過渡。這樣我們不就更明白中國文學中詩詞發展的道路了？

問：既然變文在中國文學發展中角色如此重要，為何過去中原沒有留下變文，而只在敦煌中出現？

列寧格勒分所藏有三百多卷敦煌手抄本。上圖為經過整理的抄本碎片、下圖為「雙恩記」手卷。（張良綱）

答：從佛教史可以發現，西元八四五年唐武宗消滅佛教，關閉廟宇、強迫和尚還俗，許多佛教作品因此遭毀棄。此外，今天我們看變文，會發現其中多少又都有一點反政府的言論，譬如批評官吏腐敗等，被消滅是很自然的事。另一方面，唐朝對邊遠的外族，卻給予一定程度的獨立、自由，也因此變文能在邊遠之地保存下來。

我自己的研究中有個具體的例子。中世紀在長安有個和尚叫文淑，在唐武宗滅佛之前，他地位很高，常參加三教論議——當時皇帝親自召集儒、道、釋三教代表，發表經世治國意見的會議。

但西元八四五年以後，幾乎沒有文章再提到文淑。唐朝「酉陽雜俎」一書的作者段成式曾提過，文淑因惹惱小人而被流放。七年後敦煌代表團到長安請求歸義，唐於是封其為歸義郡，並賜予長安廟宇中的許多抄本，長安僅存的變文可能就這樣流入西域。後來在敦煌出現的維摩詰和華法經變文，根據我的研究，可能就是文淑寫的。

問：您研究的都是第一手材料，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答：我年輕時很大膽，三年就發表了第一本變文研究。後來我明瞭到若要更深入了解變文，除內容、結構、寫法，還應研究它的語法、詞彙、文字特色及產生的文化背景。比方「雙恩記」是出自大方便佛報恩經的故事，原由梵文翻譯而來，敘述善友、惡友兩個太子報父母恩的過程。我除了研究這個故事的轉化過程、故事中的孝道和中國孝道有何連繫，也編詞彙字典，做別字、錯字對照表，這樣的工作很花功夫，後來發表的每部變文研究，都花五年以上的時間。

問：敦煌抄本是非常珍貴的史料，過去總讓人覺得擁有者對這些資料的態度很保守，不願公開，你們的態度如何？

答：一九六○年在莫斯科舉行的第廿五次國際東方學討論會議中，各國漢學家第一次知道我們有敦煌抄本和研究。會後，他們就到列寧格勒要求看敦煌資料，當時領導我們研究所的蘇聯院士就說：「讓他們看！沒有必要隱藏我們的資料！」在我發表列藏的敦煌目錄之後，很多各國學者想看抄本，我也從未禁止過。

問：所以你們的態度是開放資料？蘇聯漢學家對這些資料的興趣又如何？

答：許多各國漢學家對我們的敦煌資料感興趣，一九六四年法國科學院還曾提供我們研究獎金；反倒是蘇聯學者對此興趣缺缺。雖然我們研究所是蘇聯中國研究的重鎮，但大家都喜歡研究理論，具體的文學作品乏人問津。原本五個人的敦煌研究小組，如今只剩我和丘古夫斯基兩個六十多歲、蘇聯目前「最年輕」的敦煌學者了。哈！哈！

此外，由於我們缺乏紙張、經費，出版的速度很慢，比方我的法華經典變文在出版社就放了八年。總之，我們的研究還隱藏了許多問題。

問：什麼樣的問題？很嚴重嗎？

答：比方我研究雙恩記和中國孝道的關係，後來美國有位華僑也做同樣的研究，看法和我很接近，但他的研究卻比我的先廣為人知。

有許多來此看敦煌資料的人，也只對抄本有興趣，對我們的研究卻不注意。我一直在研究變文中的修辭特色，近來中國大陸出版的敦煌季刊也有同樣的東西發表，卻未曾提到我的研究。現在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堿膍s敦煌抄本，大可寫信來聯絡，交換心得。我想，研究人員不能不注意過去有人做過的相關研究，如果是因為不懂俄文，可以學日本的做法——蒐集論文，全面翻譯。

有些中國學者可能也認為，「這是我們自己的文化，外國人的研究如何能勝過我們？」或者「如果把資料還給中國，我們研究會做得比外國好。」但是，我們看看在法國、日本等國的漢學研究，常常碰觸中國沒有的研究題目；難道外國人不能研究法華經？百喻經？我們的立場、觀點、結果也許不同，但那一個結論才是正確的？只有歷史知道！事情由這一面和另一面看結果一定不同，但兩種看法連起來，也許更能清楚真相。我不是在責怪任何人，但忽視或排斥的態度，對學術研究沒有幫助。

問：您覺得這是否是因過去西方國家以不當手法帶走中國文物，而產生的情緒反彈？

答：我們不能把今天的標准用在過去，俄國許多畫家的作品如今也在巴黎、瑞典或德國。今天，你即使能買到古文物，也無法帶出境；但過去並沒有這樣的法律。十九世紀的考古隊，也是經過清廷允許才進入中亞工作。

過去是過去，今天則有今天的做法。著眼於促進學術發展，我們已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將陸續影印發表所有的列藏敦煌抄本，讓每個需要的人都拿得到。

問：除敦煌學研究，我們知道您翻譯了許多中國文學作品，能否談談您的翻譯工作？

答：我大學時代就開始翻譯王實甫的西廂記，當時列寧格勒有根多中國學生，我由他們那兒更深入地了解西廂記。一九六○年譯本出版時，我成了西廂記俄文本的第一個譯者，倒是當時沒想到的。

問：在蘇聯，大學生翻譯外文書籍很平常嗎？

答：不算平常，但我原本只是興趣，並無意出版，當時蘇聯與中國往來密切，出版社因此對這本書很有興趣。譯完西廂記後，我又譯了牡丹亭，可惜只進行了四分之一。後來有位漢學家看了我譯的西廂記，就邀我翻譯紅樓夢堛爾硉部分。

一九五五年我又翻譯了金聖嘆的水滸傳，和「倩女離魂」、「張生煮海」二齣元人雜劇。至於我自己的副博士論文「搜神記」，已譯了十六卷，希望今年能譯完和發表，其中還有我自己做的搜神記索引。

問：研究變文之外，您那來那麼多時間翻譯？

答：不斷的工作啊！而且我是真心喜歡翻譯文學作品。最近我又譯完關於武則天的一個長篇故事，但出版社認為它太長，刪去了三分之一。過去俄文版的中國文學作品在蘇聯很受歡迎，因為不是論文，哈！哈！但改革後，出版社要自負盈虧，比較難找到出版社出版。

問：您去過敦煌嗎？印象如何？

答：我一九八九年第一次到中國大陸旅行，就是到敦煌，在那埵矰F十天。我當然很受敦煌文物感動，但到了我這樣的年紀，現實感已代替激情，最大的感覺是憂心——許多石窟中的壁畫顏色結成塊狀，像魚鱗一樣，一片片剝落；北魏時代的泥塑像則不斷風蝕，看不出全貌了。

大陸請了日本、法國各地專家去維修，但仍沒有找到治本的方法，更重要的是沒有錢維護，很多華僑和外國觀光客捐錢要修理敦煌石窟，但那些錢是不夠的，就像我們的出版社一樣。真不知這是全世界的問題，還是社會主義的問題。

問：所以，您三年前才第一次踏上中國土地？

答：別驚訝！一個研究中國民族文化的人，卅多年未曾去過研究的國家，連我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但一九八九年我們研究所五個人同行，其中有三個都是第一次到中國！所以我的中文也一直說不好。我在敦煌時，看見一個小姑娘喝果汁，就問她：「好吃不好吃啊？」她很嚴肅地指正我：「好『喝』啊！」哈！真沒面子！

我做學生時，本來有機會被派到中國，但碰巧韓戰爆發，蘇聯可能隨時參戰而取消。後來還有幾次機會，卻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最後都無法成行。文革之後，則除了外交部官員，誰也沒有機會到大陸，現在我們可以比較自由地出國了，卻又缺乏外匯。

蘇俄有個著名的寓言，講一隻為獅王工作的松鼠，獅王每天都答應給牠工作報酬，卻從未實現諾言。直到松鼠退休了，獅子終於送牠一車核桃，但是松鼠已經老得沒有牙齒了。哈！我就是那隻老松鼠！

問：這麼多年來的漢學研究，您最得意的是什麼？什麼信念支持您研究一個完全不同的文化？

答：我研究了幾部新發現的文學形式的作品，新發現基本上還是令人興奮的，是不是？但這個工作其實很寂寞，你看，我這裡隨便一個卡片盒都有上千張卡片，上面寫的是一個個字、詞，記著何時出現、什麼意思、和什麼字連用、出現過多少次、有多少種用法！它們靜靜地在這裡，都是些寂寞的小東西。

我今年六十五歲，生命中絕大部分時光和中國文學一起度過，但這條路我愈走愈認為有意義。

過去歐洲老喜歡對照中國與歐洲的發展，獨立發展的文明當然可以對照研究，但有人以歐洲的模式為標準，批判別的文明，我就不同意。我相信每個文化都有它的特色。做為一個漢學家，我的工作就是要了解中國文明的特色，明白它為何有這樣的發展道路，這個問題牽涉太多、太廣，又太有趣。一步步向前走，快半個世紀了，我還沒有空去想需要什麼信念支持。

〔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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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東方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漢學家孟列夫，在對該所貢獻良多的老一輩漢學家比丘林相前，拍下這張深具傳承意味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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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鄉間別墅旁的湖邊漫步，是孟列夫最喜歡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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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室書櫃環擁，書香瀰漫，幾句座右銘更透露了漢學家孟列夫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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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列夫與他的著作。下左至右為俄譯本謝瑤環、唐詩，及研究論文「中國戲曲改革」與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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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包、牛仔褲、涼鞋，手上拿著孫女的竹製雪撬，孟列夫滿頭銀髮，仍精神健爍。他正趕搭火車到列寧格勒一百多公里外的別墅度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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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格勒分所藏有三百多卷敦煌手抄本。上圖為經過整理的抄本碎片、下圖為「雙恩記」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