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是深夜兩點,梳著龐克頭的林健志躡手躡腳地打開家門,四下張望。還好老父房堣w經沒有燈光,他又「安全」了。
林健志,現年廿七歲,有過前科紀錄,目前經商,也是善化青少年聯誼中心的輔導員。到現在,他處理的五個「個案」當中,已經有四名不再需要學校或家人操心。但是他的家人卻不知道他有這項「副業」。
所有工商業社會,都有一些共通的問題,青少年犯罪是其中之一。近年來,內政部刑事警察局公佈的數字,頗令人心驚:和兩年前相比,民國七十三年台灣地區青少年犯增加了百分之十九,總數達到兩萬四千多人。
這些青少年犯大多在十四至十九歲之間,教育程度以初、高中為多。由犯案類型來看,盜竊佔了近一半;使用或販賣麻醉藥品的比率有下降之勢,然而因「妨害秩序」或「無故攜械」而有紀錄在案的人數,卻比七十一年增加了四、五倍之多。
無論政府、學校或家庭都理解青少年犯罪問題的嚴重性。近年來各機構設立的輔導單位,也不遺餘力地推行工作。救國團張老師青少年輔導中心,各縣市的青少年輔導委員會、少年警察隊,甚或教會,都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但像善化青少年聯誼中心這樣,以「過來人」擔任義務輔導員的卻很少見。

我是誰?猜猜看。謎底揭曉——輔導員,你相信嗎?(張良綱)
迷過路的羊
善化青少年聯誼中心是私立的輔導機構,創辦者為擁有廿五年教學經驗,自大安國小退休的周志勇。
他在任教時,就經常擔任輔導工作,加上個性豪爽,廣交「三教九流」的朋友,對於青少年輔導興趣特別濃厚。因此,他在一年前退休後,憑著退休金,集合了一群以前他帶回頭的「小弟」們,開始了這項工作。
在旁人眼裡,「善化」是個很奇特的輔導單位。
原因之一:輔導工作沒有上下班時間;地點也不在輔導室進行,而在餐廳、咖啡館,甚至啤酒屋、地下舞廳。
原因之二:被輔導的對象通常不知道輔導員的真正身份,以為他們是父親朋友的孩子,或和他們一樣,不過是「道行」較高的大哥。
原因之三:幾乎沒有一位輔導員受過專業訓練,相反的,他們自己多數有「前科紀錄」。換言之,他們是一群「迷過途的羊」。
按一般的標準衡量,這些輔導員本身就夠瞧的;雖然他們有固定的工作,卻幾乎個個是能玩善鬧的高手:飛車、跳舞、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甚至有兩名輔導員還留著龐克頭,穿著、打扮十分新潮。而在這種「少不經事」的表面下,往往也隱藏著歷盡滄桑的過去。
以王明忠為例,從小父母失和,不愛念書。他不但在國中、高中時代就常常路見不平,呼朋喚友,打架生事;十九歲時,竟然倚仗「關係夠,吃得開」,成為賭場老闆,直到入伍服役,脫離往日的圈子,才調整方向,有了新的打算。

台北神話」在那裏?難道我們迷失了嗎?(張良綱)
野馬脫韁的日子
服兵役讓王明忠有了自省的機會,另一名輔導員林健志卻有不同的際遇。在入伍前,他也愛逞英雄、好勝鬥狠。他未曾加入幫派,只因為不喜歡聽命於人。
入伍後,情況反而進一步惡化。
對於初次離家,遠在外島服役的林健志,軍中日子不好過;情緒經常起伏不定,加上同袍間相處不順遂,退伍後,逞英雄之外,脾氣也變得異常乖戾。
「有次不知為什麼發脾氣,竟把心愛的小狗摔成殘廢」,他回憶說。為了當時頗以為是的一些理由,如「道義」、「朋友」,林健志終於進了監獄。在牢裏雖然是短短的兩個月,「登記有案」、「有前科」卻已然成了他的標記。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裡,他結識了「善化」的周志勇主任。
「那時,我和朋友合資做生意,不料有人意圖欺詐,我們心有不甘,準備討回公道。」林健志回憶說:「當時場面很火爆,差點就要『拼』起來,有人見情勢不妙,不知從那兒找來周志勇做說客,三兩句竟然擺平了這件事。」
王明忠也是在偶然的機會,透過朋友的介紹認識周主任的。在印象裡,這位「大哥」很照顧他們,「學問、做人處事的態度,都在我們之上。」
「而且,我比較『衝』,容易生事,現在行事前會比較仔細考慮後果。」
林健志記得出獄後曾想去找當時害他入獄的傢伙,捅他幾刀,但周志勇告訴他:「你用力,對方可以用槍,何必再惹禍?難道你想再回到監牢?還是送掉性命?」反覆思量後,他終於放棄了尋仇的念頭。
「我們在一起那麼久,都不知道他是輔導員。直到去年,周大哥邀我們當義務輔導員,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王明忠說。

我們心裡想什麼?你們大人知道嗎?(張良綱)
在煙幕後進行輔導工作
輔導員不輕易暴露身分,是「善化」的另一項特色。根據周志勇的觀察,一般「毛頭小伙子」反叛性相當強,老師、家長、輔導員都是他們抗爭的對象,但是碰到樣樣比他們行的「大哥」,卻很容易被收服。
這種「英雄崇拜」心理,本是幫派形成的主要原因,在「善化」輔導員來說,卻成為改變個案行徑、想法的敲門磚。
「圈外人說的話是耳邊風」,林健志這樣形容他輔導的個案,因此,以「圈內人」的身分出現,往往佔了很大的優勢。
「大哥」的身分一旦確立,輔導員與個案之間,就成為相交的知己,有問題或困難時,也得要能隨時伸出援手。這些「困難」由代銷化妝品到撐腰打架,無所不包。
「好在我姐姐買下所有的化妝品,否則還真交不了差!」林健志笑著說。
至於打架撐腰,就得用另外的方法了。
「有時為了維持對方對你的信心,召集人馬,替他撐面子還是必要的,關鍵是要說服雙方,打架並不值得、解決不了問題,讓他們打消念頭。」
由於「善化」輔導的對象,大多是涉及幫派的青少年,有時也不免牽扯到「道上」人物。
「這時候,我們是不管用的,不過只要組長出面,多半可以解決問題。」王明忠說。
所謂「組長」,通常是年紀較長,幫派經驗豐富,而已經「洗手」的工作人員。藉著他們以前的關係,不但解決不少問題,有時還可以得到對方的合作,使某個「個案」在「道上」吃盡苦頭,以便輔導人員「趁虛而入」。這些方法是一般輔導單位不能、也不便輕易嘗試的。它的成效,專家各有不同的看法。

地下舞廳、啤酒屋是青少年流連忘返的所在。(張良綱)
「民俗醫療」有用嗎?
在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社工人員督導劉夢丹來看,「善化」熱心有餘,但缺乏專業人員規畫,輔導可能流於江湖氣。
善化與正規的輔導單位方式迥異,劉夢丹好有一比,就如「民俗醫療」之於「正統醫療」。她說,民俗醫療好與不好實難斷言,若做不好,是否會有後遺症?正統方式,雖未必百發百中,「但畢竟較易讓人信任。」
師大學生輔導中心主任劉昆輝十分贊同「同伴諮商」,但他強調輔導員本身一定要有專業知識,只憑「過來人」的經驗實不足以應付,且容易以自己的經歷來解釋個案當時的心態,忽略個案的差異性。
「縱使後面有指導委員」,劉主任形容:「就像一群沒有受過醫療訓練的人,雖有台大醫學系做後盾,仍然無法醫治病人」。

地下舞廳、啤酒屋是青少年流連忘返的所在。(張良綱)
「過來人」最明白
但據榮民總醫院青少年門診主任沈楚文表示,國外也採用類似的方式,稱「大哥、大姊」(Big Brothers,Big Sisters),效果十分理想。
他認為,受過正規專業訓練的輔導者,並沒親身經過個案的情況,不能瞭解對方的想法,只能憑臆測,輔導起來多少有點距離。
因此,只要輔導者並非為人利用,意圖不良,並有「諮詢機構」及「計畫顧問」(Program Consultant)分層負責計畫,且不時提供輔導建議,沈楚文相信成功機率會比專業人員高。
另一位青少年門診專科醫師陳映雪也深有同感。她認為青少年反抗權威、反抗社會,要他心甘情願找醫生、輔導單位談,根本就很困難。
有時即使他們願意坐下談,有些問題也無法發掘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有相同經歷的人說話,他們才聽得進去。
目前「善化」接受的個案大多是由學校轉介,或家長求助,輔導員偶而也會主動到地下舞廳、卡拉OK店和啤酒屋去尋找輔導對象。
由於這種輔導方式,是在自然的環境下進行,變化較難控制,因此處理個案前,循例要先由學者專家組成的指導委員會,會同所有輔導員來分析個案有關資料,如個性、心理狀況、嗜好,探究肇致原因,再針對個案的個別差異,選派適合的輔導員設法「搭線」。「事實上,我們只是工具而已」,林建志說。

輔導工作遇阻不順暢時,輔導員便與周志勇主任共商「對策」。(張良綱)
自己花錢去「打仗」
這是因為輔導員雖然站在第一線,他們的動向,卻受命於指導委員會。這些指導委員除了周主任自己之外,還包括各方面的專家,如心理學、政治學,甚至易經、佛學等等。指導輔導員之餘,也不定期舉辦講座,讓輔導員有接觸專業知識的機會。
作為「善化」的輔導員,並不輕鬆。由於他們都有自己的工作,只能利用晚間及假日與輔導對象聯繫。會面時,也常得自掏腰包。但儘管如此,這些自己「迷失」過的青年,仍樂此不疲。
「輔導別人時,同時也在輔導自己;叫個案不要如何、如何,一邊也在警惕自己不要再犯了!」林健志說。年僅十九歲的輔導員任小宇只做了半年,但也由工作中領悟到自己太膚淺,「像個空盒子,必須填滿它。」所以他決定復學,繼續未完成的學業。
女生難搞?
輔導工作當然也有觸礁的時候。林健志對他目前嘗試輔導的一名國中生,就有「無力感」,因為對方是「玩」機車的高手。任何機型,他都暸若指掌,而且家長也有能力買給他。
最多只騎過一百五十CC的林健志在這方面瞠乎其後,無法「以技服人」,自然也就不容易推展工作。
「女孩子我們也搞不懂」,王明忠說。
由於「善化」的輔導工作具有相當程度的風險,所以輔導員清一色全部是男性。登門求助的個案當中,卻有不少少女,她們往往令輔導員十分頭痛。
此外,輔導是否成功,也不能單憑輔導單位一方面的努力。許多輔導員認為,不正常的家庭,往往是孩子變壞的第一步。
「父母每日與孩子相處,影響太大了。如果家庭方面不能配合,即使我們能將孩子勸回頭,一回到家,他很容易故態復萌」,林健志說。
在「善化」工作人員的印象裏,學校裏的學生多,很難要求校方在某一名個案身上投注太多的心力,而「社會風氣敗壞」更是推拖之辭。王明忠認為,個人的定力與悟性才是關鍵。
隨時得注意「風箏線」
即使輔導成功,個案重回正途後,善化聯誼中心仍要「追蹤輔導」,與對方保持密切聯繫。王明忠說:「就像握著引導風箏向上飄的那條線,隨時注意,縱使已飛上天了,也不敢稍有鬆懈,一旦方向歪了或有下墜趨勢,就要扯扯那條線,它才會飛得更穩、更高。」
「輔導工作,並非短時間內可看出效果的。就像醫生看病,要對症下藥,尤其對痼疾,更須花費許多時間與耐心。」
由於每一名輔導員的時間、精力有限,處理不了太多個案,因此「善化」的工作人員,也不斷吸收新夥伴。雖然吸收的對象也是有「紀錄」的青少年,但在周志勇眼裡,卻沒有什麼顧慮。
「只要有熱心、愛心,最重要的是想法、觀念改變了、成熟了,就有資格當輔導員」,周志勇說。
因為經費不充裕,「善化」只能在能力範圍內做輔導工作。到現在為止,接受「善化」輔導的個案共有廿一件,待處理的尚有五十件。經勸導與阻止,而未造成刑事案件的有卅六件,這還不包括電話諮詢在內。
錢從那裏來
由於近日受理的個案遽增,「善化」在人力及財力上均日形見絀。台北市政府曾派社工人員督導劉夢丹前往瞭解情況。
可惜的是,雖然社會福利佔政府全國總預算的百分之四至五,經費相當龐大,但項目很多,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公保、勞保等預算均包括在內。相對地,贊助民間社團,就得詳加評量,慎重考慮。「善化」雖然急需經費援助,但輔導效果不易評估,在爭取支持上面,吃了相當大的虧。
然而周志勇和他的夥伴們堅信「掃黑」之餘,「輔黑」是一刻也不能鬆懈的工作。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政府實施『一清專案』,……頗有績效。但值得我們憂慮的是,大黑掃掉,目前國中國小裏的『小黑』如果不事先善加輔導,將來可能又是大黑,那以後會繼續不斷,掃不勝掃。」
踏進「善化」十來坪的辦公室,一眼就可以看見右前方的牆上掛著一幅字,上面題的是摘自蔣總統經國先生在「勝利之路」裏寫的一段話:
「平路是人人會走的,我們要走人家不能走的路,我們要在無路可走的時候,自己建築出道路來。」
編按:文中輔導員皆採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