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常人生，不變職志——專訪哈佛燕京圖書館館長吳文津

問：您的經歷迂迴曲折，十分特別。回顧時，您覺得生命中最重要的轉捩點是什麼？

答：我念大學的時候，碰上對日抗戰，像當時很多年輕人一樣，書沒念完就從軍去了。由於在學校主修外文，所以就被派到昆明、桂林一帶與美國盟軍並肩作戰的地區，擔任翻譯官。

一九四四年桂林失守前，我是最後撤退的一批。當時實施「焦土政策」，我們執行完任務離開後，第二天日本人就進城了。回昆明的路途，原先就聽說不太清靜，有土匪出沒，所以每個人都發了槍，以防有事。結果，真的出事了。

一九四五年春，青年軍官吳文津到美國德州空軍基地受訓，以便擔任戰時的翻譯官。此行改變了他的一生。（吳文津提供）

整個隊伍有十幾部車，我搭的是最後一部，車上有十一個人。合該有事，那天我們的車子中途拋錨，落後前面車隊一截。經過黃果樹大瀑布時，我還記得那是一個月亮很好的晚上，我們一邊唱著歌，因為已經快到當晚的營地，心情很愉快。忽然聽到槍聲，開車的美國大兵把車一停，立刻衝上來十幾個人，將我們團團圍住。

我一看情況不對，告訴他快走，結果立時槍聲大作。突然我感覺有樣東西從身上穿過，知道自己「中了」，但仍然清醒，一直撐到營地，才有兩個美國軍醫為我打嗎啡麻醉。醒來時不知身在何處，第一眼看到的是滿天星斗和一輪皎潔的明月，然後才是旁邊的美國軍醫。

他對我說：「我們甚至不知道你會不會醒來。」原來子彈穿過左大腿、小腹、再到右手肘，成一條斜線出去。我告訴他覺得很虛弱。因為失血過多，當時我的指甲都白了。他立刻拿了血漿為我輸血。所以，我到美國以後的第一件事便是去捐血。

後來我留在貴陽養傷，真幸運，子彈穿過小腹，但沒傷到要害；而且時值盛夏，貴陽很熱，我的傷口又大，靠著美國軍醫留給我的一瓶消炎藥，居然三個月沒發炎。當時昆明曾來電，要派我赴緬甸，醫官回電說我不能移動。這可能又救了我一次命，因為後來很多人戰死在緬甸。

人生最大的慾望當推求生慾，這次徘徊生死邊緣的經歷，可說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至今我還清楚記得每個細節。

一九六○年，吳文津訪台，與當時的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博士合影於中研院。（吳文津提供）

問：除了死堸k生、大難不死之外，這次意外，對您以後的人生還有什麼影響？

答：當然最基本的，是不用到緬甸去，不然可能早就死在那堣F。哈，這是開玩笑。

那次受傷，讓我深深感覺：很多事既無法估計、也無法預先安排。我很偶然地受了傷、很偶然地留住一條命、很偶然地沒有到緬甸，後來又偶然地到了美國，像中國人講的「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只要差一點點，結果可能就大不相同。

這跟我後來讀歷史的心得很相近：不論是大時代或小人物的命運，都是由一連串偶然事件，發生決定性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中國人說的「隨遇而安」是很好的哲學。我到美國已將近半個世紀，這輩子待在美國的時間已經遠超過中國，但我還是覺得自己是中國人，抱持中國的哲學。

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東亞藏書在西方大學中首屈一指，慕名而來的訪客絡繹不絕。最近司法院長林洋港訪美時，也抽空一探燕京。

問：可是在美國這個強調競爭、人人求表現的社會，這套哲學行得通嗎？

答：我倒是覺得對美國華人幫助尤大。「隨遇而安」不等於「逆來順受」，有其正面、積極的意義。

美國是個有理就必須力爭的社會，針鋒相對的情況避免不了。中國人大多不喜歡正面衝突，吃了虧就在背後抱怨，不正面去解決問題；時間久了，累積了滿肚子的委屈、焦慮與不平，精力都浪費在情緒問題上，也沒辦法再求進步。這種例子，我看過太多。

隨遇而安，平心靜氣面對自己的處境，就能用節省下來的精力，改善情況。如果真的學不來「有道理就不要讓步」的美國社會運行規則，隨遇而安的心境至少可以讓人活得比較愉快，不自怨自艾是個外國移民，也不在有限的華人圈子堙u人比人，氣死人」。

問：正因為不能對這套規則應付裕如，所以美國華人有不少傑出的專業人士，但像您這樣擔任行政主管的卻不多。很多人也視行政工作為畏途。您是怎麼學會的呢？

答：也沒有什麼學，只是看看別人，慢慢自己捉摸。中、美國情不同，到了美國就適應這堛滌穇﹛A不要排斥，隨遇而安嘛！在這裡，有道理就要爭取，才能贏得別人的尊敬。我自己摸索、應用，到目前為止，好像都還行得通。

燕京收藏中、日、韓、越南等國圖書，其中以中文藏書最豐，佔了館藏一半以上。（鄭元慶攝）（鄭元慶攝）

問：您又是怎麼到美國、及如何與圖書館結下不解之緣？

答：養好槍傷後，我回到昆明工作了一年多。那時我們有空軍要到美國受訓，需要翻譯官，我去報考。錄取、受訓之後，在一九四五年春來到美國。結果，四個月後日本就投降了。

我們還是一直受訓到次年夏天。當時政府對戰時服役的大學生有復學獎助措施，留在美國升學，也可以獲得獎學金。我們一百個左右的翻譯官，約一半選擇回去，另一半在美國申請學校，我跟五個弟兄一起申請到華盛頓大學，從大二念起。你可以想像嗎？我們當時就從在德州受訓基地，一路搭便車到西雅圖。

不幸，中國接著打內戰，局勢混亂，獎學金也就不知所終。因此，打工成了「必修科目」，只要有錢賺，餐館、果園、工廠，什麼工作都做。也因為打工，我碰上了另一個偶然的機緣。

當時華盛頓大學正要成立東亞圖書館，找工讀生寫卡片。我每星期在那裏工作廿小時——比上課時間都多，可以賺七十五美元，足夠付房租和伙食。對此「衣食父母」，我當然全力以赴，也就逐漸對圖書館的工作產生興趣。

所以大學畢業（主修歷史）後，我又念了一個圖書館學碩士，正式朝這個方向發展。畢業時，剛好史丹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圖書館要成立中文部，我就到那裏工作，又展開了一場「長期抗戰」——共待了十四年，直到一九六五年才離開，應邀擔任燕京館長。

燕京圖書館大門上的世界地圖浮雕，蘊含了讓東亞資訊傳播到世界的深意。這也是吳文津的畢生職志。（鄭元慶攝）（鄭元慶攝）

問：您在史丹福大學期間，又攻讀了一個歷史博士學位。這個學術背景對您主持圖書館有什麼幫助？

答：幫助很大。我主持的圖書館，不管是以前的胡佛研究所，或現在的哈佛燕京，都屬於研究圖書館，與一般圖書館不同，專門以學術界為服務對象。所以除了管理能力外，還要有作研究的興趣及經驗，才能了解「顧客」的需要。

事實上，不只是館長，研究圖書館的主要幹部都應該對學術有所認知。就以採購來說，必須掌握政治、經濟、社會……每個範疇的方向，知道那個題目有發展潛力、那個學者的著作值得注意。這方面燕京可以說得天獨厚，因為哈佛的東亞研究很強，教授們的研究走向與建議，就可以提供很好的參考。來自東亞的訪問學者，也是我們「挖」線索的目標。

圖書館的工作有繁瑣細膩的一面，也有活潑前瞻的一面，因為它除了要滿足現在使用者的需要，還得預期到未來的需要。我自己研究民國史，深深知道：愈是近代、當代的資料愈難找，除了因為有些資料還未公開外，也因為它是動的，還在變，不像明史、宋史，已發展出一個架構，大家都知道那些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參考文獻。

我們圖書館三樓有個「善本書室」，堶掩`集的古籍善本，冊冊稀有珍貴。我們收集當代圖書也用同樣的心情，選擇好書，希望它們未來都成為「善本」。

做資料蒐集工作的人，頭上的天線要放高一點，我們要為今天及後世的研究者留住，了解這個時代的依據。而且，有很多東西如果今天不蒐集的話，以後就找不到了。

舉例來說，有些邊緣的、零零碎碎的東西像我們蒐集了一千多份八九年民運期間，在天安門廣場散發的傳單，還有台灣選舉的海報、宣傳單。這些東西因為不好整理，一般圖書館多不收藏，但其實有高度的研究價值。

此外，美國的圖書館目前都有一個迫切的需要——蒐集「非書」的資料，包括錄音帶、錄影帶、照片、紀錄影片等。以這些形式保存的資料一直沒有受到跟書一樣的重視，但隨著視聽技術的進步及應用的普及，已成為不可忽視的資料來源。

基本上，我是以研究者的立場經營圖書館；事實上，我也曾經直接應用自己的圖書館作學術研究，真正體會一下使用者的感覺。

問：覺得如何呢？

答：藏書及一般服務，大致還不錯；最大的缺點是自動化程度不夠，借書還得填卡片，不像哈佛其他很多圖書館都已經用光筆掃瞄。

問：這正是很多人的感覺。除了填借書卡很麻煩外，很多書的資料還沒輸入電腦，不能開電腦查詢；而已輸入的部分，以中文書來說，用的還是英文，以羅馬拼音顯示，大部分來自台灣（熟悉ㄅㄆㄇㄈ）和大陸（使用另一套拼音系統）的人都要很吃力地邊拼邊猜。比較理想的方法應是採用中文系統處理，有各種輸入方式供使用者選擇，螢幕出來的是中文。

答：這是我們想走的方向。但自動化一方面耗時，另一方面又很花錢。我們的藏書多，需要的時間跟金錢也就更多。光是出版中、日文書目，動員了所有編目人員，就足足做了四年才完成，編出七十二大冊。

東亞圖書館因收藏了東亞各國的著作，電腦化比一般只有西文藏書的圖書館複雜、困難。所有資料進電腦，是很大的工程；我們目前的短程目標是先把借表流程自動化，單單這一點，就必須每本書都有機器可讀的標籤，也要一大筆經費。

事實上，燕京內部管理大都已上軌道；我工作上最大的挑戰就是找經費。

問：在美國，私立大學的圖書館館長向外募款是很平常的事。您擔任燕京館長已經廿七年，對此應已習以為常了吧？

答：不，經費問題趨於嚴重還是最近十年的事。原因之一是書價、人工費高漲。說起來我們還是東亞經濟成就的「受害者」，由於日本、中華民國台灣、南韓等國貨幣對美元升值，書價也相形水漲船高，其中日本著書尤其貴。

另一個原因則是業務範圍擴大，例如製作微縮影片、推動電腦化、收集範圍擴及視聽資料等。為了因應這方面的開支，現在很多圖書館買書的經費削減得厲害，加上書價又高，買書預算原就不足，可以說是「截短補短」。

問：雖然如此，但不少大學的東亞圖書館近年來仍辦得有聲有色，對燕京這個老大哥急起直追。例如：柏克萊、史丹福等學校，都在燕京之前就出版了中、日文書目；以自動化來說，密西根大學的借書流程已經自動化。歷史最久、規模最大的燕京，怎樣因應這些競爭？

答：圖書館的工作太多了，尤其隔著半個地球蒐集東亞的資料，該做的太多，沒有一家圖書館有能力做完。所以，現在的重點不是競爭，而是合作。

我們跟耶魯、哥倫比亞、普林斯頓等幾個學校合作採購書籍，劃分地區，每個圖書館都有負責的「責任區域」。因為日本書價格最高，所以，日文資料的合作最先開始，也較成功，現在又擴充到中文。

當然，我們的合作只要求各圖書館，對負責的區域盡職，並不限制它們蒐集其他區域的資料。目前該注重的，不是怕別人搶你要做的工作，而是怎樣透過合作，像聯合採購、館際借閱等方式提供使用者更好的服務。一個圖書館的地位是搶不走的，有些東西只有國會圖書館有、有些只有燕京有，資料蒐集要時間累積，你不可能讓光陰倒流，再造一個燕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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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春，青年軍官吳文津到美國德州空軍基地受訓，以便擔任戰時的翻譯官。此行改變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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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年，吳文津訪台，與當時的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博士合影於中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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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東亞藏書在西方大學中首屈一指，慕名而來的訪客絡繹不絕。最近司法院長林洋港訪美時，也抽空一探燕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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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收藏中、日、韓、越南等國圖書，其中以中文藏書最豐，佔了館藏一半以上。（鄭元慶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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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圖書館大門上的世界地圖浮雕，蘊含了讓東亞資訊傳播到世界的深意。這也是吳文津的畢生職志。（鄭元慶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