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二個中國」機會？
問：有一種說法是，以前在聯合國曾有「二個中國」的機會，為什麼我們要放棄？
答：這說法最早是美國約翰．甘乃迪總統在一九六○年提出的，依我的看法，所謂「二個中國」的機會，事實上根本不存在。
大家不要忘了：所謂「二個中國」與我們的國策抵觸，我們不能同意，實際上中共也不會同意，他們的反對甚至不在我們之下。
有一個證明是，一九六六年義大利提出在聯合國設二個席位——一是中共，一是我國的研究案，表決結果，只有卅四票贊成，六十二票反對。而六十二個反對國家中，有四十三個是親中共的。那時我們在聯合國有席位，這個提案是為中共爭取入會機會，他都極力反對了，何況現在？所以說「兩個中國」是不可能，也沒有過所謂的「機會」。
我要強調，國際上像我們處境這麼困厄的，幾乎找不到另外一個例子。分裂國家中，以韓國為例，承認南韓的有一三三國；而南韓所受的壓迫，也沒我們多，因為北韓與美國沒有邦交，不會造成牽制。
跟中共談判有什麼好處？
德國的情況是：各自承認東、西德的國家很多，同時承認二國的也很多。他們行得通的關鍵在於，東、西德本身互相承認，至少互相視為對等。看看我們，中共根本不接受我們的存在，且給其他許多國家壓力。
像最近奧地利打算在我國開航線，中共馬上向其施加壓力，認為航空關係屬官方架構的往來，不准他們的飛機飛過來，目前此事已被迫暫緩。中共並且通知駐北平的各國大使館，須經他們同意，才能與我有經貿之外的往來。由此可看出中共態度強硬，絲毫不留餘地給我們。
不少人對「雙重承認」有所憧憬，認為「Why not？」為什麼不？我的答案是：「Why yes？」為什麼可以？
問：「一國兩制」又如何呢？
答：中共所謂的「一國兩制」，一國是指他們——我說這叫「霸權主義」。他們想用對香港的模式套在我們身上。
我們和香港完全不一樣，我們是一個國家，那個國家會把自己放棄掉？我們不是要「生存」，而是要「生活」；不但要「生活」，而且將來要進一步發展。
我常和外國朋友說，中共提出多點和平建議，像設自治區，可享自治地位，社會、經濟、文化制度不受影響，……但需拿下國旗、廢掉國號，如此一來，我們不再有外交關係，在國際的地位也會下降。
仔細想想，跟中共談有什麼好處？他們能給我們什麼？事實是，他不能給我們比現在更多的東西。科技、經濟、貿易……我們都比他強。
堅持，是必須的選擇
台獨也是行不通的。任何一國與中共建交，一定接受一個原則——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當然，中國並不一定表示是中共，但「一個中國」的原則是接受的。在此情況，同時要承認獨立的台灣，也是辦不到的，除非先與中共斷交。以美國為例，即使他與中共斷交，也沒必要承認台灣，只需承認中華民國就行了。
問：雖然我們與中共都堅持「一個中國」，但擺在眼前的事實是，承認中共的國家比承認我們的多，我們繼續堅持自己代表中國，長久以後，會有什麼結果？
答：坦白的說，現在除了堅持，沒有其他的選擇。走其他的路只有「得不償失」，只會更壞而已。當然，堅持有堅持的困難，可能會使與我友好的國家越來越少，這當然是隱憂。而外交部的工作就是要預防、阻止這種事的發生，儘量維持住友好關係。
話說回來，國際情勢也非一成不變，中共與許多國家的關係，也不會永遠維持或堅定不移，所以我們對一些新興國家極力爭取友誼；或對已承認中共的國家，藉實質關係的改變，希望能逐漸提昇為正式外交關係。我們絕不會以實質關係為滿足，但目前要尋找很快的突破並不容易，在沒有更好的方式前，只有穩住腳步。
問：最近，哈佛大學的大陸留學生胡平寫了一篇文章，提及台灣的「三不」政策不夠主動，應可再積極些，您有何看法？
「三不」沒彈性？
答：所謂「三不」——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這個「不」字給人的感覺好像比較負面，其實指的只是政治層面——政府與政府之間的接觸、談判、妥協。但在民間方面，尺度已放得很寬，自從開放探親後，很多國民都去過大陸了。
政治的接觸，對我們並無好處。前幾天中共飛機飛過來，我們的處理原則是，不給中共有統戰宣傳的機會——利用這事件製造他們開始和我「接觸」與通航的假象。
處理方式是，要求飛機很快離開，並要求先飛往香港。我們不願給人我國可與大陸直接通航的錯覺；雖然，飛機上天後我們無法控制，但事先我們仍鄭重表明立場。
在政治層面上，我們「三不」的原則沒法有更多改變，但在民間方面可有更多彈性，像學術、體育、文化活動，事實上已有很多接觸，如地震學的研究、田徑賽等。但談到政府與政府之間，就須把立場穩住。
問：在政府諸多部會中，民眾對外交部似乎比較隔閡，這可能與外交上很多事「可做不可說」有關，但總難免會產生誤解，應如何改善這種情況？
答：近年來外交部同仁常到機關、學校演講，增進與民眾的溝過，希望藉此讓國人瞭解我國真正的處境，和外交部在做什麼。
外交部的難處是，有些事並非不願說，而是說了就行不通；有的是做了，但不能說。
比方我國在美恢復波士頓辦事處，在進行當中報紙登了這個消息，結果辦事處延緩好幾個月才成立。這是因為我與美方有協議，不多作宣傳；未完全告一個段落就打破沈默，使事情進行有了困難。
「不能說」，這是外交部本身在宣傳上較吃虧的地方。但我覺得近年來國人對外交部已有較多的瞭解，比十年前好多了。
從「廢墟」中蓋起房子
問：在外交部工作以來，什麼是您最得意和最挫折的事？
答：對我而言，中美斷交應是最大的挫折。我一九七七年從美國回來，七九年就斷交了，當時我在北美司工作，對這件事發生不覺得突然，但從有邦交到無邦交實在很難適應。從一九七九年至今，等於是在「廢墟」中蓋起房子，真是不容易，這是大家的努力，而大家也應好好珍惜。
你問我，外交工作有何高興之事？老實說，在外交部工作，高興的事不多，受人指責的機會反而比較多，只有把一些事完成，看到辦事處成立、協定簽了、困難解決時，會覺得很高興、有滿足感。
進外交部前，我就知道這工作不是很容易，進來後發現問題更多，但我還是很樂觀。我喜歡困難的工作，越困難我越喜歡。
我常說外交不是考慮明天、明年，而是十年、廿年以後。外交工作不僅要為這一代負責，還要對後代子孫負責——要維護下一代在「非共」的情況下生活，在更好的國際環境下發展。
〔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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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次長章孝嚴伉儷在多明尼加駐華大使離任贈勳酒會中，向多國前任駐華大使貝格羅（H.E. Oscar Felix Peguero Hermida）夫婦舉杯敬酒。中為前外交部長朱撫松。（外交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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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美國佛羅里達州商業處處長傑．布希（Jeb Bush，美副總統布希之子）來訪，至外交部拜會章次長。（外交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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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孝嚴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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