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個傷心絕望的經驗都是我投奔自由的原因——李天慧說

高高的個子，神情中透著一股沉毅、內斂的氣質。她似乎缺少許多藝術家所擁有的一種浪漫情懷，相反的，在她的眼角、口邊，隱約有著生命磨難所留下的刻痕。

李天慧是湖北人，父親曾任外交官，早年家庭生活優渥，父母都熱愛音樂。家中共有八位子女，小時都有機會親近音樂，並學習樂器彈奏。她自小隨母親習鋼琴，十五歲時改拉大提琴。大陸淪陷後，她就讀瀋陽音樂學院，畢業後被派往天津音樂學院任教十七年。一九八一年，她受邀成為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的交換學生，以公費赴美留學。

到了美國，李天慧初嘗自由的滋味，進而接觸了許多來自自由中國台灣的留學生。從他們的言談，以及有關台灣的電影、錄影帶、書報雜誌……中，李天慧受到很大的震撼。經過一番深思，她確定台灣才是中國人理想的天地。不久後，李天慧投奔自由祖國。

就像其他的反共義士一樣，李天慧在回到台北之後，總被熱情的人們一再問起：為什麼？為什麼願意放棄在美的學業？為什麼能夠放下大陸上的親人、毅然投奔自由？

李天慧在本刊為她舉辦的小型茶話會中，慨談故鄉瑣事。

投奔自由的原因太多、太多了

因答這個問題，對李天慧來說，實在不容易——理由太多太多了，豈是三言兩語能夠說得清楚的？她說：「我在中共的統治下生活了卅年，我的親身經歷、以及發生在親人、朋友、同事身上無理、無情的遭遇，都深深刻在我的腦海裡。無數的事實教育了我：共產制度是個迷惑人的假象，中國大陸是個可怕的鐵幕。我可以這樣說，卅年來每一個傷心的經歷，都是我投奔自由的原因！」

共產黨來的時候，李天慧剛滿九歲，在家又是老么，尚不解事。只記得當時家中充滿音樂氣氛，尤其是大姊，具備很深的音樂造詣，並已在淪陷前前往美國茱麗亞音樂學院深造，全家人都引以為榮，並寄予厚望。

李天慧初中畢業那一年，大姊學成返鄉。小妹對大姊無限欽羨，當大姊懷著滿腔熱忱前往瀋陽音樂學院任教時，她也隨同前往，考上該校附中，主修大提琴。

熱愛音樂的大姊，犯了藝術家通常都太天真的毛病，她總認為藝術家毋須過問政治。但是她不明白，社會情況早與她出國前大不相同了。一切都以政治掛帥，事事都要扯上政治，每個人的一言一行，都要用政治來衡量。懷著滿腔熱忱的大姊，完全不能適應這種環境，不多久，就因精神分裂而離開了教職。一個才華橫溢的音樂家，回國不到一年，才剛起步要奉獻自己的才學，就這樣無聲無息地凋萎了。這是一九五七年的事。

在返國第一次記者會裏，李天慧公開她投奔自由的心路歷程。

突然間整個世界給翻了過來

這一年，對李天慧來說，是天驚地變的一年。大姊因病返家、留下她獨自在瀋陽求學。家中又頻頻傳來不幸的消息：曾在國民政府任外交官的父親，在一次「反右鬥爭」中下獄身亡；一位姊夫和四哥，也被下放到北大荒勞改。對於這些突如其來的家變，年幼的她不免驚惶不已。

「那時我十六歲，完全不能理解為什麼一下子發生了這麼多事？為什麼我的親人會遭到這麼悲慘的下場？在瀋陽，我也參加了好幾次反右鬥爭大會，眼見許多血淋淋的場面，使我害怕極了，並且自然興起了一個念頭：千萬不要和他們一樣，否則這輩子就完了。我開始時時警惕自己：以後說話要小心，最好少講話、或根本別講話。因為我已經是反革命份子的女兒，已經背上了『成份不好』的包袱，我永遠也比不上那些『根紅苗正』或『根正苗紅』的同學。我必須拚命努力才能贖罪，於是我埋頭練琴、努力課業……。」

在學校堛漣鶪捊z因此總是悶聲不響，埋頭苦幹。有勞動，就拚命幹活；有出名得利之事，一律自動退出。「成份不好」的陰影籠罩著她，讓她自卑得像隻小老鼠，整天只想著要「贖罪」。

李天慧笑著對風靡大陸的「小鄧」（名歌星鄧麗君）說：「你的每一首歌，我女兒都會唱呢！」。

大好青春在一個個運動中被浪擲

緊跟著「反右鬥爭」之後，是五八年的「大躍進」與「全民大煉鋼」。祖墳堛煽癟髐]給劈了當柴火，家家戶戶的鐵門、鐵桶、鐵鍋，乃至窗子上的小銅扣都拆下來煉鋼。李天慧和她的同學放著琴不拉，沒日沒夜地跑到農村去拉風箱、支援煉鋼煉鐵。這樣大家都跑去煉鋼了，地裏作物熟了沒人收，爛在田裏也沒人管。接著是「反右傾運動」，然後又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李天慧感慨地說：「我的大學生活和青春，就在這樣一個又一個的運動中虛耗掉了。」

一九六四年，李天慧從瀋陽音樂學院管弦系畢業，按規定下鄉勞動一年。

來到河北鄉下，眼見「解放」十五年後的農村，是一片難以致信的貧窮蒼涼。而共產黨對這些貧困情況，總有一番說辭。再怎麼欠收，都硬說成豐年。肥皂長年缺貨，就說：過去農民不洗澡，解放後農村進步了，大家都洗澡，肥皂自然不夠用！農民知識無多，對這些語焉不詳的說辭，也不懂進一步去想，只有照單全收。但給知識分子聽到這些話，當然會覺得刺耳。

李天慧在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的新年團拜中，和大家說「恭禧！」並且談談在自由祖國過第一個年的感受。

文革帶來腥風血雨

一年的下鄉勞動結束後，李天慧被分發到「天津音樂學院」任教。她真高興能回到音樂的崗位，也不敢有什麼更多的想望，只盼能平平靜靜地過日子，好好教幾個學生。

然而這一點可憐的心願也不得實現。大街小巷忽然貼滿了大字報，馬路上到處都是橫衝直闖的紅衛兵。十年文革的一場腥風血雨，就這樣襲捲而來。

慘烈的批鬥，很快就從鬥爭「走資派」轉移到一般人民的身上。尤其是藝術學校，更被認為是「資本主義修正派」的溫床。李天慧回想當時的心情，她說：「雖然我早就在一連串運動下學『乖』了，也早已學會什麼時候說真話，什麼時候說假話；更學會把真實的感情、思想隱藏起來。但是『成份不好』的陰影，仍使我時時惴惴不安，不知什麼時候會忽然給紅衛兵拖出去。」

學校裏的同事們開始無情地互相批鬥，人人都惶惶不可終日。因為在此時，即使最親密的人，也可能在一刻間變成互相殘殺的仇人。校園裏處處可見一堆人圍在一塊兒，只聽到眾口喧譁，大聲嘶喊著：「狗××，你聽著……」「惡人的眼淚不能同情，大家不要上當！」「打死他，鬥臭鬥垮資本主義的走狗！」……。而被鬥者，頭戴尖帽、肩掛磚頭，被勒令鑽狗洞、爬地洞……，吃夠了苦頭，受盡了屈辱。

群眾像都失去了理性，對被鬥者毫不留情，瘋狂地叫罵、毆打……。許多被鬥者受不了這種折磨，更無法接受被自己的親人、好友或同事、學生批鬥的殘酷事實，只有走上自絕之路。有一對教授夫婦，讓學生們打盡罵絕後，又被迫相對互毆，為人師的尊嚴盡喪無餘，當晚就雙雙自盡了。音樂學院的老院長繆天瑞，曾被塗得滿臉烏黑遊街，並被打得死去活來。僅管忍辱含悲地熬了過來，但心靈的創傷永難平復，他此後始終神經衰弱，無法痊癒。而最讓李天慧寒心的，是一場逆子鬥父的場面。而那個「逆子」，正是李天慧平時頗為鍾愛的學生。

泯滅人性的逆子鬥父。

學校聲樂系系主任歷升的鬥爭大會，由他十一歲的兒子歷正為首主持。小孩跳到台上，指名道姓地喊：「狗歷升！你聽著：從今後我和你一刀兩斷，我命你每月給我十五塊錢，我再也不回家了！」父親跪在地上怔怔地望著這個才十一歲大的孩子，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過了幾天，孩子的母親來找李天慧，哀哀地說：「李老師，你能不能叫歷正今晚回家來？今天是他的生日。」李天慧當然願意幫忙，但她頗感為難，因為文革時期學生把老師視作死對頭，老師對學生也已發生不了什麼影響力。然而，傍晚時分，當她看到歷正一個人兩手插在口袋裡、又冷又孤單地站在學生宿舍前，還是傳達了他母親的心意。歷正久久才抬起頭來，眼淚汪汪地看著老師。

孩子能懂什麼呢？還不是有大人在背後慫恿他對付自己的父親。這種泯滅天性、人倫的做法，在李天慧心中留下深痛的烙痕。

價值、人倫觀念完全混亂了

十一歲的孩子是不懂什麼，只有盲目地批鬥自己的父親。但年長許多、身為人師的李天慧又如何呢？她在險惡的情勢下也低了頭，為求自保，寫下了一篇很長很長的大字報，洋洋大觀地批判自己的家人，並自承是社會主義的罪人，今後唯有加倍努力為工農兵服務，才能贖罪還債……。「當時我彷彿自我催眠了一番，只當自己在批評一個漠不相關的惡地主。但在說上十遍、百遍之後，假的也說成真的了，連我自己都覺得彷彿真有洗不清的罪名、還不完的債，使我的心情永遠痛苦沉重。」文革的浩劫，給大陸人民留下永難忘懷的痛苦回憶，李天慧說：「這段痛苦的經驗一直在影響身心、影響工作、影響一切的一切！」

文革後期，李天慧又在農村待了一年。白天到田地堻珧吽A晚上參加政治學習。接著又到工廠做了一年工。等到動亂漸漸平復，能夠調回學校上課的時候，整個人已是身心交瘁了。

李天慧一再強調，大陸上物資的匱乏，還可以忍受；真正讓人苦悶、絕望的，是精神上無止境的摧殘。

文革後的知識份子，開始變得唯利是圖。因為運動搞得太多、太狠，人人都被運動整怕了，人性中良善、高貴的一面大概也被磨光了。許多人學會巴結領導、暗整同事，完全不講情份，更不理會做人的道理。

調工資風波鬧得汙煙瘴氣

這種可怕的心態，在一次調整工資的風波中表露無遺。大陸上大多數的機構都廿年沒調過工資了，因此加六塊錢人民幣，對於一般每月只拿五、六十元的人來說，是個天大的好消息。但上級規定只能有百分之廿的人調薪，換句話說，五個人中有四人要失望。而分配的標準，不是工作成績，而是「政治表現」。

人們立刻開始互揭瘡疤，挖人隱私，背後中傷同事，巴結領導同志……，較偏激的甚至不惜以死相要脅。後來果真有的飲藥、有的跳樓。上層領導不得不宣佈：「那個單位再死人，那個單位就一個也不調！」

在這個你爭我奪的暗潮裡，李天慧也被平時知心的好友出賣了。「不過是平時隨便發的一點小牢騷，卻被她說成了對社會主義有強烈的不滿。起初我傷心極了，對人性失望透頂。但細想一下，就漸漸明白，人們原本不是這樣，是被共產黨整成這樣的。共產黨統治的特質，就在有意挑起紛爭、製造仇恨，讓大家永遠在你爭我奪中失去理性，在鬥爭批判中失去感情，這樣人們就永遠不會結合在一起，也就永遠不會有團結的力量來反對共產黨。」李天慧猶有餘悸地說：「運動來時的明爭固然令人害怕，但總還有個目標。平時的暗鬥才真教人心寒。表面看來平靜的局面，其實人人自危，根本無法定下心來好好做點事。」

沒有嘗過家庭的溫暖

在這樣複雜、險惡的環境裡，隨時要準備應付突如其來的風雨。身心雙重的創傷和疲憊，使李天慧一直企盼能擁有一個可以歇息、療傷的「家」。

然而李天慧說：「打從十五歲離開家到瀋陽求學，我就再沒有得到家庭的溫暖。結婚以後，我依舊沒能擁有一個完整的家。」

李天慧是在一九六六年結婚的。丈夫史保羅也拉大提琴，是瀋陽音樂學院高她四班的學長，他們同學九年後結為連理。然而史保羅畢業後留在瀋陽任教，李天慧卻被分派到天津。十五年來，夫妻遠隔兩地，每年只能在寒暑假相聚。

「不是我們感情不好，是無理的制度硬將我們分開這麼久。分開久了，感情也就比較淡了。」李天慧認為這十五年是一段傷心的歷程，她未能在婚姻生活中享受到「家」的溫暖和安全感。丈夫不在身邊，李天慧不但獨立應付外界的紛擾，還得在下班後做所有女人做的家事和男人做的粗活。那年唐山大地震後，她在驚恐之餘，必須獨力搭建臨時住屋和地震棚。而且，夫妻長期分居，對孩子的照顧和教養也很成問題。

有一回，李天慧在學校上課，有人急急跑去通知，說她的女兒小紅在幼稚園裏被看護阿姨打傷了右眼，血流如注。「我慌慌張張趕到醫院，老遠就聽到孩子的哭聲，醫師正在為她縫傷口。護士擋住我，不讓我進去，免得孩子哭得更兇，我只好在外頭等。其實平日什麼大小風波我都挺過來了，但那時聽到孩子哭得聲嘶力竭，感情忽然崩潰了，我也跟著痛哭起來。」情急之下，李天慧打電話到瀋陽，希望丈夫能回來看看孩子。史保羅在電話的那一頭也急得不得了，趕緊向上級請假。然而這對心焦如焚的夫妻，得到的答案是「以革命利益為重，不得以私害公」。

長年分居兩地，默契無從建立

他們夫妻申請了五次調職，都被上級以「工作需要」或「革命需要」給否決了。夫妻長年相隔，各有各的壓力、苦悶和負擔，到後來，連彼此溝通的能力都喪失了。往往短暫的相聚，也因為雙方心頭各有著沉重的壓力或怨尤，情緒都很壞，甚至互相爭吵、折磨，然後又後悔傷心，彼此道歉，心情總是那樣矛盾。

大陸上因為「革命需要」而像他們這樣長期分居的夫妻太多了。「我到了美國之後，有一回參加房東夫婦結婚紀念的慶祝會，我也談起自己的婚姻，他們簡直難以想像我的遭遇。我這時才領悟到，原來一個人是有『權利』建立自己的家的。我自認對社會也有相當的貢獻，至少我勤勤懇懇地教了十七年的書。但終日辛苦工作，我得到了什麼？連擁有一個家的權利都沒有！」

「共產黨的領導幹部從不肯為人民想一想。他們自己有完整的家，不知道夫妻分居會帶來生活上、精神上、經濟上種種的不便。中共的領導人只知自己要過好日子，人民的疾苦全不在他們眼裡。」

共產黨人絲毫不關心民生疾苦

她又舉了個例子：唐山大地震已經五年多了，但唐山一帶到現在仍是斷垣殘壁、一片凋蔽，人民多住在臨時搭建的木房裡。冬天，孩子們凍得睡不著而哭泣。而中共既不做災後重建工作，也不肯接受紅十字會和世界其他慈善組織的援助，還一味要人民「自立更生」。李天慧說：「天災固然不可避免，但發生在中國大陸總是特別淒慘。領導們寧可把大量的錢花在原子彈上，也不肯撥一點來關心人民的疾苦。」

鄧小平上台後，大陸人民生活在物質上略有改善，人們以為經過三起三落的矮鄧，應該比較能體恤民情。加上他上台時提出不少動聽的口號，許多人不免寄予厚望。但李天慧說：「起初我也如此，但目前從他的表現看來，實在已經不必抱什麼希望了。」她表示，以工資風波為例，在一片混亂之後，鄧小平公開表示：「調工資本是件好事，想不到會死這麼多人，想不到幹部素質會這麼低，想不到人民生活會這麼苦……。」這番話說得大陸人民群情激憤——他沒想到的，人民已經忍受多年了！做為一個領導者，居然對民間疾苦毫無所知，豈是值得寄予希望的人？！

此外，矮鄧初上台時，曾作態放出自由民主的空氣，「知識份子很會幻想，忘性又大，熬過了苦日子，別人稍稍給點甜頭，就又以為情勢可以改善了。」

結果如何呢？基層選舉不見舉辦，民主牆說拆就拆，矮鄧一聲「捉」，十五年刑期的政治犯就不知凡幾！所以李天慧說她迷夢已醒，再也不作什麼幻想了。

藝術之花在自由的天地裡才會綻放

在這樣的社會制度下，大陸上的音樂環境如何呢？

「目前大陸上有不少大的音樂學院，各省也都有藝術學院和管弦樂團。儘管如此，我仍以為大陸的音樂環境不好。」為什麼呢？李天慧表示，在中共「音樂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大前提下，音樂教師的教學和學生的學習都受到很大的限制。而且社會那樣閉塞，師生們和世界音樂潮流都脫節了，其他相關藝術的接觸機會也太少，因此即使肯練習、肯用心的學生，通常也不免保守、拘泥，才情橫溢、施展自如的並不多見。而最大的問題，還是文革浩劫破壞了原有的基礎，剝奪了許多青年人受教育的機會，致使教育脫節，缺乏良好的師資，音樂教育和其他學門都是一樣。上海音樂學院就曾一下子死了十七個系主任和教授，音樂教育怎能不脫節呢？

像李天慧這一代的音樂教師，曾經歷文革一次次的運動，使得教習中斷。在那種頻頻下鄉、下廠勞動的情況下，誰也沒有時間、更沒有心情練琴。「以我自己為例，文革期間，有四、五年學校解散，樂器被收回，我們都被派去勞動。再加上那時候有所謂『搞政治保險、搞業務危險』的說法，在『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情勢中，一般在工廠勞動的音樂工作者，幾乎都一心想做『偉大』的工人階級，而不再想拉琴了。我自己是因為背著成份不好的包袱，沒有資格去湊熱鬧、搞運動，因此，下工後我就關在屋裡，用自己做的模擬琴，偷練指法，在腦中不斷練習。那時許多人都批評我『只專不紅』，但後來他們發現我還能接得上頭，還能拉幾下琴，並且成了美國交換學生，這才懊惱不已，但他們已經丟下那麼多年，想重拾也不容易了。」

坑人的制度，抹煞了人的價值與尊嚴

李天慧表示，大陸上也有不少資賦優異的兒童，值得琢磨。然而在師資素質不佳的限制下，多半學到一個程度，就再學不到新東西而無法進步。這些問題音樂界人士都了然於胸——除非放棄一切以政治掛帥的作風，放棄所謂「音樂為無產階級服務」的謬論。但是，談何容易啊。

李天慧出國前，把家中的照片好好地整理一番，然後都帶了出來。當時的想法是，不知道什麼時候又會來個運動，照片難免有被抄、被毀之虞，不如帶在身邊，也好給在美國的親戚看看。

在大陸拍的照片看來灰暗沉悶，不僅是背景、衣著，就是人們臉上的表情，彷佛都是木楞楞的。李天慧說：「我們的表情，正反映出我們卅年來所過的生活。」

然而李天慧又指著與她合照的幾個人補充道：「可是你別看這幾個人衣著狼狽、神情畏縮得像個小偷，他們可都是早年留英、留法的專家學者呀！」李天慧感慨地說：「人在大陸上是沒有尊嚴的，無論你的才華學識多麼出眾，也終要被磨成一式一樣的木人。再經過文革鬥爭時一個勁地被喊：狗××！狗××！許多人到後來都畏縮得弄不清自己到底是不是人了？」

自由平等的空氣多麼美好

翻開第二本相簿，則是一個開朗、歡愉的彩色世界。當時，李天慧住在明州一位外籍學生顧問波頓教授的家中。

「在美國的那段時間，除了上課或和波頓夫婦外出聽音樂會外，生活單純、規律。但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也使我生出許多感觸。」有一次她上郵局寄信，發現地址寫得稍高，長方型的林肯頭像郵票無法貼到信封的右上角。於是她問職員能不能貼到背面去？不料對方一言不發，拿起信封就把郵票橫過來一貼。李天慧大吃一驚，在大陸上誰要是把有毛澤東頭像的郵票橫貼，可是要倒大楣的。她還記得有次大陸發行一套毛澤東郵票，郵局甚至不敢把郵戳蓋上去，只敢小心翼翼地蓋在邊上一點點的空白處；有的乾脆不蓋，一般老百姓也就樂得撿個便宜，郵票可以再用。

有一個也是大陸留美的學生，自紐約給李天慧打電話：「覺得這兒如何啊？」「很好啊！美國真是闊極了！其他的，一時還說不上來！」她答道。對方在那一頭小聲說：「你有沒有覺得好自由？」哦！李天慧這才恍然大悟，是了，這兒真是自由極了！每天可以不必防備什麼，可以和老師、同學一起在音樂的天地裏鑽研，而且他們都親切、熱情，不會去算計人。也不必整天擔心什麼可以講，什麼不可以講。不必惶惶終日，恐懼下一次運動的到來——初嘗自由的滋味，李天慧這才明白，生活原來是可以這樣過的！

回到自由祖國，有如倦鳥返巢

第三本嶄新的相簿，還沒有插滿，而彩色相片中李天慧的笑容裡，更添加了幾分自信和安然。

回到自由祖國以後，李天慧興奮熱切地到各地參觀，看過工廠、農村，以及各地的名勝古蹟。民眾親切熱情的態度，使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溫暖。現代化的輕重工業設施、繁榮的市場、新型建築……，還有中國傳統的風俗習慣、溫柔敦厚的人情味，都使得原本對自己國家失去了信心、沒有享受過家庭溫暖與安全感的李天慧，將自己放心地投入這個大家庭裡。她說：「我已充分相信自己的抉擇是正確的。我為自由祖國的成就感到驕傲，更為此後能生活在這個自由天地裏而感到興奮。我願意盡己所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為培育下一代的音樂人才出一份力量。我深信這裏是可以施展抱負的地方。」

與姜友陸一樣，李天慧的伴侶和孩子還在大陸，問她可會牽掛、想念？她點點頭：「當然會的。但是我們夫妻十幾年來一直聚少離多，不比這裏夫妻之間的如膠似漆，因此在感情上我很獨立。至於女兒，她已十二歲了，從小就因為我忙著教書掙錢，是在托兒所長大的，後來又住校，個性也很獨立，而且很能幹，並不依賴我。我走前安排她去跟爸爸住，跟爸爸一塊兒拉大提琴，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

有一天我們要把自由民主帶回去

但即使如此，她在談這個問題時仍不免黯然神傷。「如果不是實在痛心、失望到了絕頂，如果不是實在害怕再回去過那樣的日子，我是下不了決心投奔自由的……。」

唉，是的，我們知道，我們也瞭解。但是，今後還不知會有多少類似的悲劇將一再重演，這真是我們中國人的悲哀啊！

「所以，我要來到你們中間，讓我們一起在各個不同的崗位上努力奮鬥。我們要早一點回去，要把建設台灣的制度、方法、思想、觀念都帶回去，讓大陸上可憐的百姓也知道：我們中國人，原來是可以這樣合理、尊嚴地活著的！」說著，說著，她那沉穩、堅毅的表情重又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