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學術重鎮京都大學

跟日本人聊起京都大學，也許話題很快就會說到諾貝爾獎上。

「你知道，京大產生了不少諾貝爾獎得主哩！」日本人總會這麼說。言下之意，京大是日本主要的學術重鎮，地位不可輕忽。

其實如果仔細翻查資料，會發現日本人這樣的京大印象有些「誇張」。

法學院經濟研究室一名學子正在孜孜苦讀。京大靜謐的校園環境，濃郁的學術氣氛，更使人容易專注於學術。（張良綱）

「諾貝爾獎」等於「京大」？

從一九四九年京大畢業的湯川秀樹得到日本第一座諾貝爾物理獎以後，到八七年的利根川進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為止，四十一年來，日本共出現七位諾貝爾獎得主，其中東大畢業的有三位，京大畢業的有四名，「東」、「京」兩校三對四的比例，其實不分軒輊。要說京大是日本諾貝爾獎得主的製造所，實在有點牽強，但這正是日本人的印象。

造成這種印象的背景，還得感謝擅以「褒第二，貶第一」手法來製造聳動事件的日本新聞界。

就在八一年，另外一名也是京大畢業的朝永振一郎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同時，日本新聞界開始大量製造「諾貝爾獎」等於「京大」的說法。

「諾貝爾獎，又見京大」、「為何諾貝爾獎總從京都產生」、「自由學風是使諾貝爾獎出於京大的主因」……。

斗大的標題、各種各樣的議論，總在說明一個事實：「京大是產生諾貝爾獎得主的地方」。新聞界甚至將「東大出身」的另一名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江崎玲於奈，也算在「京大人」之列。

「江崎雖出身於東大，但他小時候在京都長大，且畢業於京大舊制的第三高等中學校，算起來跟京大的關係比東大密切……」新聞界描述。

工學部電氣工學教室修建時，不僅保留舊有結構，還特別留下明治時期的紅磚門面，足見京大人對歷史的尊重。（張良綱）

「世界第一」的京大！

為何這麼做？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想強調京大與諾貝爾獎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也有警告東大人「小心一點，京大已追上了」的意味。這原是新聞界寓褒於貶的手法，但是被日本報紙描寫為「只懂讀書、生性天真」的京大人卻喜孜孜地接受了它。

「東大雖是日本第一，但看看我們，京大是世界第一哩！」日本輿論界指稱，接受「諾貝爾獎等於京大」說法的京大人多少有這種心態。這一方面是挑釁東大；一方面也在抬高自己的身價。

這樣難解的「京大情結」，不僅存在於京大人間，也存在於向以文化發源地自傲的關西人之間。

曾在東大研修的陳文玲講述她的經歷：

有一次，她到京都遊覽，投宿在京大附屬的京大會館內，當她把學生證交給櫃台服務員時，親切的服務員說了一段令她印象深刻的話：「東大雖是關東第一，但在關西，可是京大第一哦！」

陳文玲的經歷，很可能也是不少「東大人」的經歷，不少訪客在跟京大人言談或在翻閱京大資料時，均能特別感受京大人的「情結」。

京大校園「偶遇」這樣的行禮方式，令人想起日本人對關西人「保守而多禮」的形容。（張良綱）

本是同根生

這樣的「京大情結」怕是其來有自。

京大正式成立於一八九七年（明治卅年），比東大整整晚了廿年，而且說起來，京大還是從東大分出來的。

關鍵時刻當在一八七二年。

當時關西地區包括長谷川泰等廿三位國會議員，向當局提了一個建議案，說到日本的第一所帝大東大，由於「缺乏競爭對手，嶄新的學理正在萎縮，畢業生學力日弱，在學學生也逐漸怠慢於追求學問……」，因此要求在設立東京帝國大學之外的西京（即京都），設立另一所大學與之抗衡。

事隔五年，這所大學即於京都正式成立，就是京都大學。創校之時，京大就擺明要「挑戰東大」。

京大第一任校長木下廣次，在就職典禮上提出了「比東大更尊重學生獨立自主精神」的辦校原則。

例如：東大採取學年制，只要總平均成績在四十分以下，即可令其退學。京大則採用學科制，不管成績多壞，都可以三到六年（京大規定的修業年限）來複習、重修。對學生的懲戒也比較有彈性，採譴責、停學（停止到校學習）、放學（退學）三階段，而東大僅放學一項。

在自由的京大，不大能找出具代表性的建築，大學本部正對校門這座建於明治時期的鐘台，算是一般人公認，可代表京大的「校標」。（張良綱）

讀書請來京大

在各科系運作上，京大也採放任原則。例如：法學院在廿年前就實施自由選課制，校方不規定任何必修課程，學生們要修那一堂課，只要在學期終了時，跟教授「聲明」即可。至於在學期內上不上課，要採取論文報告或考試方式來取得學分，完全悉聽尊便。這樣方式後來廣被各系遵循。

而理學院學生更可自由決定自己的畢業年限，要不要畢業？何時畢業？學生有絕對的自主權，即使學分修完，校方也無權要求學生離校。

對外國學生來說，申請京大亦比其他學校來得有彈性。

按照通例，留學生在申請日本著名大學或大學院（研究所）時，通常得先找到教授，得其允以收留的承諾之後，再向校方提出申請；而在京大，即使不經教授，直接向校方提出申請，也可得到入學許可。

但是，有彈性並非放水，與東大相較，京大學位更難拿。以文學博士來說，京大創校九十多年以來，只有兩個中國人拿到學位。「東大博士學位雖然難拿，但至少還有可能拿到，京大呀，似乎連可能的機會都微乎其微」，已修了法學博士課程，目前還在「等待」學位的朱柏松感嘆。

這樣自由、富彈性的學風若實行得不好，很可能流於散漫而無章法，但京大卻彷彿不怕。看來他們有極大自信，認為想讀書的人才會來到關西；而選擇京大的，必是已具獨立思考和判斷能力者。

已修完京大法學部博士課程的陳才崑指出，日本學術界向有「西高東低」的說法，因為傳統上東大以培養高級文官人才為目的，與政府的關係相當密切；京大則不然，由於它與東大先天的競爭態勢，因此它扮演的通常較具批判色彩，有些抗衡政府、反對權威的角色。而日本人認為這樣才有可能從事真正獨立的學術研究。

「東大是主流派，京大是實力派」，目前在經濟學部攻讀博士課程的盧聰明進一步形容。

尊重個人自由的校方，對亂放在校園各處的車輛，最多也只能貼上這麼一紙警告白單。（張良綱）

打破沙鍋問到底

與其他學校相較，京大教授似乎也更有「脾氣」。京大介紹學校資料中講到教授特色：「理論派居多，缺乏實踐力，沒有『速度感』，且十分執著，只要合乎學術道理的，就義無反顧地去做，即使旁人看來芝麻豆大的事情，京大教授也饒富趣味……。」

「大阪大學教授在學術論證時，常作『不是這樣』的結論。京大教授絕不會這樣做，京大教授在說『不是這樣』之前，會先跟你議論一番，這很可能山陰與東北地方人們性格的差別吧！……」，「京大總合研究」一書中引用一位教授的描述。

陳才崑以為，若要嚴格區分，東大追求的可說是「積極之用」，京大則是「無用之用」（不是立刻可以應用的學問）。

目前專攻建築的前任同學會會長黃蘭翔也有同樣想法。他試舉他知道的一例：上下階級關係分明，原本是日本文化很獨特的現象，但在講究平等的現代社會，特別在企業內部，多少會因此而妨礙了「企業民主化」。至於上下階級如何形成，這從歷史、文化來看，似乎言之成理，但京大教授偏就要去探究：為何會形成這種上下階級關係？它與企業民主間又有何種影響？

陳才崑也舉例說明，細胞分裂、機械運作……，在一般人看來，似乎極其自然，京大教授卻偏去研究它的道理在那，試圖在打破沙鍋之後，還問沙鍋在那裡，這似乎也是作學問的人一貫的「浪漫」。

關西是日本共產黨的發源地，教室外牆上貼滿的反動標語，很可能是日共中核派成員的「力作」。（張良綱）

「京都學派」享盛名

是不是因為這樣，京大才得以榮獲好幾座諾貝爾獎？學術成就在個人與學校之間有什麼關係？這真是個耐人尋味的問題，但京大已成日本，乃至全世界公認的學術重鎮，則是一個明顯的事實。

日本物理學界的湯川秀樹、東方哲學大師西田幾多部，乃至於聽起來震天價響的「京都學派」，尤其是京都學派一詞，已成除了諾貝爾獎外，京大的另一代名詞。

「京都學派」是什麼？也許包括日本人在內，大家都只有模糊的概念。

「京都學派」一詞起源於京大文學部，開創於日本著名哲學宗師西田幾多部，由於他及以他為山頭帶出如田邊元、三木清等一派弟子，對日本哲學的闡述有獨到的見解，日本人敬稱這一派理論為「京都學派」。

但到後來，「京都學派」則被引申為京大文學部的代稱，只要是文學部提出的各種學說理論，都被冠上這個名詞。這幾年來，日本學界更把它引申為從京大出來「不問形式，只管求知的一群」，京大校友齊藤清明說；他也是膾炙人口的「啊！京大」一書的作者。

文學部的各項研究中，最為世人熟知的首推「東洋學研究」。

與東京相較，京都地方民風淳樸、生活費也較便宜，但狹小的生活空間，仍叫留學生家庭難以忍受。（張良綱）

浸染中國學風

「東洋學」指的是日本人對有關佛教、滿蒙回等少數民族及印度等與「東洋」（以日本人的立場看來）相關的文史哲學等研究。在京大東洋學領域中，有關中國學——中國歷史及文學的古典研究，更是獨樹一格。

位於京都市北白川的「人文科學研究所」是京大中國學研究的主要重鎮，所內收藏有世界漢學界視為珍寶的四十一萬冊中國學文獻，其中最珍貴的是一些連中國也找不到的漢籍拓本、殷商甲骨文，以及後日本人親往雲崗、龍門、敦煌等處調查帶回來的相片、地圖、錄音帶、微縮影片等資料。

這些文獻加上「人文所」自二次戰後大力推動的共同研究成果，使京大在中國古典文學及史學方面，如對唐詩、元曲、尚書正義及漢書律曆志、天工開物、雍正硃批等研究，在世界各大學中算是佼佼者。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人文所幾位著名的「開山大師」如狩野直喜，內藤湖南等人，均與中國關係深遠。

清末民初時，我國學者羅振玉、王國維曾到日本作研究，羅、王兩人在考證學上的嚴謹作風，影響了人文所的日後走向。民國之後，郭沫若也曾到京都，他對古代中國社會史的研究，多少也帶動京都學派日後重視社會史的學風。

京大文學部是頂頂大名「京都學派」的重鎮。圖中的文學博物館藏有許多珍貴典籍。（張良綱）

鼓勵做不出來的經驗

不問形式，只管求知，正是京大的學風。

在京大待了十年，好不容易取得工學博士，目前在台大任教的李源弘指出，他覺得受益最大的是學校給他的自由探索空間。

當他一九六八年初到京大時，也和一般懵懂不解事的留學生一樣，一心想等教授來教，結果等了好幾個月，教授不僅沒有教些什麼，來時也只是看看走走，啥事也沒做。

他只好面對現實，自己動手找事做，從做中慢慢學，有困難再指出來跟老師討論。而此時，老師也開始願意教授解答了，他才知道，原來老師是要他親自動手做，因為像科學實驗這種事情，憑想像、憑老師指導，都不一定做得出來。科學的探求，除了身體力行，還要擔負風險，在李源弘的經驗中，京大不僅要求學生拚命去做，還很鼓勵學生有「作不出來」的經驗。

「你可以把失敗經驗整理出來呀！」李源弘回想當初助教總是這樣說。李源弘認為，這種「為科學而科學」的態度正是日後他在應用時左右逢源的根基。

位京大北白川校區附近的「哲學之道」，據說是日本一代哲學宗師西田幾多郎當年散步、沉思的地方。（張良綱）

講座制一脈相承

台大教授朱柏松對日本人的嚴謹態度，留下深刻印象。

他舉例，如博士論文，日本人不僅注意內文、結構，還有方法。正因為注重方法論，使日本法學界發展出相當詳盡的參考資料系統，像辭典、類書及外國法典的翻譯等，讓人在引證論理時十分方便。

另外，朱柏松對日人一脈相承的「講座制」也十分佩服。

日本大學明訂有起源於德國的「講座制」，即指各所提供教學、研究的各種學問，以「講座」的方式形成一個體系。以京大法學部來說，就設有卅九個講座，如日本法制史、法理學、憲法等。這樣的「講座」看來與我國大學各科系開設的課程無甚差別，但實際上，它是一個龐大的研究體制。

它有點像我國師門相承的傳統，「講座」內的師生關係也非常密切，在京大比較完整的講座通常有資深教授、副教授、助教授等三位教師，底下則有來自各處的學生。說起來，講座制的研究意義重於教學。

朱柏松指出，講座制有很多好處，例如它避免單打獨鬥，可集合眾人之力，對分工日細的各科學問作深入研究。而同一講座的研究論點很可能不大相同，不服氣「師說」的人，也儘可以提出自己的論點，師生之間也因此可以相互啟發。

另外，講座制亦可以處理因人而中斷學術研究的問題。

「在一講座內，資深教授因故（如去世）離開時，副教授、助教授或其他入門弟子可以接替，如此一脈相承，不會因人設事，學問自然容易扎根」，朱柏松認為，「講座制」是使日本人能這麼快吸收西方文化，且累積扎根的原因。

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有世界古典漢學學者視為珍寶的重要典籍資料。（張良綱）

「沾」與「浸」之間

李源弘與朱柏松都認為，京大學術氣氛及它「為學問而學問」的求學態度，是使他們不遠千里，不計名位（要取得日本，尤其京大學位十分難）在此寒窗苦讀的原因，而他們也認為，京大絕不會讓人空手而返。

朱柏松表示，學校環境之外，京都獨特的人文氣息叫人難忘，尤其是「美得讓人心醉的京都自然情境，與京都人悠哉悠哉的生活方式，更會叫人很快沉潛下來，專心於學術研究」，朱柏松說。

至於社會價值裡頭所看重的學位，據說很可能成為我國第一個京大法學博士的朱柏松又如何看？

朱柏松的態度是，實力也很重要。他指出，由於歷史傳統的關係，美日兩國對學位授與的看法截然不同，「一是肯定你研究能力的證明，一則是對你實際研究成果的評斷，若要論價值判斷，真的是存乎一心了」，他似乎看得很淡了。

「去京大是去『浸』而非『沾』學問」，朱柏松比喻。他的心情與執著也許可以給想去京大，卻又擔心「名位」的人一點啟發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