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奇兵逐鹿「新中原」

記得溫瑞安嗎？那個曾就讀台大，懷抱大中國的擊劍少年。他的詩、武俠小說，是七○年代大學生的案頭讀物。

聽過李永平嗎？那個寫了一部五十萬字小說《海東青》的比較文學博士，連文學評論家劉紹銘都要抱著字典，才能讀懂他的作品。

知道張貴興嗎？前年他以《群象》進入時報百萬小說獎決選，所有作家出身的女性評審都投了他一票，李昂甚至背起背包，親身走訪他筆下的熱帶雨林。

熟悉鍾怡雯嗎？被譽為八十六年台灣散文界最閃亮的一顆星，去年她一舉囊括了中時、聯合兩大報文學獎的散文首獎。

還有，還有左手創作，右手評論的黃錦樹；以敘事詩再詮釋中國歷史的陳大為……，他們年代不同，文類有異，卻擁有一個共同點──都來自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華人將延續中華文化視為一種「民族道德」，馬華文學在華文世界中也一直具有特殊地位。圖為吉隆坡華人在中華會館舉辦的文化薪傳活動。（邱瑞金攝）（邱瑞金攝）

華文異域的奇葩

讀到他們這樣的文字，你很難不驚豔──

「他們擔心祖母被大蜥蜴像母雞食之，被野狗像野墳刨之，被野豬獠牙像南瓜戳之。儘管祖母殺氣騰騰迎敵時，入侵者早已鳥獸散。她在芒草中追殺婆羅洲猩猩時，男孩和兄長常認不出來誰是祖母，誰是數百萬年前的祖先。」張貴興，《群象》。

正如評者所論，張貴興「精緻的藝術語言，給予讀者一幅全新的，與東馬有關的藝術視景。」

再看鍾怡雯的《垂釣睡眠》：「遠處細微的貓叫，在聽覺裡放大成高分貝的廝殺；機車的引擎特別容易發動不安的情緒，甚至遷怒風動的窗簾，它驚嚇了剛要蒞臨的膽小睡意。一隻該死的蚊子，發出絲毫沒有美感和品味的鼓翅聲，引爆我積累的敵意，於是乾脆起來追殺它……。」被清華大學中文研究所教授陳萬益評為：「以詩的象喻語言把無影無蹤的睡眠捉住。」

馬來西亞雖然有華文教育，但這些作家畢竟出身「僑生」，果真「文失而求諸『野』」？

台灣少數鑽研東南亞華文文學的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教授李瑞騰指出，「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馬來西亞確實是一個重點。

「新加坡華語沒問題，但華文不行，因為都市結構、英語教育，現在已經很少新生代作家出現，」他指出，「但是馬來西亞很特別，華文教育一直有穩定的力量，各種文學性的國際研討會中，參加的中學、大學生很多，氣很旺。」

左上）國民黨曾到南洋宣揚革命，創辦僑校，早期馬華文學的創作主題與風格都受到影響（邱瑞金攝）（邱瑞金攝）

想像的共同體

除了校園的驅動力，還有文學期刊、媒體主辦的文學獎等社會機制，維繫華文創作的風氣於不墜。

現任教於台北成淵中學的張貴興舉自己家鄉為例，「像婆羅洲這麼落後的地方，也曾有十幾個由中學生組成的文學團體，當地中文報將整個副刊交給他們編，不付稿費，卻提供發表機會。」

黃錦樹在《馬華文學與中國性》一書中提到，在文學創作的表現上，不論是質還是量，其他地區的華裔留學生都望塵莫及。「他們對文學的狂熱並非曇花一現，而是有歷史的延續性。」

但是移民南洋的華人，原本為了討生活而去，為什麼後來會把文化看得如此重要，不可或缺？

早期自馬留台，現任世新大學英語系主任的陳鵬翔認為，中國晚清開始的變法維新、國民革命以及後來的民國危機，革命人士為了爭取華僑在金錢上的資助，將戰場延伸到南洋。

他們到南洋興辦僑校、僑報，鼓吹中國文化與民族意識。這使得馬來西亞華人與祖國之間成為「想像的共同體」。到了抗日戰爭，華人和中國的一體感就更強了。

尤其「在一個以另一個種族為『土著』的國族國家中，華人文學和文化的存在，被華人社會視為是一項民族道德事件。」黃錦樹在他所編的《馬華當代小說選》中如此論述。而後來留學台灣，理所當然成為華僑「重新中國化」的管道。

中國人移民海外，以會館凝聚同鄉。除了互助同濟，會館還常獎掖學子，培植後進。（邱瑞金攝）（邱瑞金攝）

撫慰「民族良心」

馬華年輕作家一旦來台讀大學，面對此地後現代多元的文學生態，吸收極快。當台灣大學生忙著「由你玩四年」的時候，窮得「連寫信回家的郵票都買不起」的馬華僑生，流連在免費的圖書館，苦讀各家作品，甚至為了贏得獎金，努力寫作參加文學獎。

出身英校的張貴興表示，過去不能自由運用中文，受到壓抑；來到台灣後，有一種補償心理，更用心於文字的經營。「有點像是在發洩，」他笑得赧然。

這情形，尤以李永平寫《海東青》為最。隨便翻一頁：「天上彤雲，一簇一毬，潑血般漂渡過落日。公園一汀水泥簷影幢幢流篩起漫街夕照，金溶溶，寂沈沈，浸沐著水泥凳上白奶奶俞媽媽兩臌子依偎的冬衣。 ……」

文學評論家王德威認為，李永平是「復興中國必先以復興中國文字為先導」，「他對華文語彙修辭的愛戀摩挲，真是前所僅見。」

「透過文化認同、民族自尊和文學實踐，冶煉出一種清純的中國文體，」黃錦樹認為李永平寫作的用意：「這一來，作者個人的文學和民族良心也得到撫慰。」

馬華旅台作家為寫作熬的苦功，也是少有人能及的。

李永平曾任中山大學外文系副教授，為了寫作，他辭去專任教職，搬到台北西門町，「與酒女、舞女為鄰」。還在中學任教的張貴興，每天晚上七點回家後，一直寫作到九點，才吃晚餐；暑假，在酷暑蒸騰的台北盆地，更是一坐整天，一個月寫下六萬字。

張貴興（下），已經跳脫大中國情懷。（卜華志）

鑑定新人的試金石

早期馬華留台的林綠、陳鵬祥等人，主要是以成立詩社的方式與台灣文壇互動；後來溫瑞安、方娥真等人創立神州詩社，辦刊物，自己推銷。

新一代的馬華旅台作家，卻不約而同向文學獎進軍。

「這牽涉到台灣的文學環境。文學雜誌死光了，報紙副刊又很難上，篇幅長的不登，新人更完全沒有機會，」現任國際暨南大學中文系講師的黃錦樹說，「台灣鑑定新人，就是看文學獎。」

他認為，相對於研究，創作對外來者的限制不算大。「研究看你掌握多少資源，創作看作品。而台灣文學獎還算是滿開放的。」

對張貴興來說，「冷僻的題材要找出版社出版、讓讀者注意，只有走這條路。文學獎得獎作品發表時會做一些宣傳，有造勢活動，你想要強調的，只有在這個場合比較容易受重視。」

得獎，更有許多附加價值。

去年席捲中時、聯合兩大報文學獎首獎的鍾怡雯說，得獎的豐富資歷與知名度，讓她師大國文研究所博士班還沒畢業，就有一所北部新大學與她接觸，談論聘書的事了。

「得獎之後，媒體不斷邀稿，這個月給了聯合報，下個月一定得給中時，否則副刊主編會說話的，」還不到三十歲，留著一頭烏黑長髮的鍾怡雯笑著說，由於她和另一半陳大為還在學校就得了許多獎，兩人日子過得相當寬裕，最近靠獎金、稿費買了一個大玩具──汽車，把黃錦樹等一干窮哈哈的同學「氣得半死」。

中國人移民海外，以會館凝聚同鄉。除了互助同濟，會館還常獎掖學子，培植後進。（邱瑞金攝）（邱瑞金攝）

獵奇異國情調

但是並非所有的馬華作家都有那麼好的市場性。尤其是以馬來西亞地理環境、華人移民史為背景的文學作品。

像張貴興以婆羅洲雨林華人家族史、馬共興衰為背景的《群象》，儘管出版社在書皮上打著「第二屆時報百萬小說獎決選作品」的旗號，特價一百九十九元，但連第一版都沒賣完。連張貴興都自我調侃，「台灣沒有幾個人真正看過這部小說。」

中時開卷版記者徐淑卿在一篇「鄉關何處──馬華在台作家的遞嬗」中指出，「馬華旅台作家的作品對台灣讀者來說，就是因為忽略或誤解而產生的無言以對。」

「台灣讀者對東南亞文學不感興趣，對英美、日本翻譯作品的接受度更大，」黃錦樹認為，台灣的教育，使大家無法建構一個較寬廣的歷史、地理視野。「馬來西亞的背景常被當作異國情調來看，大部份讀者只是一種獵奇心態。」

會不會因此調整寫作方向？

張貴興也曾試圖寫過台灣的人事物《柯珊的兒女》，但是「再怎麼寫，對台灣的瞭解還是沒有本地土生土長的人深入，所以還是回頭寫自己得好。」

「我認為讀者是無法討好的，」黃錦樹說，「況且寂寞未嘗不是好事，文學那麼脆弱，寂寞才不容易商業化，作品跨越時空的可能性才能夠被期待。」

關心這批馬華作家的李瑞騰認為，「文學，當然要關心腳下的土地，但是創作無法脫離作者生命的特質。」不管馬華作家寫的題材是不是台灣讀者所熟悉，最後，還是「寫得好不好」的問題。

文化點綴品？

作品可以靜待二十年後的讀者，但是卻期待當代的評者。

黃錦樹認為這批馬華旅台作家的文學品質儘管歷經大小文學戰役，獲得肯定，但是卻引不起台灣評論者的興趣。

「無人做論意味著文學言論市場並不以為他們的作品對今日的台灣有多大的意義，了不起只是作為一種文化上的點綴，」他悲觀地說。

那他看到了什麼意義呢？

「馬華文學可以給台灣文學工作者不同的參照，」黃錦樹指出，現代文學是「五四」以來的遺產、從西方橫的移植，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馬來西亞華文文學可以讓人看到中文在不同地理環境呈現出來的各種可能性。

「台灣太小了，作品很容易同質化，幾乎都是都市文學，各地鄉土的差別也不大。坦白說，是個很貧乏的環境。」

形容自己個性像隻潑猴的鍾怡雯，從小在油棕園長大，那是一個養蛇吃老鼠、松鼠、蜥蜴、野雞滿山遊竄的地方。小時候的玩伴就是這些動物，鍾怡雯不自覺地把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都當成人來看待。發而為文，擬人化的字句彷彿天生般自然。「幾千年前一時心軟的竹子立下承諾，善良的樹木至今都必須犧牲生命承載人類的喋喋不休。」

以文字意象而言，李昂評《群象》認為，「在大水、蜥蜴、鱷魚、群象的驚嚇，在久雨、長河、游擊戰的震驚中，我們，厭倦的二十世紀末讀者，的確重找到了一個幻想的空間，接受來自生命底層的呼喚與洗禮。」

跨文化的大架構

陳鵬翔也看重馬華文學對台灣文壇的意義。「張貴興將婆羅洲的地理背景、西方的文學架構、中國的文字，結合成大架構的文學作品，國內幾乎無人能及。」他指出，去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就是將西方、非洲的文化結合，成為文化背景豐富、文化傳承深厚的作品。

因此，花了八年時間寫作《吉陵春秋》，為的就是要冶煉出一種「清純的中國文體」，李永平捨他地域豐富性不亞於拉丁美洲的馬來西亞東部家鄉，而書寫一個「遙遠虛構的神話國度」，黃錦樹表示「勿寧是十分令人遺憾的事」。

他認為，李永平「藉淨化中文以淨化自己，從外來的庶子一躍而成為血系嫡子。」但在淨化「惡性西化」語言的同時，他也為自己從故鄉帶的語言進行淨化：去除土性、去掉來自故鄉土地的雜質。

但是，同輩的鍾怡雯卻不認為不寫馬來西亞就對台灣文壇沒有意義，以文字介入台灣社會更非不可能。「或許這與文類有關，散文與作者的生活總是比較貼近。」

以她最近出版的《垂釣睡眠》來看，風格從敘事寫到微觀。寫失眠、寫說話、寫長髮、寫癢……，而「寫大馬，可能要再隔一段時間了。」但她強調，這只是將過去「暫時沈澱」。

陳大為的詩作，更是一點都看不到馬來西亞：

他撒豆成兵運筆如神

亮了燭，溫了酒，活了人

樊噲是樊噲，范增是范增

歷史的骷髏都還原了血肉──在鴻門

與家鄉的論戰

同樣是詩人，早期的溫瑞安不寫馬來西亞或許是懷抱大中國意識，陳大為卻純為題材的選擇。不像早期的留台生許多都放棄馬來西亞國籍，入籍中華民國；新生代的作家大馬意識很強，他們積極參與台灣的文學競賽，也不忘持續參與家鄉的文學活動。

頂著台灣文學獎的光環，他們在三、四年前籌到一筆錢，編輯了馬華當代詩選、散文選等書，文學理念與當地傳統大異其趣。

主其事的陳大為就坦白地寫文章批評：「馬華的詩史少說也有七十年，我對一九七○年以前的不感興趣，那些大多是粗糙的吶喊……，『爛詩』與『非詩』佔了九成。」

「留台作家太耀眼，他們回去放砲，對還是傳統寫實主義的當地文壇，形成重大衝擊，」李瑞騰說，旅台馬華作家的得獎，對馬華文學整體提昇有幫助，但是也與家鄉的文壇形成對立。

「以留台者為主的年輕作家，有『語不驚人死不休』之嫌，」亞洲週刊在九六年底有一篇馬華作家的文章，作者表示，他們「用台灣的口味來鑑賞馬華文學」，引起老一輩作家的防衛，兩派勢力因而打起筆戰。

前年獲得聯合報短篇小說獎首獎的馬來西亞華文作家黎紫書從未到過台灣，她在該文中不諱言，當初是「帶著一點復仇的心理參加台灣文學獎的。」

她旁觀「這些留台作家相當自負，有傲氣，敢於反抗，也帶來新的變化、衝擊，但他們的作品有點台灣文學的味道，似乎在台灣賣弄『南洋』和『種族衝突』的風味，像張藝謀將中國的古老出賣給西方國家。」

尋找文學伊甸園

寫台灣，被譏為「去除家鄉土地的雜質」；寫大馬，又被看成「賣弄南洋和種族衝突風味」，究竟哪裡才是馬華作家的伊甸園呢？

這答案，還在許多人的心頭梭巡不已。尤其一旦選擇作為定居者，就必須考慮如何面對居留地台灣的問題。而選擇台灣為「新中原」之後，還要多久才能拋下「馬華」的標籤或光環，進入「台灣作家」之列？

黃錦樹認為張貴興是「企圖用詩的語言來克服這一切」。追尋純粹美學便是寫作的目的。把個體存在的具體歷史性，經由美學的中介，轉換為一種詩意的神話。

而李永平，則在台灣本土意識興起之後，陷溺已深的中國性成為沈重的負擔，迫使他跨越自己祖先的語言──客家，去學習、咀嚼台灣的主流方言，並大量呈現在後來的兩部小說中。

「在被種族主義的封殺和溺斃於中國性之間，寫作者必須自尋活路。」黃錦樹說，而未來是未知數，開放給所有的握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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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華人將延續中華文化視為一種「民族道德」，馬華文學在華文世界中也一直具有特殊地位。圖為吉隆坡華人在中華會館舉辦的文化薪傳活動。（邱瑞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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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國民黨曾到南洋宣揚革命，創辦僑校，早期馬華文學的創作主題與風格都受到影響（邱瑞金攝）。但近年頗受矚目的新生代好手鍾怡雯（上）、張貴興（下），已經跳脫大中國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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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移民海外，以會館凝聚同鄉。除了互助同濟，會館還常獎掖學子，培植後進。（邱瑞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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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可是國際性的華文出版中心、各地華文作家心中的「新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