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知識」，才成「分子」
以淵博的知識與深富洞見的文字享譽華人世界的評論家南方朔問道：「沒有『知識』，何來『分子』？」他堅信，扎實而廣博的知識，是知識分子該有的自我要求。
「我們說的話，沒人要聽。」台灣許多知識分子經常如此抱怨，認為他們提出的諍言「沒有市場」。對於這些自怨自艾，南方朔認為，知識分子「被邊緣化」或「喪失發言權」的原因很多，包括報刊雜誌等知識分子的傳統發聲管道日漸式微，以及較具理想性與想像力的想法，不易被相對保守的政府機構接受等等，但他也直言：「不用功」，才是台灣社會多數知識分子的通病，知識分子歸責別人之前，應先反躬自省。
在他看來，許多知識分子看問題的角度，無法超越「專家」的格局。「專家意見通常探討『技術面』的問題，往往流於旁枝末節；知識分子則須進一步提出『長期』（歷史性與趨勢性）且『全面』（結構性）的分析。」
南方朔主張要用上述「最高標準」來檢視知識分子的言論。因此，並非會寫文章的人都叫知識分子；也不是所有上電視的名嘴，都可以自詡為知識分子。
扭曲的媒體，扭曲的知識分子
1990年代開始，隨著台灣社會的民力在1987年解嚴之後大量釋放，各大電視台搶著在黃金時段開播談話節目；這幾年下來，主持人與常上節目論政、品評人物的來賓，都成了名嘴，許多還以知識分子自居。
2003年2月，知名媒體人陳文茜在北京受訪時提到，「以前知識分子的工具是報紙雜誌書籍，現在知識分子的工具就是電視。」她繼續說：「一個人打開電視的時候他想，都說陳水扁是一個狗屁，他打開電視一看陳文茜說陳水扁不是狗屁，而是牛屎屁，他就獲得一個確證。這就是電視的力量。」
這段訪問，收錄在大陸作家夏榆所寫的訪談錄《她們的立場，她們的傾向：女性知識分子現場》。訪談內容與書名都讓人思考：普遍來說，如果知識分子的發言，有意無意間迎合了大眾的胃口，那麼，這與「媚俗」有何不同？
對此，薩依德生前一再警告：「最不應該的，就是知識分子討好閱聽大眾。」要問的是，大眾媒體（特別是電視）作為一個「公共空間」，是否淪為「作秀」的舞台？應觀眾要求演出的知識分子，其思考與判斷又如
何能卓然獨立？
南方朔分析說，知識分子言論內容包含「訊息」與「意見」，以前還能以新銳形象傳播、引領新觀念，但資本龐大的媒體出現後，大都可以扮演前者的角色，因此不用功、議論浮泛的知識分子慢慢就被邊緣化，他們以往在媒體裡的位置，也被娛樂偶像或譁眾取寵式的文化明星所取代。
南方朔提醒：「電視名嘴大多扮演民眾『出氣筒』或製造『娛樂效果』的角色，但他們都不能算是知識分子。同理，報紙上的文章若只代表一些特定的社會階級或某一群人特定的理念，這些寫文章的人也很難說就是知識分子。」
台灣的媒體曾是知識分子匯聚批判力量的場域。例如，《中國時報》曾在1982年與2007年各舉辦一場知識分子論壇，對當時的社會氛圍造成極大影響。前者是在戒嚴時期，後者在解嚴之後；前者探討海峽兩岸的社會變遷與民主發展，後者聚焦台灣社會的民主與公義。與會的知識分子對時政都有批判，也有期許。
然而，南方朔所說的「龐大資本媒體」出現後，卻斲傷知識分子扮演的角色。2003年是風雲變色的一年，港商《蘋果日報》進軍台灣，在報業颳起羶色腥旋風，並使社會議題的嚴肅討論成為市場毒藥；2008年底，販賣米果起家的「旺旺」集團買下以「知識分子辦報」自許的《中國時報》，中時自此難以堅守「永遠的批判者」立場，就連對權勢人物的臧否，筆鋒也變的溫和。
一身知識分子傲骨的中時前任社長王健壯，上個月在一篇回憶中時創辦人余紀忠的文章裡沈痛寫道：「當文人辦報的傳統被商人辦報的現實所取代，當報老闆不以報人自期，也不以追求影響力為辦報的最高價值時，既向國家權力臣服，又對市場規則妥協時，這樣的傳媒其實是背叛了它在公民社會中的角色。」
寫完經書，續作使徒
2008年政黨輪替之後，當前的台灣政壇一連串爆出獲前朝政府拔擢的政治人物買官、貪污等醜形惡狀，給人「政治真是骯髒」的觀感，一方面使得有理想的知識分子不願從政施展抱負，另一方面也讓大眾對從政知識分子投以懷疑、不信任的眼光。對此，曾於1999及2006年分別出任台北縣副縣長及行政院政務委員的台大社工系教授林萬億，提出知識分子的「行動」思考：「『政治』是啟蒙改革的一個重要場域，知識分子不該放棄。」
林萬億在一年政委任內，共計推動《老人福利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等11件攸關社會福祉的法案在立法院通過。他直率地說，他在政委任內反對時任總統陳水扁為隔年選舉大開「老農津貼加碼1,000元」選舉支票，「那種不求建立長久制度而求短線操作的作法，與我的理念不合，所以我選擇離開。」
「知識分子既搞不出革命，又不進入體制改革，只空言批判，是非常狹隘的知識分子概念。」林萬億提醒，若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只顧扮演外部批判的角色，「在外面狗吠火車卻沒人理你時，受到的挫折感更大。」
他建議，採取不同作法的知識分子應該「分進合擊」，在體制內與體制外彼此監督，同時也相互奧援。「包括政府在內，任何組織都有它的框架與惰性，如果因為這樣而排斥，甚至瞧不起該組織，並無助於公共利益的促進，也有違知識分子的初衷。」
他認為，知識分子追求自由、進步、公平、正義的理念不變，但「實踐」的方式可更務實。「知識分子不再只是站在神壇上講道的牧師，不能只是期待千萬人自動擠進體育館聽訓。」他主張，知識分子必須走下講壇，走入人群，用行動來與社會各階層進行溝通。
喚醒良心，照見時代
論者指出，在後資本、後現代的國際氛圍下，「知識分子不見了！」是各國普遍的焦慮。台灣也不例外。中研院院士王汎森指出，台灣社會民主化了，知識分子的熱情卻減退了，但是展望未來，「不負責任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他引用美國總統歐巴馬的話，認為知識分子的定義可再擴大，只要具足知識並擁有公共意識的人，都不能迴避對「社會責任」的承擔。
「慶幸的是，『專家』的出現，使得業餘的學者不再像從前那般，凡事都能激昂慷慨地說上一席話；不幸的是，專業化的結果，卻也使得專家不敢或不願置喙個人專業以外的領域。」
在王汎森看來，專家也應該扮演知識分子的角色。「他們可從其專精的領域出發，以其專業的資源，來『關聯』社會、『呼應』時代──這是當代知識分子與五四知識分子很大的不同，」他說。
關於「專業型」的知識分子，曾任教育部長的中國醫藥大學校長黃榮村寄予期許。他說，台灣的知識分子不再只是傳統上所認知的「理念型」、「批判型」而已，有越來越多的人投入社會改革、從事社區營造、環境改善、SARS與災後重建，以及各類教育文化與弱勢關懷。「知識分子應善用其『專業』與『熱情』，積極研議各類事關重大議題的分析觀點與解決方案。」
也就是說，務實的專家，必須重燃對追求「高調」理想的浪漫。「五四人物的專業表現或許不如今天的學者，但他們對民主與科學有強烈的企求。」王汎森認為，當今知識分子所欠缺的，就是五四那種對「理想」的憧憬、對「真理」的熱望。
對理想的憧憬，提供了知識分子入世關懷的動力。今日不論是哪一類型的知識分子，豈可放棄浪漫與夢想？豈能停止質疑與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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