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內外談「許信良闖關」

依法行事明辨是非個人政治野心作祟

許倬雲（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系教授）：

許信良一行人企圖闖關，目的在造成動亂，來助長其政治聲望。

我個人認為，台灣民主運動不能靠暴動和騷亂來達成。許信良長期以來一直宣佈要以暴力手段促進所謂台灣民主運動，根本是違反潮流的作法。

許信良等人極力主張與中共政權友好，且以獨立國家立場與中共改善關係，更是一廂情願的想法。他們所想的「三通」與中共根本不在一個水平層面上，許信良欲利用與中共談判來求取中共的認同和支持，無異是「與虎謀皮」，將會破壞中華民國的前途。

事實上，中共不可能走民主的途徑，這是人所共知的，即使它有心去走，必先導致內部嚴重的革命，所以許信良等人所作強詞奪理的辯解，只為遂其個人的政治野心，他不僅會成為台灣的罪人，也是全中國的罪人。

台灣要步上堂堂民主大道，必須相互容忍，在接受對方存在的情勢下推展演進，任何激烈的行動均會產生「揠苗助長」的反作用，我深深盼望「民進黨」不要再繼續以訴求民眾的街頭運動製造更多的煽動和不安，我們民智已開，謾罵和暴力並不是促進民主運動唯一可用的策略，而且亦不見得有助「民進黨」改善形象和建立政治地位。

民眾須先瞭解真相

丘宏達（美國馬里蘭大學法學院教授）：

要促進台灣民主化，就不該發生中正機場這種事件，參加的群眾可能不瞭解此點。沒有簽證，不能入境，任何國家皆如此。去機場接機並不犯法，但是應該要有秩序，特別是我國對外貿易來往極多、機場出入頻繁，發生這種事情，實在不應該。

蘇永欽（政大法律系副教授）：

關於中正機場事件，個人有三點感想：

一、歡迎許信良回國的群眾，對他的認識有多少？可能其中很多人是抱著歡迎老縣長的心情前往。可是，在海外待過而關心國事的人都知道，許信良出國後，思想轉變為很激烈，主張馬克斯主義和階級鬥爭。關於這一點，群眾是否瞭解？如果瞭解，是否支持呢？

二、這是對執政黨執法的一項考驗，也暴露出入境管理的法律基礎不穩固，有很大的漏洞。回國加簽，在程序法上固然有規定，但執行法的規定並不清楚。

三、這是對「民進黨」的一項考驗，究竟是否要以許信良回國事件之高潮來獲取最高政治利益？或是否接受許信良之信念為「民進黨」之信念？無論如何，這對於選民能否接受「民進黨」，都將有很大的影響。

一切都應依法處理

黃光國（台大心理系教授）：

政府如何處理此事，都各有得失，很難加以抉擇。不過，嚴格來講，一切應依法律規定來處理。不妨讓許信良回國，至於他涉及叛亂部分，回國後再予司法審理。

據傳他在東京的記者會上發表回國有四個目的，大意在促進台灣民主運動，這是無可厚非的。但據傳他也說：「以獨立國家的立場，與中共改善關係。」當然，我不知他講此話的真正情境，以及是否講過此話。如果有，恐怕不會讓政府接受。

目前，各方都不要將此事看得太嚴重，也不必太緊張。希望群眾更不要聚集到機場去，與警方發生衝突。「民進黨」雖說要理性、和平地進行，但群眾的情緒較難控制，一定要小心。

珍惜現狀，保持理性

葉啟政（台大社會系教授）：

我不是學法律的，但是我認為應依法處理。我的建議是，讓許信良回國，再依法予以逮捕，然後司法審判。

現在政府拒絕他回國，讓他在國外舉行記者會，發佈不利政府的言論，反而對國家形象，造成莫大的損傷。當然，許信良此時回國，很明顯地，是在透過此事造成選舉時的政治氣勢；而政府拒絕其回來，也是考慮可能有些不可控制的因素會造成不良的影響。但是因考慮國內選舉而讓他從外破壞國家形象，是否划得來呢？更何況，依法處理後，再與大眾溝通，未嘗不是可行之道。

處理此事不要過分情緒化，造成不必要的緊張，總要理性點。就執政黨而言胸襟應該闊一點；而「民進黨」人士在歷經多次事件後，也應該會懂得珍惜與控制情勢，不要讓問題嚴重化。

（聯合報專欄．十二月一日）

桃園機場事件平議

繼上次桃園國際機場滋擾事件後，日前又發生了迎接許信良回國的群眾與憲警對峙的場面，這次的情形比上次更嚴重：上次僅造成民眾衝入入境行李檢查大廳，而這次竟形成警車被毀、治安人員與民眾都有人受傷的結果。在象徵國家進步與繁榮的國際機場，一連發生這類事件，對我們的國際形象造成的傷害，實在太大了，任何愛護我們社會的人，都應感到痛心。對於此次事件，著實值得檢討與反省，本文嘗試作一較為平衡的探討。期望任何讀者不要未看完全文前，對作者先動了怒。話分三頭：

有權回國，惟須合法

首先關於許信良，在法律上他是有權回國的。然而，有此權並不等於他能使用任何方式行使此權。正如一個國民有權出國旅行，但必須辦好護照及其他手續，（在美國要有稅局發的清稅證明，在我國要有出境證），才可行使此權。許氏的護照已經過期無效，又無入境簽證（或入境證）；在此情形下，不能貿然行使此權。任何國家於出入境旅客管制都相當嚴格，此因目前國際恐怖份子猖獗，強行闖關的行動與作風，不僅各國都不准許，國際間也視為不當。當然，許氏護照過期，錯或許不在他，當年許氏護照過期，曾否向適當的機構申請延長？申請被拒曾否提出抗議？可能某些政策與執行也有不當。倘若如此，他大可提出，或以各種「和平」的方式，要求或迫使當局修改這些政策與措施。或對其本身情況作適當的處理。必待解決後，他才能行使回國之權，倘不解決，他也可從「權利」立場，訴諸國際輿論，作適當的抗爭。如今許氏不作此圖，先則對護照過期不理不睬，一旦民進黨成立，又值國內選舉之際，竟想仿照金大中與艾奎諾的方式，由美籍人士陪同「闖關」入境，實令人遺憾！

其實金大中、艾奎諾的情形與許氏不盡相同，金、艾二人從未發表支持暴力革命的言論，也未作任何可能使人作聯想的舉動。此二人一向為標準的自由主義者，在其國內一位曾被判死刑（後改無期），一位被判無期（後改八年），其流亡海外期間，言行保持在國內時的一貫理性批判態度。許氏具有政治理想，無人可否認，但其理想的一貫性未從政治生涯中表現，他脫離國民黨是因未能獲得提名，並非源於基本政治立場的歧異。出國以後，政治立場一再改變，一度曾為一都市游擊戰的手冊作序，我們固然不能就此斷言他主張暴力，但作為一個政治人物，此舉就不免給予反對他的人相當有力之口實。正因如此，許氏返國之舉，並不能獲得在位的美國國會議員同意作陪；僅一位被該國自由派目為過激而疏離的前任總檢察長為伴，我們儘管不贊成以政治理由否定其返國之權，但在國內選舉期內，當局未讓許氏入境，於情於理，也不能說完全失當。

英雄式歡迎不宜草率

其次，關於「民進黨」及其支持群眾，「民進黨」領導份子接待許氏，可能基於三項考慮：首先，該黨政綱強調「台灣人返國」之權，他們批評當局以往對陳鼓應等人之處理，因而認為必須聲援許氏；其次許氏以往功在黨外，赴美後，也為黨外宣傳與聯絡，而且與黨外若干人士私誼深厚；第三，有人認為是為選舉的利益著想。我們對於民進黨領導人物這些考慮，不能一概排斥，然而，民進黨領導人士也必須考慮其他數點：其一，許氏出國後，政治理念與立場是否已經改變，「民進黨」黨綱揚棄暴力，主張和平競爭，對海外關係，應慎重處理，此不僅攸關民主運動，也攸關台灣前途。民進黨似應對海外人士（包括許氏）的政治理念與立場，審慎研究，然後決定對個別人物的態度。當然「民進黨」大可在政見會或其他場合宣揚、鼓吹國人返鄉權利的觀念，並批評當局對此問題處理的偏差以促其改正，但對於個別人物的接納，尤其應否給予「英雄式」歡迎，實不宜草率。政治與私誼，甚至對個人的感恩，不可混為一談。政治行動涉及對社會的責任，其後果關係到許多民眾。桃園機場出現暴力場面，內情究竟如何？是否有人藉機鬧事、或少數群眾被激怒而輕舉妄動；我們資料不足，聽聞矛盾不少，不敢妄斷。民進黨領導人士在現場要求民眾冷靜，可見也不願見到暴力，然而，暴力終於出現，也不能盡免其責。「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在選舉期內，群情如何亢奮，聚集大批人馬前往迎接一個一度在桃園頗孚眾望的政治人物，可能出事，領導人物應該事先設想與預料，宜採取甚為周密的防範措施。事實上，「民進黨」的防範頗不充分，對於群眾的挑選是否嚴格，也成問題，而其最大的不當為群眾人數過多。（這當然不能全怪該黨，據說每一領袖均率領數十人前往，「民進黨」組織甫成，實難「控制」總人數）

有一種說法是「民進黨」此舉是一種競選手法，我們希望事實並非如此。有人曾說執政黨的候選人慣用金錢、黨外的候選人慣用民眾的情緒，這都是不好的訴求方法，使我們的選舉品質不易提昇。

最後，當局與情治單位也應檢討。當局在目前阻止缺乏適當證照者「闖關」，是保護國境安寧的適當措施。然而，對於滯留海外的若干國人，因政治活動與理由，過去無法回國一點，應謀改進，這些人若觸犯法律，應於其返國後移送法辦，不宜一味拒其返國。此事應在選舉後，作政策性處理，許信良一鬧，我們這方面的作法，可能會引起國際注意，我國切不可把從解嚴等措施獲致的良好印象，卻為比較小的事處理不慎而受損。其次，上次桃園闖關之事，治安單位應付草率，致令暴民闖入入境行李檢查大廳，此次為免此種疏失，又有點矯枉過正，尤其以紅色消防水噴灑群眾，以便蒐證，有損治安單位形象，應該檢討改進。此種作風，不僅不切實際（在法律上，我們不能說一人身上有紅色的水，就說是參加不法行動），而且足以激怒群眾，少數人員向群眾動粗也欠妥。不過，大體而言，現場負責治安的高級人員，作法了頗有彈性，儘量避免事態之擴大，值得稱道。此外，若干大眾傳播媒體報導欠客觀平衡，而且用語過份情緒性，對社會的「和諧」，並無益處，而少數誤導讀者（或觀群）聯想「越南」，間接導致民眾不必要的恐懼心理，更值得反省。

節制是政治人的美德

此次事件，社會損失甚大，若干保守人士誤認政府軟弱，認為應採取更強硬的手段對付群眾，他們頗欣賞韓國政府的「敢作敢為」，其實這是錯誤的看法。韓國強硬作風，不但不能壓制與當局對立的民眾，而且使對立的情勢更加升高，更難化解，我們如要學習韓國，說不定會步上玉石俱焚之途。台灣地狹人稠，經不起動亂，政府處理民眾活動應有節制。黨外政治行動也應有節制，民眾熱烈可以，但更應有節制。亞里斯多德認為「節制」是政治人的美德，我們不可沒有這項美德，否則事件會演變為悲劇、悲劇會演變為災難。

（呂亞力．自立晚報十二月八日）

從華盛頓看中正機場滋擾事件

桃園中正機場群眾聚集事件，雖然造成警車損毀、人員受傷等不幸結果，但美國的一般反應，都認為衝突沒有進一步升高，乃屬不幸中之大幸。對關心中華民國政治發展的美方人士而言，台灣經過此次選舉，如果能在民主道路上再跨出一步，要比中正機場一樁突發事件，來得有意義，也重要得多。

美國新聞界淡化處理

此一態度，便是美國行政當局以及國會人士，對許信良闖關赴台所持之基本立場。

原來對許信良的背景，以及對他返台之來龍去脈，並不甚瞭解的美國新聞界，由於看到催淚瓦斯和水槍「出籠」，不少報紙直接引用外電，並配合照片，刊登此一消息。不過大部分都因為此事缺乏美國角度的戲劇性發展，在第二天新聞便未見跟進。

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兩家主要新聞媒介，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對此事的報導有顯著之不同。

紐約時報在十二月一日，以三版的明顯篇幅，配合「水槍」照片，報導中正機場事件。該報是此間報刊，少數有記者在台北現場直接發消息的媒體。不過該報於第二天，對此事已淡化處理，且引述「民進黨」主席江鵬堅的話說，「許信良已成為沈重的負擔」，並強烈建議許氏不要在選舉前回來等語。

華盛頓郵報則只在一日的環球新聞摘要中略述此事，二日亦無後續報導。在此之前，該報記者孫曉繁，曾引述一位國會議員助理的話說，「我們對許信良毫無興趣」，這位助理更明白的表示，許信良與金大中、艾奎諾等人相較，根本不是同級的人物。華盛頓郵報的這篇報導，是許氏在美聘僱公關公司，專業化處理與新聞媒介關係以來，最「不客氣」的一則消息，而且來自向以自由派重鎮著名的華盛頓郵報，據說，頗讓支持許氏的人懊惱。

與許信良保持距離

不管正面的或負面的報導，許信良企盼要求的所謂「知名度」，在某種程度上，卻有相當的收穫。至於他這種一心想扮演「悲劇主角」的獨行作風，顯然已經起了反作用。

許氏在美國各處舉行記者會，也曾多次有記者問他：林水泉既遭遣返，「民進黨」對他態度也曖昧，他何以有把握返台會受到英雄式歡迎，而且必可促進台灣的民主運動？許信良總是以極自信的態度表示，「走著瞧」，「國民黨必將以政治方式解決此一問題」。事實迄今，只出現了中正機場附近，一場意義並不重大的騷動，除此之外，只讓關心台灣民主前途的人，捏一把冷汗而已。

此種結果，並未過份超越美方國務院與國會人士的估計。向來在國會以批評台北民主與人權著稱的索拉茲眾議員，除了在公共場合聲稱他「沒空」和許氏同行、「非常抱歉」之外，從未見他支持許信良的片紙隻字。其餘如李奇、甘迺迪、裴爾等人，對此事更保持不尋常的緘默。此次選舉，有若干議員助理申請前往台灣「觀察」，還儘量設法安排，錯開與許信良等人同行，以免造成「隨行」的誤會。這些跡象，已經很清楚地說明，美方人士對許信良持非常保留的態度。

國務院措詞極為謹慎

許信良與國務院的接觸，亦不少於三次，但每次亦得不到肯定的答覆。美方顯然希望這是一次和平的選舉，選舉之後國民黨更能履行革新政治的諾言。在這種期許之下，許信良的出現，只會帶來太多不可預測的變化，而許氏本人立場之善變，更不能讓美方有信心。國務院公開澄清不支持任何個人的態度，和對林水泉之非法居民身分，亦不強行遣返台灣，都是此種觀察下的反應。

中正機場滋擾事件發生後，美方既不願見事件擴大，刺激任何一方走向極端，反而傷害民主進程，又不能公開袒護任何一方，造成「干涉內政」的印象，最好辦法便是謹慎地說，「我們對暴力表示遺憾」。這種措詞本來極為中性，但若將同一天，國務院對韓國示威遊行事件的評論比照來看，便可顯出美方對台北似乎仍多幾分信心。

同樣是數千人的群眾活動，國務院發言人芮德曼公開說，「按照韓國憲法，政府有保障安全與公共秩序之義務，亦應保障集會與言論自由。……各方都應在民主制度的架構下，藉談判與妥協達成目標。」

當然以台北和漢城的情況相較，本是類比不倫，但此事只說明國務院在評估不同情況後，會有不同的評論。中正機場滋擾事件，國務院之措詞與謹慎，並非全無道理。

至於台北當局處理中正機場滋擾事件的手段，一般而言，美方認為尚稱妥當。雖然有人認為，台北拒絕許信良返國，是不太適當的行為，但多數人仍覺得一次圓滿的選舉，比其它干擾變數重要。因此在目前這個階段，拒絕許信良等人入境，以及在選前壓低衝突的可能性，許多人認為是尊重民主的好現象；當然從另一個角度言，也是執政黨爭取選票的一種節制藝術。對美方而言，如果成功的選舉，能導致執政黨早日實踐其選前的諾言，則是更理想的結果。

（項國寧．聯合報十二月五日）

本文為美國證照服務處副助理秘書Jerome C. Ogden所作，說明美國對某些人拒發簽證的理由。本刊特別翻譯，供國人在討論我國核發簽證問題的參考。為什麼美國拒發簽證

最近幾個月，有若干人向傳播媒體抱怨說，美國政府因「意識形態」的原因，拒發入境簽證給他們，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雖然他們的主張和政見在美國不受歡迎，但這並非他們無法獲得簽證的真正原因。事實的真相是：

被外界扣上——因「意識形態」而拒發簽證——帽子的批評，其實有法律依據。依照移民與國籍法第廿七、廿八和廿九條，對於：一、有明顯安全顧慮者，包括從事間諜活動者或恐怖份子；二、當政府覺得允許某些人入境，可能嚴重危及美國的對外關係；三、主張以暴力手段達到目的者，不發簽證。

在一九五○年到一九六○年間，這個法案裡的卅三個條文被執行得極為徹底。但從一九六○年以後，執行已不像以前那麼嚴格。一九七○年以後，對那些原不發給簽證的共產黨員與類似共黨組織成員，也漸寬鬆。

雖然此法案已漸寬鬆，但大多數主張入出境自由化的人士，仍認為管制太嚴格。

有些著名的案例更被渲染地有如「簽證神話」。如Graham Greene，Yves Montand，Carlos Fuentes和Alberto Moravia等人的名字經常出現報端，聲稱他們被列入「拒發簽證」的名單；但事實上，他們都獲得簽證，也常出入美國。這是由於他們雖被告知由於某項法律無法給予簽證；稍後卻因執法人員的寬容，而獲得簽證。說這些人依正常管道申請美國簽證被拒，會產生誤導。

在一九八五年，政府官員建議引用第廿七、廿八和廿九條不應發給簽證的共有八百廿三人。但經慎重考慮，最後僅有十分之一是真正引用這些法條而被拒入境。

經過我們的統計，因為移民與國籍法第廿八條第三款——共產黨員或類似共黨組織的成員——被拒絕入境者，大多還牽涉到其他法律。例如，在去年約有八百人涉及此條款，但領事人員認為其中半數是想獲得移民簽證；有不少人在申請被駁回後就不再申請，所以真正因這個條款而無法獲得簽證的就只剩下少數幾個了，而這些人又大多與恐怖主義有所牽連。

最近有個著名的案例是，Patricia Lara的簽證被撤銷。我們相信她和古巴的情報組織有關，她還是委內瑞拉一個共黨組織M-19 的重要人物，這個恐怖組織於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攻擊了哥倫比亞在首都波哥大的司法部，將近一百人遭殺害，包括十一位最高法院的法官。

同樣的個案是，雖然Gerry Adams身為英國國會議員，但由於他主張以暴力、內戰手段對付北愛爾蘭，所以也因暴力訴求被拒入境。

通常我們不會洩露何以知道那些人與恐怖行動有牽連的消息來源，除了像Ruben Zamora的案例。他以革命民主陣線的發言人公開宣佈，該組織應該為美國駐薩爾瓦多大使館的陸戰隊軍官Albert Schauselberger的被謀殺「負全責」，他並警告「我們無法保證類似事件不會再發生」。

由此可見，我們並不因人們的抽象政治信仰不發簽證；而是因為他們鼓吹以暴力達到政治目的。

（鄭元慶譯自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國際前鋒論壇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