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幾乎每個青年學生,都嚮往過「未央歌」或「滾滾遼河」中,那群在抗戰中成長的年輕人。他們看來是這樣純情、義氣、淳厚、好學、愛國。
我們訪問了五位成長於北伐、抗戰時期的前輩,讓他們現身說法、追撫當年,也談談對這一代青年的看法。
另外,空軍少校吳榮根的青年時期,乃在文革期間的大陸度過,由於背景特殊,也一併列入。
如果從大學時代開始算起,我的青年期應該是在民國九年至廿年左右。這段期間也正是中日廿一條協定、五卅慘案、九一八事變、東征、北伐……等內亂外侮交互蜂起的時候。
念書的時候,我對自己很有信心,並不憂慮外在環境的紛擾,心裡總想:只要把書念好,將來對國家一定會有貢獻。這種不操心的心理很有「船到橋頭自然直」的意味,但這也不是聽天由命、閒散度日。那時候我對自己的要求很嚴格,每天都安排了一定的進度,給自己足夠的知識訓練,而且絕對做到。回想起來,當時大學的課外活動沒有現在那麼多,較有更多的時間來鑽研學問。那時候讀書的心態,百分之百是為「學問」而「問學」。
比較起來,現在青年人的讀書動機就複雜得多,諸如方便就業、學位證明、炫耀……等等,看來難免急功近利。
我還聽說,有些大學生為恐畢業前無法直接考上研究所,將面臨二年兵役,於是就在最後一學期故意將一科必修的「營養」學分給「當」掉,以便從容地在「畢補」(留級)的這一年內,加強考研究所或申請出國的準備。我以為這種功利的求學態度,在基本觀念上就有問題,將來到社會服務也難保不會投機取巧。
也有人說,這是社會要求文憑、學校要求升學率、家長要求面子……等一連串要求下,必然產生的結果。青年人的壓力似乎也不小。無論如何,從整個社會進化過程看來,這絕對是個可憂的現象。
特別是近十幾年來,這種功利的心態似乎更加嚴重。這也反映出另一個結果:廿年前,臺灣留學生在國外的成績多十分優異,然而現在許多朋友都來告訴我,如今臺灣留學生的素質已不復當年,有些學生頻頻轉到熱門科系,也不好好念書,幾乎成為不受歡迎的對象。
最近,我和我的同事們也覺得大學裏很少對學問真正有興趣的人,程度自然也不如理想。其實程度不好,只要肯下功夫,都還有救,最怕是做學問的態度不負責,存心混混,就一點希望也沒有了。
但我以為癥結還是在大環境上。有希望的青年是從小開始培養的,在家庭、學校和社會教育都獲得改善後,我們才能夠期望會有好青年的產生。
一棵壞樹永遠無法結出甜美的果實。
找我這個七十歲的老頭子談青年?!好吧,我很喜歡同你們年輕人聊聊,可是千萬拜託別登出來。我這個人一說真話,就要得罪別人。
年輕的時候嘛!我跟現在的學生們一樣,反叛性強得很。老實說,我還給揚州中學開除過。當時揚州中學可是省城內最優秀的中學,至於怎麼優秀法,也和現在差不多——功課緊、「升學率」第一。有天我跑去告訴教務長說:「你們的教育只為升學率,只為保持校譽,根本沒有好好啟發我們!」結果我自然被開除了。
好在那時候地大物博,進大學也不難。後來我考上了武漢大學,念工程。從小我就偏好科學,那些文縐縐的東西我搞不來,更坦白說,簡直是一點文學修養都沒有。大學裏學風非常自由、研究的風氣也盛。畢業之後,我出國念書,然後理所當然地回國服務。開始工作的時候,我從助理工程師幹起,而後副工程師、正工程師、總工程師、主任、副廠長。我廿九歲當了廠長,算不算「年輕」啊?
廿九歲當廠長可有秘訣?我想想,其實,從大學時代到畢業做事,我唯一的法寶只有二個符號,這是我的小學老師龍德遠先生教我的:第一是∵(因為),其次是∴(所以),就這麼簡單。有了清晰的因果邏輯,思考、決策,無往不利!再加上年輕人的熱情、體力、衝勁,什麼事辦不好?
所以我最喜歡年輕人。我辦中鋼的時候,全廠平均年齡是廿五歲,我給他們足夠的權力,分層負責。當時,一個廿出頭的小伙子,可以決定千萬元的帳面,他們怎能不用心?當然也有不少人緊張得放不下手做事,怕錯!我就告訴他們,如果要比誰犯的錯誤最多,那全廠一定是我趙耀東排第一。什麼叫經驗?經驗就是做錯事得來的教訓嘛!我叫他們儘管去做,錯了,有我。後來他們都知道,我最愛說的話,就是:「Let's try,why not?!」
青年人最可愛了!有挑戰就有回應。當然,放手讓他們做事,給他們挑戰,並不是把招來的兵,硬推到戰場就可以打勝仗,要先好好訓練。我也不諱言,大部分大學剛畢業的青年人來我廠裡,多半有個通病:你規劃好的事,分給他執行,他可以很認真、很快辦好;可是一旦叫他自己去策劃、研擬,那就傻眼啦。可憐哪!年輕人不會思考。所以我在中鋼成立之初,光是職前訓練,就花了六百萬美元,然後經常溝通交談,碰到一個人談,二、三個也談,一百個也同樣談。年輕人的可愛就在這兒,肯學、可塑性大,後來個個能挑大樑!
有人說「一代不如一代」?我倒覺得現在的青年人很苦悶。以前我們那時候,地大物博,各遂其生;現在競爭這麼激烈,偏偏他們都沒有受到好訓練。上一代教年輕人,還是陳義過高,用老的一套,每個人都做不疾不徐、揖讓而升的聖人,結果一進社會——這個講效率、要競爭、一日千里的社會,不傻眼了?
還有我們中國人只要一說到「競爭」二字,就想到「急功好利」。老實說,誰不想發財,我想,你想不想?誰不喜歡當部長,我還蠻喜歡,你喜不喜歡?只要不違法、不侵犯別人的權利,為什麼不可以急功好利?現代社會就是要競爭,每個人在競爭,國家也在競爭,為什麼不肯急功、不要好利?中國人最喜歡叫別人都去做清心寡慾的聖人,叫別人去守法,所有好處就是自己的了。
問我到底喜歡什麼樣的青年人?我最喜歡積極、熱忱、主動、勇於任事的孩子,即使他們經驗不足,好好教育,假以時日,必成大器。我最不喜歡食古不化,不懂得適應環境的人,年輕人如果沒有了可塑性,就不算「青年」啦!
民國廿年代,我在北平念中學,這時正是北伐完成,政治進入訓政的時候,全國各地展開經濟建設。我一直相信「衣食足則知榮辱,倉廩足則知禮義。」的說法,認為國家之所以積弱不振,是因為長期停滯在農業階段,工業經濟無法開展的緣故。
民國廿四年,我決定投考北京大學經濟系,希望將來能以所學替國家做些事。這種發自「使命感」的擇系動機,我相信是當時大多數青年的共識。
當時的政治狀況雖然十分複雜,但一般社會生活習慣仍舊傳統而保守。父母教育子女總是強調德行為上,學問次之。
青年們在一起除了念書外,頂多到郊外走走,看場電影就算是高級享受了。因為如此,青年在學問上花的時間較多,也比較紮實,這可能就是當年文風鼎盛的原因之一。
回頭來看現在的臺灣,經過卅多年來的努力,衣食倉廩都已不虞匱乏,但為什麼年輕一代在感覺上似乎對家國的責任反而淡泊了呢?我想這和社會環境與教育有很大的關係。在以前,知識訊息來源沒有今天快速、龐雜,年輕人可以「細嚼慢嚥」、知所抉擇,然而現代青年在資訊爆炸的今天,幾乎無暇分辨好壞,只有囫圇吞棗,得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觀念。
現在的父母對子女的教育,似乎也不同於前,他們往往只要求子女以考上好學校為首要目標,學問次之、德行更次。問題是好成績和好學校並不代表好學生、好青年。升學主義和社會過度追求物質的結果,青年人對國家、對社會整體的關心程度於是減低;求知目的也模糊了。
我希望青年能在汲取新知之餘,也好好體認我們民族優良的品質,諸如「誠」、「敬」等德行,無論待人、任事、處世,都抱著敬業敬人的態度,相信小至個人的修養,大至整個社會的秩序,都會因之改善。而具備這種修養的青年,也才是前輩們願意交棒的對象。
我畢業於一九四八金陵女大中文系。在民國卅、四十年代,一般青年能有機會讀書,是非常幸福的事,至於女孩子,那就更難得了。
如果要拿現在的年輕人和我們當年比較,可真是不一樣。因為整個時代背景和生活步調都不同,其間差距不算小。
我們那時候的青年,有辦法的就讀書去了,要不就安安穩穩從小學徒或小職員幹起。
由於當時讀書人並不多,大學畢業生就是天之驕子,絕對能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因此大家在念書的時候,很少想到就業問題。尤其是我們這些天之驕「女」,整天只幻想「成名」,希望將來當赫赫有名的「文學家」、「作家」,但似乎沒有人真正有什麼「具體行動」。在我看來當時的青年人比較幼稚單純,不像現在的青年能幹又老練。
還有一點比較不同的是,當時國家的境況艱難、物質匱乏,青年人對國家受到的侵略和恥辱有較深刻的體認。現在的青年在富庶安樂的社會中,比較難理解國家的處境,表現出的關懷也就少些。
常有人說現在的年輕人很「油條」,也有人說他們「活潑」,更有人說他們「現實」。我的觀察是,現在的青年都比較會為自己的前途「趁早打算」,這也是因為他們所處的社會,本來就現實;在人口壓力和競爭如此激烈的時代,青年人不實際、積極,為自己打算的話,可能立刻會被淘汰。何況大眾傳播成天宣揚「大企業家」、「大富翁」的成名和致富過程,青年自然起而效之,早早衝刺,不像我們當時,訊息來源少,大家只知道讀書,頂多作作「文學家」的白日夢。
或許也就因為在這樣激烈的競爭下,青年人的責任感和協調能力較弱。我常和青年提起一個故事:有個年輕的水手,每天在船上操舵,整船的安危繫他一身,某日船長叮囑他:「今天你可要掌穩舵,船上有貴賓來。」年輕水手回答說:「請你放心,我自己也在這條船上呢!」
如果青年人能記得,自己其實就是團體的一部分,團體得利了,自己也同時受益,那麼為什麼不時時對團體負責,樂於協調配合,做個「急公」也能「受利」的青年人呢!
我的青年時代是在軍中度過的。
民國卅五年,抗戰勝利後不久,國內的局勢仍然很不穩定,許多年輕人紛紛放棄學業,參加政府成立的「青年軍」。我從小就對讀書沒有什麼興趣,因此也趁著這次機會和學校生活做個「了斷」,重新去開創新生活。這年我十六歲。
也因為年輕,這個決定多半只是一時的衝動,至於自己的前途和事業究將何去何從,仍舊茫然無知。好在當時「青年軍」中,有許多投筆從戎的優秀學生,他們一空下來就不忘讀書,經常就寢時間過後,還挑燈苦讀。這對素來不愛念書的我,刺激很大,後來也隨著他們讀了不少書。至於後來走上演藝事業,也是當時意外的機緣。
卅六年秋天,我一時好玩參加軍中康樂隊,在河北省馬駒橋演話劇。由於當地居民百分之九十是回教徒,我們臨時排了一出漢回聯合抗日的故事,我扮演一名「漢奸」,由於野臺戲擋不住外頭的風,正該我說臺詞的時候,舞臺上一幅佈景突然被風刮了下來,老演員正擔心我如何圓場,而我居然一面說臺詞,一面從容地撿起、掛好,臺下的觀眾還以為這是劇情的一部分呢!
事後大夥都誇我臨危不亂,能隨機應變,而我也由這次事件發覺自己蠻有演戲的慧根,決定試著朝此發展。這個十七八歲時下的決心,就讓我執著不悔地走了幾十年。
現在的演藝圈中,大部分也是年輕人,我經常和他們談天、共事,我發現青年的熱忱、衝勁和對事情的專注,比起從前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我們的社會常會因為少數特例,而以偏概全,忽略了大部分敬業、用心的人。
其實青年人多半很可愛的,只要給他們適當的引導,通常都能得到滿意的回饋。以捐血為例,就我所知,能慷慨伸出手來的,大多數都是年輕人。
因此,在要求年輕人之前,我經常會提醒自己給他們一個好榜樣。
我十六歲那年,正是中共「文化大革命」的期間,青年在高中畢業的階段,必須接受「上山下鄉」的勞動改造,沒有選擇工作或升學的權利,只能按照指示,到僻遠的地區「安插落戶」,擔任粗重的農事工作。
「文革」期間,青年的出路以當兵最好,一來可以逃避下鄉落戶可能回不來的悲劇,二則退役後可以輔導至城市工廠中工作,生活較有保障。
但是當時的青年要當兵的話,並不容易,除了要調查政治背景,還必須有門路,才有希望。我父親是鐵路工務段的支部書記,我很僥倖地通過了審查,當時我的家鄉浙江金華大約只有兩人得到這個機會,我就是其中之一。
大多數青年的命運就沒有那麼幸運,他們都必須接受三至五年的勞動改造,沒有特殊表現而想調回城市,機會少之又少,升學更是不可企及的夢想。在這種情況下,人人抱怨「生不逢時」。
這二年,我參加了許多次大專院校青年座談會,青年給我的印象是開朗活潑。而且,他們不但可以自己決定是否參加座談會,不想聽了,還可以中途退席,真是自由得很。
物質方面,這裡的青年人也很享受,我常看電視上的綜藝節目,觀眾只要答對題目,就有獎品,這在大陸物質普遍缺乏的環境下,簡直是無法想像的事情。
我以為這種差異並不是兩岸青年的本質不同,而是整個社會制度所造成的影響。
現在我就讀於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最初我對繼續升學並無把握,但是我努力地讀書學習,仍可以依自己的興趣來發展。這對臺灣的青年,可能是件理所當然的事情,但是我可以告訴你,這對大陸的青年而言,卻是不可能的。
能在自由的環境中成長、競爭,我對未來充滿信心。

趙耀東。(鐘永和)

葉曼。(鐘永和)

丹扉。(鐘永和)

孫越。

吳榮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