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代表荷蘭到代表台灣

「頭目問我，有沒有感受到他們的祖靈？我沒有回答他。」5月中旬的一個下午，胡浩德剛走出魯凱族人的「祖靈屋」，心裡還琢磨著屋裡特殊的氛圍。「不過，在那間小小的祖靈居住的房子，我的確感受到他們（魯凱族人）的心意和誠懇。」

那一天，山雨飄渺，台東縣卑南鄉利嘉溪畔的達魯瑪克部落水霧罩頂。下午，胡浩德和達魯瑪克族人舉辦了一場和平儀式，為350年前荷蘭人和魯凱族的一場喋血劃下友誼句點。

三百多年前，荷屬東印度公司與魯凱族達魯瑪克部落的一段恩怨，如今劃下圓滿和解的句點。左圖為祭祖儀式後，族人與胡浩德分享代表家人團聚的小米粥，並共飲代表盟約的連杯酒。

在魯凱語中，「達魯瑪克」意指「勇士居住之地」，三百多年前，荷蘭──第一個實質統轄台灣島的「外來政權」──所轄的東印度公司，派出了一支人數極少的軍隊探訪東台灣。根據族人傳說，當年，這群嘴巴會冒煙（抽菸）、長相與穿著奇怪的人直闖到部落旁的水源地。看到這群人來者不善，兩名在水源地提水的少女趕回部落通報，於是長老派出部落勇士禦敵，靠著對地形的熟悉驅趕荷蘭人，最後在達魯瑪克南溪與北溪交會處，勇士們還割下一名荷蘭人的舌頭（以免部落秘密外洩），才放他離開。

「這個傳說一直流傳到現在，我想魯凱族一定也有人流血，可惜沒有足夠的資料留傳下來，」胡浩德說。

2004年，荷蘭駐台辦事處策劃了一場17世紀荷蘭人在台史蹟巡迴展，其中一站就在屏東的原住民文化園區，因此吸引了不少魯凱族和排灣族人前往參觀。

「展覽期間我和很多原住民朋友聊天，聽了很多的故事。」除了達魯瑪克的衝突，胡浩德也聽說在屏東的霧台有魯凱族人和荷蘭人通婚的後裔。「不過，這些故事都沒有人能說得完整，總是有些無法拼湊的情節懸在那裡。」

「吃」遍全台各部落的胡浩德，曾多次應邀擔任原住民烹飪比賽的決審委員。圖中他的「義妹」用流利之英語慇懃勸食。

究竟，一個傳說只是傳說？又或者傳說其實是尚未被書寫的歷史？胡浩德不僅用自己的雙腳去實地考證，也從荷蘭萊登大學珍藏的荷屬東印度公司文獻中去尋找答案。

經過查證，1651年的資料裡，達魯瑪克的確是當時東印度公司派人接觸過的原民部落之一，而且還是個不友善的「敵社」。再透過專門研究魯凱語的台大語言學所學生陳承甫，也證實了荷蘭人和達魯瑪克人之間的流血衝突。

去年12月，胡浩德利用休假帶著老婆Ingrid走訪達魯瑪克。據當時接待他的頭目古明德回憶，「我們聊著聊著，覺得可以舉辦一個儀式，來跟這段歷史恩怨做一個交代。」

在這個別開生面的儀式上，古明德在把魯凱族傳統佩刀致贈給胡浩德時，還開玩笑地說，「我們才不怕荷蘭人砍我們的頭！」隨後兩人連乾幾杯小米酒，古明德並帶他進入向來只有族人才可以進入的祖靈屋，向祖靈報告，祈求祖靈的理解與祝福。

胡浩德不只和達魯瑪克人「一笑泯恩仇」，事實上，他早已是魯凱族的一員，更是霧台鄉吉露部落的「頭目」。而這段「認親」的源由，則可回溯到20世紀初。

大約100年前，有位荷蘭人來到海拔1,150公尺的吉露村，娶了當地頭目的女兒，並成為族中一份子。這位魯凱名為Daganau的荷蘭人，不僅帶來金屬器皿和來福獵槍，也留下許多濟弱扶傾的英雄事蹟，讓魯凱族人至今懷念不已。因為這樣，同樣有著湛藍眼睛、同樣對魯凱人友善且關懷的胡浩德，也被族人尊稱為Daganau，成了第二個來自荷蘭的吉露頭目。

這是胡浩德在台南新化的新家，他的「官銜」也從荷蘭駐台代表，轉變為台灣的「歐洲觀光大使」。

胡浩德和原住民的友誼，只是這位「台灣先生」、「台灣通」對台灣情義深重、交友無數的一個面向。

難以想像的是，2002年派駐台灣前，他對台灣幾乎一無所知，所有這一切，都是他在8年任期中從無到有、點滴建立起來的。

現年65歲的胡浩德，生於荷蘭中央政府所在地海牙，而他第一次代表荷蘭，是在橋牌桌上。

牌技優異的他曾入選荷蘭國家隊，「我們家的人都是牌桌上的高手，祖母九十幾歲時還經常拿到同級比賽的冠軍。」

他認為天生的記憶力是他在牌桌上無往不利的武器，「有時一星期打一輪比賽，一共要比128副牌，我可以記下每場比賽中52張撲克牌的出牌順序，一副牌都不漏掉！」

橋牌也是一種「讀人」的比賽，一旦手上拿到牌，胡浩德便透過對手的細微情緒展現，去猜想他們的牌，也藉此了解他們的出手意圖。

「甚至現場觀眾的情緒也可以告訴你很多事情，」雖已十幾年沒有下場打牌，胡浩德講起橋牌仍眉飛色舞。他說，正式的橋牌比賽中，牌桌擺列在賽場中央，觀眾則圍坐四周。「若有人拿了特殊的牌，你就可以感覺到一種隱隱地興奮的情緒，你用不著看到對方的牌，觀眾看到了；而觀眾顯現的情緒可以給你線索。」好幾次，他硬是靠著觀眾反應給他的直覺打贏了牌。

大學主修生物化學的胡浩德，畢業後曾在聚酯纖維廠擔任工程師，1979年，他進入荷蘭經濟部工作，展開長達31年的公職生涯，在擔任荷蘭駐台貿易暨投資辦事處代表之前，他也曾經派駐巴黎6年。

「由於荷蘭人治理過台灣，因此談起台灣，有些荷蘭人會有一種特殊的情懷，但我對台灣的理解卻是一片空白。加上我跟太太都很喜歡巴黎，一下子要遠離歐洲，很難適應。」但是他從沒想到自己會在台灣待這麼久，還在此地產生了比血緣還親的深厚連結。

胡浩德的天母家中隨處可見原住民文物，每一件都說得出來歷和典故。

從空間來看，攤開全球主要航線分布，從高雄港出發，經過埃及蘇彝士運河抵達荷蘭的鹿特丹港，整條航線長達9,906海浬。從時間來看，1662年荷蘭殖民者撤離台灣後，倏乎三百多年過去，時空的遙遠距離，註定這兩國難有交集──直到1970年。

該年，全球首屈一指的電子大廠荷商飛利浦宣布在台投資兩千多萬美元，生產映像管電視，這是該國在台的第一筆重大投資。接下來二十多年，不論貿易、生物科技、半導體，亦或是荷蘭先進的物流以及歐洲門戶角色，都為台荷雙方開啟了龐大的商機，迄今兩國貿易額數字一直穩定維持在60~70億美元之間，是彼此的重要貿易夥伴。

「我們雖然距離遙遠，卻很相似，」胡浩德說，台灣和荷蘭都是小而富強的國家，都有良港並依賴貿易，都很重視教育，也重視國際觀的培養。

更重要的是，台灣和荷蘭一樣深具海洋性格，觀念開放且強調彈性，也因而對於外來資訊和產品的接受度高。「西方的溝通模式在台灣都可以用得上，很少出現令荷商不適應的情況，這一點讓荷商覺得很舒服，很樂意與台灣來往。」

1624∼1661年間，台灣少見漢人蹤跡，荷蘭殖民者的主要「子民」是原住民。醉心荷西時期台灣史的胡浩德，一路循著原住民的口述歷史追溯先人遺跡，也因此和原住民特別投緣，他身上的帽子、外套、隨身掛包、佩刀，都是原住民朋友的贈禮。

1998年是兩國貿易邁入60億美元的關鍵年，迄今10年維持不墜，這段期間，「胡浩德在推動兩國貿易方面，採取了一種穩健積極的作法，」台荷經濟合作會議主席、豐群投資控股公司董事長張宏嘉觀察，「雖然胡浩德身高190公分，又喜歡開玩笑，但他推動雙邊交流總是由細部著手。」

由於台灣和荷蘭沒有正式外交關係，成立近二十多年的「台荷經濟合作會議」一直是雙方政商界交流的重要平台。不過，跟所有的組織一樣，成立時間一久，開會就老是那幾張熟面孔，一切只是行禮如儀。

觀察到這個現象的胡浩德一直力求突破，「直到2008年，胡浩德提出了讓更多中小企業參與的新方向，他更獨排眾議，把當年年會的地點由台北移到台中，果然一舉吸引了眾多中小企業參加，」張宏嘉語帶欽佩地表示。

另一方面，由於荷蘭「以商立國」的傳統，「荷蘭沒有政商掛勾的顧慮，他們一直以來就是官員帶著商人往前衝！」張宏嘉指出，胡浩德也承繼這個傳統，在雙邊經貿關係上非常積極。

他來台的頭兩年，台荷雙方進入了史上最密集的官員互訪期，除了各類投資考察團外，荷蘭外貿局長和對外經濟關係總司長也接踵訪華，且來了不止一次。

胡浩德也毫不掩飾他對台灣的熱愛。荷蘭台灣鄉親聯誼會會長黃思良舉例，「每次他返回荷蘭述職或渡假，總不忘把握機會推銷台灣，我們都笑說，這位荷蘭代表一回到荷蘭，就變成『台灣代表』了。」

三百多年前，荷屬東印度公司與魯凱族達魯瑪克部落的一段恩怨，如今劃下圓滿和解的句點。左圖為祭祖儀式後，族人與胡浩德分享代表家人團聚的小米粥，並共飲代表盟約的連杯酒。

「那種感覺就是，他不僅維護荷蘭在台灣的利益，對於台灣在荷蘭的利益，他也一樣在乎，」黃思良說。

今年5月，民進黨籍立委管碧玲發現荷蘭外交部網站將駐台辦事處與北京大使館及廣州、香港、上海等3個領事館，並列於中國之下，等於是間接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在管碧玲發函要求下，胡浩德不僅立即回覆，荷蘭外交部網站也在短短2天內做出更正。

「剛認識他的人一定覺得他親切友善，但在某些事情上，他又有極強悍且講求效率的一面，」胡浩德的一位台灣朋友說。

「由於台灣處在一種很特殊的國際地位上，為台灣直言當然好，但有時我也會祈禱他不要因此受傷，」另一位朋友不諱言。

「以一個外交官來說，有人覺得他說得太多，太直接，不是外交官常有的作法。」這位友人表示，就專業上來說，外交官應該避免這些（表態），「但我覺得這就是他可愛的地方，讓你清楚看見真正的他。」

「跟其他的商務代表相較，胡浩德更特別的一點，是他對於文化的重視，他真誠相信，文化可以讓人聚在一起，長遠來說更是貿易和合作的良性基礎，」荷商艾思摩爾台灣區總裁陳哲雄說。由於工作上的接觸，陳哲雄和胡浩德的友誼由公到私，慢慢變成兩家兩代人交情，每次胡浩德的子女來台渡假，都會一起聚餐。

和解儀式後，胡浩德又走訪雕刻家、卑南族第69代頭目哈古（漢名陳文生）的工作室，看到店中雕像豪邁呼喊的樣子，胡浩德也作勢模仿。

胡浩德還喜歡「長週末」，如果公務允許，他會把周五或周一併在週末一起休。8年來，幾十個長週末讓他走遍台灣各地，一如他自己說的，「比大部分台灣人去過更多地方。」

這些行程由最初的走馬看花、賞玩異國風情，慢慢轉變成一種「發掘」── 發掘台灣也發掘荷蘭──之旅。「台灣的荷蘭遺跡相當多，尤其在台南、嘉義、花蓮及台東等地，可惜往往只有當地人知道，直到近年才陸續受到重視，」胡浩德說。

「以嘉義市來說，大家都知道有紅毛井、紅毛碑，但其實沿海的布袋鎮也有荷蘭城堡遺址，卻只有少數當地耆老知道。」

荷蘭人統治台灣的時間雖短（1624~1662年），但部份建設已頗具規模。以首都「熱蘭遮城」（台南安平古堡）來說，荷人建城時已有先進的市鎮規劃概念，不僅有內城、外城，有瞭望台和砲台，城堡左下方廣場還設立了象徵統治威信的絞首架。另據2006年由台南市文化局試掘的「商館」遺址，還可推測當時儲藏商品和日用品交易的功能也很發達。

「當然，當時的地圖和現在差異頗大，以致荷蘭在台的歷史雖有厚厚好幾冊『熱蘭遮城日記』記載，但確切地點卻已模糊。」胡浩德透過耆老解說和古文獻的解讀、古地圖的比對，找出了不少原已消逝在人們記憶中的荷蘭遺跡，並使它們重見天日。

胡浩德讓遺跡出土的辦法非常科學；他往往先蒐集軼事傳說，然後跟著傳說到可能的現場尋找殘留的跡證，有時候是一個土堆中露頭的磚瓦構造，有時候是一塊殘缺的器皿，有時候也可能只是居民臉孔上的遺傳學線索。

2006年，胡浩德就透過這個方法，找出澎湖蛇頭山、由聯合東印度公司所建的荷蘭碉堡，並向荷蘭政府申請經費，讓碉堡得以原貌重建。

被原住民稱為「荷蘭甕」的綠釉陶甕，其實出自泰國。荷蘭人把它拿來儲存泰國棕櫚油，之後又用它來和台灣原住民做交易。

駐台8年倏乎即過，但在胡浩德心裡，台荷之間斷線三百多年的歷史情緣已被綿綿密密重新牽起，實在難以割捨。今年年初，胡浩德突發奇想，希望退休後長住台灣。胡浩德的妻子Ingrid回憶，當她聽到這個想法時著實嚇了一跳，但很快就理解了。

「有很多次，我們在鄉間散步時被陌生人微笑著邀請進入他們的家裡喝茶，那是我前所未見的友善。」Ingrid表示，比起胡浩德，「我比較內向，相對來說去過的地方也比較少，但我喜歡這樣的友善。」已經答應老公長住台灣的Ingrid，開出的唯一條件是「無論他去哪裡，都得帶著我！」

「告別巴黎來到台北一星期，我就愛上台灣了，」胡浩德說，到現在他還是喜歡在法國人面前，用開玩笑的口氣宣稱「台北比巴黎好」，「我喜歡看那些法國佬氣呼呼的樣子！」

今年一月起，原本中文程度就不錯的Ingrid重回教室加強中文，胡浩德也開始每週兩次、每次3小時的中文課程，「我對中文的四聲仍然很困擾，經常『請』、『親』搞不清楚，我請你、我親你用錯地方！」

中文之外，他們也在台南縣新化鎮租下一棟前有庭院、後有山坡的房子；原本退休只想好好遊山玩水，順便考察尚未出土的荷蘭遺跡的胡浩德，近日又接受觀光局的邀請，請他退休後兼差擔任台灣在歐洲的觀光大使，更可以名正言順地「愛台灣」了。

「我的公職生涯即將劃下休止符，但是我在台灣的生活才剛要進入新階段。」站在台南新化的新家前，胡浩德看著遠方這麼說。此刻，是否他鄉成故鄉？箇中滋味，想必是甜美而充滿期盼的。

許多長週末，胡浩德把太太Ingrid留在台北，自己上山下海，全台走透透，如今退休後定居台南，太太開出的唯一條件就是──走到哪兒都要帶著她。圖為夫妻倆在天母官邸悠閒品茶。

和解儀式後，胡浩德又走訪雕刻家、卑南族第69代頭目哈古（漢名陳文生）的工作室，看到店中雕像豪邁呼喊的樣子，胡浩德也作勢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