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即愛好閱讀傳記
劉紹唐原籍河北，出生於遼寧錦州。幼年即隨家人自故鄉移居山東，十歲時，就讀山東鄉村建設師範初級班，校長是著名學者梁漱溟先生。當年他小小年紀，即愛悶頭關在學校圖書室裏閱讀翻譯的中外傳記名著。
劉先生青少年時期興趣廣泛，他自嘲是「不務正業」，中學時即在大公報副刊「學生界」園地投稿。其中一度還喜好漫畫，也勤向各報刊投稿。高中時，又在陳紀瀅先生所編的大公報著名的「戰線」副刊投稿，由於該副刊為卅年代作家爭先發表作品的園地，因此他還做過一個時期文學家的夢。
進大學後，寫稿興趣不減，發表過的散文作品有「茶街」、「糟坊」等篇。待年紀稍長，自覺從前的寫作方向多少有點無病呻吟，便將興趣轉至新聞，與友人合辦「生活導報」。其後，自己又在昆明辦「小時報」週刊，做起「小報人」來了。
大四那年，進中央日報工作。過一年，抗戰勝利，劉先生以廿來歲的年輕學生身份，一面續編自己的小報，一面在中央日報編國際版，並兼中央日報晚刊主編，忙得不亦樂乎。卅七年共黨進犯平津，他在北京大學補修學分，因北平淪入鐵幕而加入「南下工作團」、「新華通訊社」，始終未脫離文字工作、新聞崗位。
這名「紅色中國的叛徒」，自從脫離一年的共黨記者生活，來到台灣以後，便一直擔任老師崔書琴先生的重要助理。崔先生是一位著名學者，因為老師的關係，他得以建立起自己的社會關係；加以平日勤於閱讀，知識豐富，對於許多黨、政、軍乃至學術名流的經歷、成就，知之甚詳。
崔書琴先生過世後，這位一向忙碌異常的學者助理忽然感到落空了。也正是這時候，他開始為自己的未來有所盤算，想自己做點事情。
這「創業」的念頭一經轉動，自免不了從自身的經驗範圍中著眼。回想起青少年時期對中外傳記作品之傾心，之後因工作機緣而結識的學人顯要，多少有可書、可入史之事。
傳統傳記有缺點，用心走一條新路
他想起從司馬遷「史記」到以後的二十五史，傳記幾乎成為歷史的主要部分。但是，傳記雖然在中國的傳統史學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卻仍然沒有充分滿足後世史學家的需求。尤其是受過新式訓練的史學家，覺得這些傳記還不能作為重要的參考材料，究其原因，即不外中國傳統的傳記有許多缺點：
一、沒有史料觀念：過去的傳記家，不但沒有保存史料的習慣，更沒有利用史料的訓練。傳記家寫傳不知何者為史料，只憑記憶，信筆為文。
二、不重視時間：過去的傳記家不但所記傳主的大事沒有年月，甚至傳主的生年卒月也付諸闕如。就拿最受推崇最偉大的傳記家——太史公司馬遷——來說，他自己是生於何年，卒於何年，都成了懸案。他的生年最少有兩種說法，而其卒年根本就無從稽考。
三、受古文與八股文之累：古文與八股文有一定的章法，傳記家為他人作傳，不注重史料，不注重時間，卻十分講究文章的章法和體制。文章第一，史實第二，為了文章的典雅，有時不免把傳主的生平事蹟任意刪削，正所謂「削足適履」。
四、受字數的限制：過去的傳記雖然並無字數限制，但是傳統觀念是文章在精而不在多，在短而不在長。有幾十字一篇者，有幾百字一篇者，史記中的「項羽本紀」，明史中的「李自成傳」，有八、九千字，就算最長篇的傳記了。試想一個人一生的事蹟，如何能以幾十個字、幾百個字交代清楚？
五、文人之文非史家之文：如上所述，過去的傳記講究文章，因為過去的文人太多了，科舉取士造就了許多文人，而真正的史學家則很少。過去史學著作多出自文人之筆，但偶然也標榜所謂「史家之筆」，有所謂「一字之褒、一字之貶」。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因為「一字之褒，寵逾華袞之贈；一字之貶，嚴於斧鉞之誅」。然若褒貶之詞流於空泛，而諱談歷史事實，對後世史家之參考價值就極為有限。就算褒貶得有道理，也往往令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更何況有些人的生平事蹟，功過是非，不是一字之褒貶或三言兩語所能概括。
六、受酬之作：過去有些有名的文人，有如金石家、書畫家一樣，到了晚年或名氣很大的時候，往往公開定出潤筆之例，以金錢的報酬，來為人寫傳記、壽序、行狀、墓誌銘、及神道碑，無論是生與死，對傳主的頌揚程度往往與所付的代價成正比。這一類諛墓之文自更談不上有多大的史料價值。而另一方面，如果是自己寫自傳，就中國人素有的傳統觀念，既怕遭到自炫或自我宣傳之議，也怕涉及當時政治，自不願褒貶論斷，以免惹出無謂的糾紛。
欲撥雲霧見真章
正因為以上種種原因，中國傳統的傳記學，在數量上雖然很可觀，但真正有價值可供史家作參考者，卻不多見。不但史學家不重視，就是一般知識份子，也因為其缺乏可讀性而不感興趣。幾千年來，就這樣使得多少有作為、有貢獻的人，沒有片紙隻字遺留下來便撒手而去。自己生前不肯寫，死後別人寫不像，只有留待後世史家沙裏淘金、霧裏看花般地摸索探求，這對國家歷史來說，真是重大而無法彌補的損失。
「歷史是人類活動的記錄，而人之活動受其知識、智慧、行動和經驗左右，歷史捨棄了人，將空無所有」。但如何開創傳記文學的新局？如何將自己的理想付諸行動？就在「為文學開新路」、「為史家找材料」的使命感下，「傳記文學」的創辦，一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不過，凡事起頭難，究竟什麼是「傳記文學」？究竟是史、是文，如何確定它的範疇？在傳記文學創辦初期，不僅引起爭辯，也未受到應有的認識與重視。
為了增加一般人對「傳記文學」的瞭解，為了肯定「傳記文學」的價值，劉紹唐花了不少功夫與時間，邀集多位史學家、文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宗教家、教育家乃至考古人類學家……等，分別對傳記文學發表意見。而「什麼是傳記文學」這本書，也成為所有有興趣一窺「傳記文學」堂奧的讀者的「敲門磚」。
究竟，什麼是「傳記文學」呢？
簡單綜合以下各家的說法，也許可以得到一個概念：
◎傳記文學與其說是歷史，毋寧說是文學。是以傳記為領域的一種文學，任何與傳記有關的文字與資料，都是傳記文學的作品。換句話說：任何有關個人的活動記錄與思想見解的材料，都屬於傳記文學的範疇。傳記文學唯有真摯才會感人，也唯有真實才富有歷史價值。（劉紹唐）
◎傳記文學是史學和文學的統一物。目前一般人所說的「歷史小說」，絕不是傳記文學作品。歷史小說可以憑自己的想像虛構一個人物，但傳記文學作品中的人物是根據傳記料雕塑造而成的。所以創作傳記文學作品的第一步工作，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地去蒐集傳記資料，尤其要注意搜求傳記中人的手蹟、照片、談話記錄等……。（杜呈祥：「傳記與傳記文學」）
◎傳記文學描寫個人生平時，多少會敘述其思想。一個人如果在思想方面沒有特殊的見解或貢獻，要是寫自傳，或由別人為其寫傳記，這隻可視為廢紙，至少無永久存在的價值。（龍冠海：「傳記文學與社會學」）
◎成功的傳記就是一部成功的文學作品。問題就在如何寫成一篇傳記，能夠經過相當美化而不失其真實性，這需要高度的文字技巧和深度的史學修養。（沈雲龍）
並非「一代完人」才有資格立傳
二十年來，為「傳記文學」撰稿的學者名流不計其數，耳熟能詳者如：王雲五、梁敬錞、蕭公權、陳之邁、吳相湘、蔣廷黻、黎東方、梁實秋、趙元任、陳香梅等人。在內容方面，亦縱橫交錯，政治秘辛、珍貴史料無一不備。而後層面的擴展，如「杜月笙傳」、黃郛夫人的「亦雲回憶」、章翠鳳的「大鼓生涯的回憶」、葉曙「病理三十年」、楊步偉「一個女人的自傳」……，不僅受到學術文化界的好評，亦雅俗共賞受到一般讀者歡迎。
譬如連載「杜月笙傳」，就是一個大膽突破。在眾說紛紜、文字資料欠缺的情況下，遭遇許多困難。劉先生當年之所以力排眾議，以杜月笙為傳記寫作的人物，也正是想提倡一個「只要有真實材料，肯說老實話，任何人都有資格寫傳」的觀念。
對於中國傳統只有「正人君子」或「一代完人」才可以「立傳」的觀念，劉先生認為不但是錯誤的，更是我國傳記文學不發達的一種絆腳石。他說，「我們不但應該糾正，更應進一步去否定它」，這也正是他一向為拓寬傳記文學領域而努力的夙願。
「杜月笙傳」是一部「廿世紀雅俗共賞的遊俠傳記」。其他為一般人所熟知，且具備珍貴史料及文學素養雙重價值的傳記文學叢書，當然還有很多，譬如「亦雲回憶」一書，至今銷售近兩萬冊，即是一例。
作者沈亦雲女士（已過世）是政壇元老黃膺白的夫人。民國初年，黃先生與夫人同遊焦山，曾囑託作傳之事，故「亦雲回憶」之成，不僅是一個人間至情的夙願之償，更為國變家憂的歷史繳上一道真實記錄的試卷。
胡適先生在閱讀該書原稿之後，認為「亦雲回憶」的出版，是「替中國現代史樹立一個好榜樣。」
而「傳記文學」之所以能夠邀集到這些擲地有聲的佳作，自然也是因其一向擇善嚴謹的編輯態度受到尊崇。
一直堅持三不主義
多少年來，劉紹唐先生一直以一種謹慎保守的態度經營「傳記文學出版社」。在這個重視企業化經營的經濟社會裡，「傳記文學」能夠穩健生存，多少帶有一些傳奇色彩。而推溯這一傳奇色彩的根源，或許可以說，就是劉紹唐本人的「文人風骨」。
最為人熟悉的，自然是劉先生一再強調「對讀者負責，對歷史負責」的「三不主義」。這「三不主義」指的是：一、不登以化名或用筆名所發表的文章——發表時必須署真名，以避免有些人用化名不負責任亂寫，彼此以不實之事來攻訐；同時，發現錯誤時，也好在該刊或別處提出修正或不同的意見。二、不刊登壽慶應酬的詩文。這類稿件多半內容空泛，雖不能否認堶戛e或有有價值的材料，但為便於公平處理，只好採取因噎廢食的辦法，一律退稿。三、「不炒冷飯」，不刊登其他刊物發表過的舊文章，除非有必要選登舊文，絕不蒙混讀者，讓讀者看到似曾相似而又摸不著頭腦的文章。
除此之外，傳記文學在發行經營上，也始終貫徹了三個「消極的原則」：一、除了書刊廣告，絕不利用刊物、利用人情招攬廣告；二、絕不利用刊物、利用人情到處要錢、要補貼；三、不利用任何關係或人情推銷刊物——如前所述，劉先生認為：「讀者訂閱雜誌，就好像周瑜打黃蓋，是願打願挨的事。刊物有內容，讀者自然會訂，刊物沒有內容，就只有被淘汰。」
甚至廿年如一日，舉凡覆信、邀稿、校稿，乃至跑印刷廠，劉先生幾乎事無鉅細，全盤參與。「落伍的經營方式」，不少朋友當面對他這樣嘲笑，「做任何事，還是腳步慢點好。因為，第二個靈感常會否定第一個」——這是他「自圓其說」的「怪想法」。
土法煉鋼二十年
「所以直到現在」，他自嘲：「我仍扮演著『自耕農』、『獨腳戲』的角色！」
傳記文學雜誌社辦公室的一牆之隔，就是劉先生的家。坐在客廳沙發上，一笑起來，眼睛就眯成一條縫的劉先生，笑稱「傳記文學」是「土法煉鋼二十年」。
「我們所以這樣做，也是因為一直有廣大的讀者支持。」
劉先生說，早期的傳記文學，內容偏重民國初年學術界、文化界及黨、政、軍人物的軼事軼聞，讀者層次以懷舊思古的中年人居多。之後，為了擴展讀者階層及避免過分內幕化，編輯方針走向近代史，吸引了年輕一代的讀者，尤以對文史有興趣的知識分子，終而奠定了傳記文學「歷久不衰」的基礎。
目前，傳記文學每期行銷兩萬冊，內容廿五萬字，「能夠維持」的原因是「以雜誌養雜誌」，叢書出版則「有賺有賠」。
有朋友勸劉先生不必那麼辛苦，如果改變一點編輯方針或經營方式，說不定會賺大錢。
他卻舉五四獨立評論時代健將陳之邁先生的說法來肯定自己的一貫作風：「文字工作，某一部分可以企業化，但是文字本身，卻永遠是手工藝」。
「我自然可以花三、五萬元請一個編輯代我邀稿、改稿，可是他編得再好，與我自己編的絕不會一樣，編輯方針也不可能掌握得十分準確。」
在編輯方面，廿年來他一直是一把抓。有一次，他患了重感冒，仍待在辦公室裡，一邊流著鼻水，一邊打著噴嚏整理文稿，模樣好不狼狽。一個來拜訪的朋友恰巧看到了，便開玩笑說：「這是獨裁者的下場！」
這個「傳記文學」王國裏的「獨裁者」，幸好素來少有病痛，可以將全副精神投注在這個雜誌上。
「一個雜誌的成功，永遠決定在未來，過去輝煌的歷史並不足恃。所以我辦雜誌，腦筋分分秒秒在動，下一期以什麼為主題？再下一期又是什麼？絕不敢掉以輕心。如果讀者對一份雜誌有兩、三期失去了興趣，就再也不要看了。過去的榮譽，無補於未來的失敗；即使有再久的歷史，也不值得炫耀。」
專注執著，心無旁騖
梁實秋先生翻譯莎士比亞全部著作，完成時，記者問他：「您怎會把那麼多的心血花在翻譯工作上？」梁先生幽默地說：「做這份工作，是因為自己具備了三個條件：第一，我沒有專長，要有專長，就去寫學術文章，不會一輩子做翻譯工作。第二，我沒有創作天才，如果有創作天才，必定走創作的路，寫小說，也不會搞翻譯了。第三，是我的命長，短命的人要以四十年的時間翻譯這幾十本書，當然是不可能的事。」
事實上，梁先生是文壇巨擘，這只是他一貫的幽默。
對劉紹唐先生來說，也有類似的感想。劉先生模仿梁先生的話，也幽默地說，他自己辦雜誌，也要守住三個關口，就是要禁得住「升官」、「發財」和「美色」的誘惑。傳記文學創刊時，劉先生正值四十歲壯年，萬一禁不住三者之一的誘惑，他的生活可能發生改變，傳記文學是不是能有今天的成果，也就難說了。
有一年，曾經有一家大書店想請劉先生做總編輯，請了有力人士前來說項，並且答應可以兼辦傳記文學。他考慮再三，說了真心話：「傳記文學不能不辦，但是如果辦下去又辦得好，對不起那家書店；假如把書店的業務辦好了，又覺得愧對傳記文學。」
「壯年歲月，盡瘁於斯」，這是傳記文學創刊廿年來劉先生的感言。為了貫徹「不捨己之田，耕人之田」，近年來他更厲行「新三不」：「不給其它報刊寫文章」、「不演講、不兼課」（劉先生曾任中國文化學院傳記學研究所所長）、「不上電視或電台的節目」（去年劉先生主持電視金鐘獎頒獎，曾獲一致的好評，電視公司紛紛請他主持或參與某些節目）。
他的原因是：「年歲日長，社會關係日多，但如果想專心做一件事，就不能分心，免得在別處耗費太多時間、精力。」
與作者結成至交
做為一個策畫人、主編人，劉先生如何能與堅強的作者群保持密切友好的關係，使他們視傳記文學為第一優先發表作品的園地？
「我想，基本上，他們認為我是個單純的人，沒有什麼色彩。」「避官」「避財」的一貫風格，想來已經說明瞭劉先生的為人。
劉先生笑瞇瞇的又說：「勤於寫信，替作者做一點額外的服務，都可以增進彼此間情感的交流與心意的溝通。」
額外的服務，是指替作者的文稿多做一些考證、校對的工作，所費時間也許很多，卻能換得真誠的信賴。
以陳之邁大使而言，最重文稿校正。他曾經發給一位打字小姐一千美元的獎金，原因是她在一份重要文件上刪減了一個九月卅一日的「一」。九月，只有卅日，若一時不查，通篇文件就有失實作廢的可能！
「傳記文學雜誌社」一向注重的就是校對與查證的工作，因此，如陳之邁、梁敬錞、陳香梅等名作家，每有文稿發表，總託劉先生代為校閱；與報社同時發表時，更交劉先生代為排校，以免有誤。
「作者與編者的關係，與做朋友的道理是一樣的。」劉先生說。因此，廿年來為「傳記文學」撰稿的「常客」，也多成為劉先生私交甚篤的老朋友了。
除此之外，傳記文學獲讀者回饋的例子，也是不勝枚舉。雜誌創刊之初，即有海外讀者寄來數百元美金，希望做為「終生訂戶」。更有一位讀友說：「此生沒有什麼可遺贈兒女的，唯有一套傳記文學合訂本！」
傳記文學創辦廿年，許多讀者也隨歲月成長，劉先生說：「我從壯年編到老，也把許多讀者給看老了！」
為了慶祝廿周年紀念，本（七）月廿三日至廿五日，「傳記文學」將在台北市國際學舍舉辦一個回顧展，除了廿年來的三、四百種出版品與若干作者原稿及珍貴史料圖片展外，還將舉辦三場學術演講會，黎東方、沈雲龍、梁敬錞、黃季陸、康德剛、李璜諸先生，皆將應邀參加。
談到傳記文學今後的展望，一向不以學者專家自居的劉先生，仍是很謙虛的說：「傳記文學努力廿年，至少希望能肯定它在近代史的價值。至於提倡傳記文學風氣的心情，廿年如一日，至今未曾稍減！」
那麼，這位以唱「獨腳戲」自居的「傳記文學雜誌社」主人，是否考慮到「接班人」的問題呢？
豪爽的哈哈一笑，劉紹唐說：「假定自己健康、興趣不衰，當然還要繼續發展下去。不過，對於傳記文學來說，我是但開風氣，不為師！只要傳記文學的風氣已開，何患沒有接替人，又何患沒有來者。為『接班人』而苦惱的，才真正是最落伍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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