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著兩岸文字的不同,到大陸探親的民眾很可能有如下的疑惑:
面粉店,是賣麵粉,這是化妝品?午會,是舞會,還是中午開會?「丁」是叮、丁、釘、盯中的那個?「采」是採、踩、睬、彩、綵中的那個?
「哈!老師你寫錯字了。」
去年十二月,幾位訪台的大陸小朋友,實際拜會台北一所國中,體驗本地上課經驗時,向著黑板上老師大筆一揮的「大庆油田」發出驚呼。
「庆多一點了」,這位熱心的小朋友說。她那知道,老師原先上課是不寫簡體字的,有這麼多一點的「庆」,其實是刻意為她們寫的,沒想到還是讓小朋友失望了。
兩岸文字不同的現象,悄悄地發生在你我生活之中。今年四月,海基會秘書長邱進益至大陸商談兩岸掛號信、及文書查證事宜,與大陸海協會協商,為「尊重雙方語言習慣」,協議方案以簡體、繁體兩種文字簽訂。
兩岸開放後,許多民眾接到大陸親友寫來通篇簡體字的信函,偶有不知如何讀起的感歎。兩岸交流愈多,大陸出版物等來台流通愈多,面對大陸簡體書籍,許多人亦常覺得像「有字天書」一樣。

書法藝術,最能呈現肌理分明、對仗完整的正體字特性。但懂正體字,難道只是書法家的專利?
半邊家庭、方便麵?!
到大陸探親的民眾,一出海關,當頭迎來的是滿街的簡體字。在從台灣去的人看來,這些簡體字及字詞用法,儘管通俗平常,但總有一股進入不同環境的感覺。
例如;搞活經濟、抓好物價、通過函調(用信函外調)、半邊家庭(單親家庭)、超常兒童(資優兒童)、立交橋(交流道)、方便麵(速食麵)等……。
曾是台灣棒球名教練的林信彰,現在幫大陸訓練棒球隊,在台灣棒壇慣被稱為「信將」的他,如今的稱呼是「林指」。台灣友人到大陸去探望他,坐在棒球場上,聽四方球員的呼喊,像「來一棒(打支安打)」,「本壘跑(全壘打)」,「好打好投(打得好、投得好)」,常常是「有聽沒有懂」。
不懂的字就更多了。例如大陸常說的「干」,可以是幹,也可以是乾、淦;「卜」,既是占卜的卜,也是蘿蔔的卜;麵粉,是賣化妝品,還是開麵店?開午會,是中午開會,還是在跳舞?
有人形容,看大陸的簡體字,就好像身在大陸的感受:親無「見」成亲,爱(愛)無「心」,产(產)不生,廁所「开关」(開關)無門。

「明天午會」,是開舞會?還是明天中午開會?台灣訪客只得問老鄉了。(蔡智本繪圖)
漢字當羔羊
這樣的譏評固然有點凌厲,但是自從卅七年前中共實施文字改革以來,大陸的簡體用字已面臨不得不檢討的關卡。
前年四月,大陸「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主任柳斌指出,目前大陸突出的語言文字問題是:社會上亂造字、用字,刻意用繁體字,以及錯別字特多。
亂造字、用字的現象由來已久。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文教處處長龔鵬程認為,中共當初推行文字改革時,未考慮漢字系統化、合理性的問題,已預埋如今民間亂造字的根源。
中共開始推行簡體字,始於一九五六年間。當時,所提出的「漢字簡化方案」,總共列出兩千多個簡體字,便是如今大陸通行簡體字的標準。
毛澤東曾說:「文字要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他認為簡化是歷史必然的道路,目的在為漢字拼音化做準備。這跟民國初年的環境有關。
從清末到民初,從鴉片戰爭到八年抗戰,我國在列強的進犯下,經歷了許多挫折,國勢積弱,民生凋蔽更顯劣勢。
圖謀救強的知識分子很擔心,部分人歸罪於中國文化不如人,繼而認定方塊狀的漢字,無法與拼音字母的西洋文字競爭;甚至大量文盲的產生,也因漢字窒礙難懂之故,因而文字改革聲浪大起。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如錢玄同、魯迅、胡適等人,都是簡體字的提倡者。

看廣州鬧區小巷道內五花八門的街招,台灣的訪客只覺得「許多字寫錯了」。
簡體字就是紅衛兵!
語言文字是人們交流的工具,當發展日久,在合理的情況下,做適當的規範與檢省是必要的。但是像中共一樣,在接掌政權後幾年便集中大量知識分子,全力推動漢字簡化政策,歷史上的確少有。
簡體字的影響有多大?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教授黃永武曾以「簡體字就是紅衛兵」,來形容簡體字對中國文化的戕害。
他認為,簡體字破壞了中國文字的內在肌理系統,也缺少學理上優越的條件,只會使後代子孫因看不懂漢字,而與傳統文化絕緣,其禍害與紅衛兵相等。
他舉例說,例如「葉」字,字形上從「艸」部,屬草木類,一望便知;而同屬枼的音符,還有「成薄片狀」的類別聲,聲部是寓有意義的。同屬枼聲的字還有諜、碟、蝶、喋等,左邊是事物的類別,右邊是聲義的情狀,而不幸把葉寫成「叶」,既把部首搞亂,而枼字系統中有的表意系統「薄片狀草木」也失去了。
還有像「髮」寫成「發」的簡字「发」,「秀發」是指美麗的秀髮,還是聰明秀發?「叶韻」,指的是「古詩押韻」,還是「入聲的葉韻」?
台大中文系教授黃沛榮的研究也指出,大陸文字改革有「混同文字」——如嘆、漢、勸、觀對、戲等全屬一個「又」字偏旁,及「破壞形構」——如「華」作為华,「書」簡化為「书」,「堯」作為尧,及「喪失語根」——如「構」簡化為「构」等問題,學起來不易,也會使今人看不懂古人文字,不利文化傳承。

仔細看這些招牌,正簡併用、亂造新字、用錯別字等大陸社會用字的主要問題都在裡頭。
教學效率無關乎繁簡
但中共的說法卻是,中國大陸的文盲甚多,「不可能苛求每個人懂得深奧繁體字」,廣東中山大學教授李新魁認為,文化進程有近有遠,村夫愚婦不用懂那麼多難字、僻字,生活用字足矣,等到他有足夠智識,或有心向學,真的要通古知今,有必要讀文史等古書時,再學繁體字不遲。
李教授點出中共實施簡體方案的主要動機,他認為:簡體字有利普及教育。但直至今日,許多冷酷現實已給簡化政策當頭一棒。
「台灣不走簡化道路,識字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大陸推行簡化字卅餘年,如今看來文盲並沒有少」,黃沛榮說。
況且,從教學效率上看,簡體字未必優於繁體字。台大心理系教授鄭昭明的研究指出,文字的學習涉及「字詞的區辨」與「字義的辨識」,兩者都跟筆畫的繁簡無關。複雜與簡單筆畫的字都可能因相似而難以區辨,如「傅」與「傳」、「已」與「己」等;也可能因相異而容易區辨,如「補」與「馳」,「田」與「戶」。

廣州一家店所印的名片,盡是正體字。難道只是附庸風雅?
「新文化階級」出頭?
而中共認為,只有學文史者或書法家才需要學繁體字的看法,也有待爭議。黃沛榮指出,打破階級,讓無產階級出頭,原是中共政權彰顯的特色,如今,能讀繁體字反倒成另一種「新文化階級」了。
大陸方面不認為簡體字有礙文化傳承的另一理由是,卅多年來,許多古詩文出版物,如「紅樓夢」、「史記注釋」、「唐詩三百首」等都已排印簡體版,「有心者不怕因不識繁體字而沒了機會」,李新魁說。
但台大教授黃沛榮卻認為,古書簡體字版,不一定能完全代用文史古籍。因為古詩文有許多形聲轉借字,如將「傑」作「杰」,「適」作「适」(音ㄎㄨㄛˋ)等,究竟是同義,還是另有假借?簡體版能否完全詮釋,或是多此一舉,徒增辨證混亂。
大陸開放後,原已存在的文字問題更加凸顯。受到港台交流的衝擊,大陸各大城市繁體字大量復甦。師大教授姚榮松舉一位大陸學者的文章提到,「濫用」繁體字現象已經全國可見,年輕人喜歡在正式場合,如黑板標題、宣傳標語、通知、海報等寫繁體字,例如報、學、團等,認為繁體字比簡化字正規,這都與漢字規範化背道而馳。

附庸風雅寫繁體
大陸「法制日報」一篇文章指出,某名片社每天平均收件三千張,要求印繁體字的顧客佔一半以上。
另一篇文章也表示,黨和國家領導人、書法家等題寫的繁體字碑匾比較多,而街頭市招,甚至是以本地人為顧客的「護膚霜」廣告,也以繁體字來招徠客人。
李新魁表示,在南方各大城市的確有「繁體字回潮」的現象,但是「大多限於少數與港台交流較密切的機構,要不就是大眾刻意附庸風雅,以能寫繁體字為時尚」。
大眾為何會附庸風雅?龔鵬程指出,這個現象值得中共深思。
他認為,使用文字的能力是與文化階層相吻合的。受過一般教育者,能使用國民常用字;教育程度高些,能使用次常用字;再好些,能使用罕字,但「這絕不是說,寫難字、罕字的人都有意與群眾隔絕,進而詛咒那些難字、罕字該死,應予簡化」。
因此,「人只要自認有文化,就要寫繁體字,一個社會逐漸發達,文化水準日益提高,繁體字出現頻率也必然增加,這才是文化的社會性,也是文字真正的發展趨勢」,龔鵬程說。
這幾年,大陸官方早已意識到像迠(建)、拨(撥)、歺(餐)等亂造字,及如復、複,發、髮,鍾、鐘不分的錯別字現象。大陸「語委會」這幾年主要的工作,即在規範民間用字上。
但是對於「繁體字回潮」,乃至民間繁簡字並用等問題,中共態度卻十分謹慎,甚至在民間漸用繁體字時,還刻意節制。
大前年亞運期間,北京市政府路標、廣告看板等二萬多個繁體字改正。去年七月,原為適應海外人士需求而以繁體字排版的「人民日報」海外版,又換回簡體字了。

從甲骨文到電腦用字,中國文字歷經了許多變遷。由繁趨簡,是否為歷史必然?這個論題今日正面臨考驗。
今日不做,明日來不及!
中共為何如此堅持?淡江大學副教授周志文指出,中共承繼五四以來反傳統的精神,加上共產黨人對文化不忌俗,以文化為政治工具的意識形態,使得大陸領導人在解釋文字問題方面,跟台灣想法顯著不同。
強硬起來,中共甚至把使用規定的文字,當作無可妥協的政策目標。大陸語委會主任柳斌便指出,語言文字是國家主權的標誌,推行簡體字的方向絕不能動搖,否則就會給「社會主義事業造成無可估量的損失」。
就台灣學者來說,從承繼傳統文化、兩岸溝通等觀點,大陸簡體字不但是不得不改,而且是一件「今日不做,明日就來不及」的大事。
黃沛榮指出,今日大陸四十歲以上的知識分子,還有可能知曉繁體字,等到這些人都凋零,要談重新認識傳統文化的精髓,乃至兩岸文字的整合談何容易?
基於對中國文化問題共同的關切,開放探親以來,兩岸文字學者總共在大陸開了三次會,商討兩岸文字整合的問題。在台灣這邊,基於中國文字問題刻不容緩,政府也撥出經費,針對兩岸使用文字、中國語文語系,建立中文電腦標準交換碼等議題作研究。
兩岸溝通,起步在文字?
兩邊的努力並非沒有交集。以「北京國際漢字研究會」會長袁曉園為首的部分大陸學者便提出「識繁寫簡」主張,希望至少大家能因識得繁體字,而親近傳統中國文化。而他們的主張,也得到部分台灣學者回應。鄭昭明就認為,也許漢字可以印刷用繁體,書寫用簡體,以解決兩岸繁簡爭端。
許多台灣的學者認為,以現實來說,大陸能做到「識繁寫簡」這層,就已算是很大的進展。在袁曉園等學者的影響下,北京重點小學一度試教繁體字。而兩岸交流日益密切,在台灣出版商的要求下,大陸排印繁體字印刷廠日益增加,凡此種種,都有助於繁體字的教育。
以台灣地區來說,目前更急迫的是,因應大陸印刷品增多,民間打字員急須正視繁簡字對照課程,海外華文教師也迫切需要繁簡對照教材。目前民間印刷業者自行編訂的繁簡字體對照表已紛紛出現,中文電腦需用的繁簡對照軟體也已公開發行,但市場上繁簡標準不一,使用起來極不方便,亟需統合。
說起來,民間重學簡體字並不代表向彼岸示弱,也不是「屈就」現實;文字果若是溝通思想的工具,彼此都應重新看看對方文字。了解之後,再談互動、影響。由此看來,文字,果真是個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