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物歷險記

傳說，浩浩天庭的正中央，有一紫微星垣。它永遠固定不動，乃是天帝的居所。降至人間，這就是平民禁入的天子城垣——紫禁城。

除了人間至尊至貴的皇室威儀，足使紫禁城閃耀著神秘光芒的，是其中至美至善，數以百萬計的稀世珍寶。

這些深鎖宮禁的歷代藝術收藏，終於在清代最後一位皇帝溥儀出宮後的民國十四年十月十日，故宮博物院成立之時，與成千上萬的世人見面。至此，它們不再是一家一姓的私產，而成人人共有的國寶。

而這批國寶中的精品，卻在八年之後的一個夜裡，為躲避日本軍閥的威脅，悄悄離開了它們安住數百年的深宮，展開藝術史上最為傳奇的一段寶物歷險之旅。

文物由漢中運往成都，其間要過三條河，全靠木筏載送。（張良綱／故宮提供）

文物精華，悉數裝箱

故宮剛開放的時候，北平萬人空巷，博物院裏幾乎天天人山人海。不少人千辛萬苦擠了進來，還來不及看清寶物，又糊裏糊塗給擠了出去。直到九一八事變發生，東北的戰火距離北平不過二百四十公里，參觀的人潮才漸漸減少。

故宮門前參觀的人少了，卻見一車車的空木箱、一絡絡的棉花，天天往神武門裏拉。附近居民不免好奇，紛紛探問。

「戰事發生以後，大家認為，以日本人的野心，平津遲早也會有戰事，不如早作準備，挑選文物精華，離開這個危險地區，等到局勢安穩再遷回來。」那志良追述這段陳年往事時說：「緊接著，同仁們就為裝箱之事忙碌起來了，故宮還請了有裝箱出口經驗的古董商人來幫忙，免得運送過程中，萬一壞了幾件，可不好交待。」

古物遷離之事，卻得不到一般人們的諒解。他們認為文物固然重要，卻比不上國土和人民；這時遷走古物，未免動搖人心。當時院裏經常會接到恐嚇電話，問道：「你是不是要擔任押運古物的工作？」不等回答，只聽到電話那頭冷冷說聲：「當心你的命！」就掛上了。

僅管如此，遷離古物的決定，在時局日壞的情況下仍然得付諸行動。畢竟，戰事倘若發生，人民可以協助政府，抵抗敵人；國土萬一喪失，也有復國的一日；但數千年的文化結晶一旦毀損，將永遠無法彌補，對歷史也無從交待。

民國五十四年以前，寶物在這北溝山洞中待了十五年。（張良綱／故宮提供）

抬著花轎找婆家？

民國廿二年二月四日，那志良、吳玉璋，和其他負責押運的人都接到通知：回家收拾隨身衣物，準備起運。

二月五日中午，大批板車被拖進神武門來。天黑之後，北平東西城交通阻斷，紫禁城到火車西站沿線戒嚴，一輛接著一輛的手推板車，便運著古物，陸續出了午門。

原本熱鬧的天安門廣場附近，這時漆黑一片，只聽到鐵車輪軋過石板路「空隆」、「空隆」的聲音。

二月六日清晨，北平西站停靠者兩列火車。在這二列開往浦口的火車上，除了押運人員、武裝守衛，就只有一堆堆長三尺，寬、高各一尺半，浮貼著封條的木箱子。

「一路上只有在添水、加煤時停車」，當時負責押運的那志良說：「車一停，我們就趕快下車沿著鐵軌跑，把每列車箱裏的封條，都重新檢查一次才放心。」

到達浦口，裝載古物的兩列車箱停靠在站邊等候指示。「文物運到了，存放地點卻還沒有決定，有人笑說這叫：抬著花轎找婆家！」那志良和同事們足足等了一個月，才接到指示——從浦口裝船，運上海！

這個箱子，乃是當年由北平運出的第一批箱子之一。箱下的「滬」字，是存放上海的記號。（張良綱／故宮提供）

滬上作寓公，放洋展國寶

包括有瓷器、玉器、銅器、書畫、雜項、文獻、檔案……精品在內的一萬九千五百五十七箱文物，就這樣分作五批，陸續運到上海天主堂路一幢七層樓庫房內安置。工作人員則開始編輯南遷文物的清冊。

「上海的治安並不好」，那志良回憶說，那兒的庫房管理因此特別嚴格，辦公室就有警鈴直通巡捕房。五樓放的是最重要的文物，庫門上又另裝一個警鈴，工作人員每天開門之前，先要到小房間把警鈴切斷，才能開鎖拉門。

有一回，同事數人一路說說笑笑到了五樓，剛剛開了庫門，就聽到警鈴大作，接著一群警察捧著槍衝上樓來，把大家嚇壞。「事後上面通知下來，這次姑念初犯，再犯就要嚴辦。其實那敢有第二次，這一次已經嚇得不輕啦！」

國寶在上海存放了四年，其間還曾經被挑選了八十箱最具代表性的精華，到英國舉辦「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轟動一時。同時，政府則計畫在南京籌建倉庫，儲放存滬國寶。

這是寶物存放台中時的霧峰陳列室。（張良綱／故宮提供）

離開砲聲隆隆之地

民國廿五年十一月，位於南京朝天宮的庫房建成。庫房修建在土山之下，沒有空襲之慮，又有溫度調節。十二月，存滬文物分作五批搬上火車運京，工作人員此後即在南京上班，計畫舉辦大型展覽。

不想隔年七月，蘆溝橋的砲聲響了，「一夕之間，放在眼前的工作，不再是展覽，而是維護文物安全的問題了。」那志良說。

七月廿九日，北平淪陷；八月十三日，戰火蔓延到上海，南京眼看岌岌可危。

「南京情勢緊張時，我正在當地辦難民區」，中國人權協會理事長杭立武說他當年原與故宮並無淵源，只因難民區收容老幼婦孺，或可免於戰火，南京市長便建議將朝天宮庫房也並入範圍，「我認為這個辦法既難達成，又不保險，就去見當時的國防最高委員會張岳軍先生，建議將文物向後方疏散。張秘書長急電蔣委員長，隔天就得到覆電，囑我負責搶運。我就這麼加入了文物遷運的工作。」

（張良綱／故宮提供）

長沙吃緊，再運貴陽

南京文物的疏散共分三批。

廿六年八月十四日，第一批國寶——包括倫敦藝展的八十箱精品在內的重要文物，由那志良、莊尚嚴和曾湛瑤（後二人皆已故去）三人急急乘船運往長沙，暫存湖南大學圖書館。

「儲妥之後，我再回到南京洽事，南京街頭已經變得清冷至極。朝天宮庫房，也變成教育部的空襲避難所了」，那志良還記得當時一遇緊急警報，他就和幾位同事偷偷藏在庫房後的小山上看飛機打架。「兩架飛機一遇上，就搶著飛到敵機上方，伺機射擊。有一回日本飛機一被擊落，庫房裏居然傳來鼓掌聲，我們才知道偷著看的不只咱們。」

未幾，長沙吃緊，火車站被炸。暫留長沙的莊尚嚴又押著古物匆匆離開長沙，往貴陽行去。

「他們離開長沙第二天，湖南大學圖書館就被炸平了，大家都捏了一把冷汗，又慶幸不已！」那志良說。

十一月間，國民政府決定遷都重慶。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淪陷。十二月十四日北平偽政府成立……。在這樣的情況下，存在貴陽的文物仍教人擔憂，大家建議找個可防空襲的山洞存放。廿七年冬天，貴州安順城南十里的華嚴洞，變成了文物暫時的家。

杭立武（左）和那志良（右）在本刊的邀請下，來到故宮庫房，與當年和他們出生入死的寶物們合照。（張良綱／故宮提供）

漂泊西南天地間

已故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莊尚嚴是當時安順辦事處主任，作家莊因最近記述幼年隨父親押送古物，來到這偏僻的西南高原的經驗。他寫道：「在那裡，我們雖是異鄉客，卻脫離了流亡的人潮，看不見在長沙時翅膀上塗了二塊紅點的大鐵鳥，在空中下蛋的情景，也聽不見隆隆的砲彈炸裂聲；聽不見驚呼悲號的人聲，也看不見漫天燃燒得比晚霞還紅，還令人激動的大火了。」

他們在安順一待五年。直到「鬼子向貴州猛撲，政府派了大批軍用卡車來把文物撤走。我們倉促離別了東門坡，向川東而去，開始了我童年另一階段的漂流歲月。」

這是第一批疏往貴州的文物。然而就在這八十箱文物運往長沙時，南京庫房還有一萬多箱待運。

吳玉璋（右）就住在那志良家附近，這對六十多年的老朋友，有聊不完的往事。吳玉璋近來腰脊不適，但一談起當年運送寶物的經驗，精神好極了！（張良綱／故宮提供）

水陸二路，繼續南遷

那志良形容當時南京已經一片混亂，他接到臨時派令，說有一艘船往漢口，於是立刻搶運了二千多箱上船。「押船的人也是臨時派的，他們必須在幾小時之內，回去攜眷整行李。」那志良回憶道，單身的同事還好辦些，有家有眷的，不免手忙腳亂。他記得一位同事叫朱家濟，匆匆回家，看看什麼東西都捨不得，索性什麼都不要了，拿起桌上一把摺扇，就含淚離了家。另一位同事李光弟，驚慌之中，竟然與太太背出一張方桌來，等到大家問他帶這東西作什麼？他居然又倉惶地想背回去。最後是扔在碼頭上，什麼也不帶了。

「在那緊急時期，我一面和故宮留京人員商定水陸兩路搶運計畫，一面洽請國防最高委員會撥給車輛，也另向英商包租船隻」，杭立武記得當時在敵機頻頻轟炸、南京最後一批人員和物資急迫疏散的節骨眼上，籌措車船真是困難重重，「有時候，租用的卡車雖然貼上國防最高委員會的封條，仍會被人強行搶去。」

吳鳳培今年七十二了，是一位漆器專家，去年才從故宮退休。（張良綱／故宮提供）

窯洞？住不得也！

調度車船困難，搶運裝箱在此時也更加艱苦。當時留在南京負責搶運的吳玉璋表示，當時他們沒有一定的工作時間，只要聽說有了船或車，便不分晝夜地裝運。「大家沒時間吃飯，只以麵包充饑。在庫房工作的，暫時還可歇歇，遇有警報，就到山洞婺避；在碼頭、車站的人，只有以站為家，沒車船撥來，暫且在空車皮裏睡個覺，一聽工人喊：『火車來了！』就跳起來裝貨。遇著警報，也只有就地躲在車下了！」

陸路的目的地是陝西。

那志良奉命先到陝西洽尋倉庫。在委員長西安行營的幫助下，文物預定先放在寶雞的關帝廟和城隍廟裡，一面再開鑿山洞。

山洞很快就挖好了，文物正待遷入，吳玉璋、那志良和一位梁廷偉先生（已故去）前去探勘，他們總覺地面似乎潮濕，有一位住在附近的老先生告訴他們，陝西人雖住窯洞，但那是每年向內挖一小段，隨挖隨乾好幾年之後，才能住人。「可是西安行營那邊辛苦挖妥，自然催著搬遷。」盛情難卻之下，那志良只有建議先用一個箱子，放些報紙、雜誌試試，「一星期後，箱子長了毛，雜誌潮濕得揭不開，那裏能放文物！」

民國卅八年，卅六歲的吳鳳培乘坐昆崙艦押送寶物來台，這是他當年的通行證。

嚴冬過秦嶺，汗濕滿襟裳

山洞還沒決定是否放棄，他們又接到命令：文物遷運漢中！

寶雞到漢中沒有火車，須用汽車運載。每輛車只能裝廿多箱，七千箱的文物，少說要三百多輛車次。戰火之中，那裏去找這麼多車？這是困難之一。其次，寶雞到漢中，其間要越過三千公尺的秦嶺，正值嚴寒，秦嶺路滑，又正修路，交通極危險。

車輛的問題在西安行營的全力協助下順利解決，安全的顧慮，就只有聽天由命了。「每有一批車開出，大家都提心吊膽，直到漢中打電話來報平安，寶雞這兒才能放心。」吳玉璋回憶說。

運載了大半，終有一批車隊發生了問題：三月間秦嶺大雪，山路崩塌，車輛被阻，而村中只有一個小麵館，存貨不多，價錢隨時上漲，也有斷炊之虞。

吳玉璋自告奮勇，要上山送糧，卻沒有司機肯去。後來出了極高代價，才有一位司機答應下來。「我們在車輪上掛著鐵鍊，搖搖擺擺上山。山中積雪已多，無法辨出路來」，吳玉璋說：「我坐在司機身邊，只覺車身顛顛簸簸，下坡路時，好幾次滑到山邊才懸崖勒馬，司機開得滿頭大汗。」

大批的食物運到了，吳玉璋也平安歸來，「只是下山之後，才發現自己在大雪天裡，居然緊張得裏外棉衣都給汗浸透了！」

暫伴峨嵋天下秀

四十八天之後，所有文物到了已經開始沾染戰火的漢中。文物未來的「家」——漢中的一座廟，也已炸了個精光。

行政院命令又下來了：文物速運成都！

漢中到成都是五百廿五公里車程，途中有五個渡口，沒有橋樑，必須用木船載汽車渡河，汽車上船之後，用人力把木船向上游拉一段路程，再放了繩索，任其順流而下，藉水勢攏到對岸。

來到漢中支援的那志良估計這樣的行程，每一車次需要費時兩天。

「這只是我的如意算盤，所有的文物，整整花了十個月才聚集成都。」那志良說，車輛難尋、有車沒油、路途危險，是主要原因。至於途中頻頻翻車，以及吃、住之苦——黑色的米飯，拉得出「絲」的饅頭、滿是臭蟲的旅館、豬圈裏當洗手間……，就更不在話下了。「好在幾次翻車都幸運得很，人、物無傷」，他說。

問題是，好容易抵達成都之後，重慶被炸，文物決定再運一百五十公里外的峨嵋。「所謂峨嵋天下秀，我們總算在此安定下來，一直到抗戰勝利。」那志良說。

這是陸路的運送。從廿六年十二月八日離開南京，到廿八年七月十一日運抵峨嵋，花了將近二年的時間。而文物離京的日子，距離歷史上最悲慘的「南京大屠殺」，不到一星期。

古物有靈，化險為夷

與陸路同時進行搶運的，還有水運一路。這第三批文物，在鬼子進入南京的那天晚上，搭上了英國商船前往漢口。

「那時候南京城一片恐慌，成千上萬的人想要離開」，當時負責籌船的杭立武回憶說：「我們一面搶救古物，一面設法阻止想上船避難的人。外國人看到這種情形，恐怕日軍炸船，居然不肯開船了！」

最後的協議是：杭先生也上船同行，他們才開船。「他們的用意是：萬一日機來炸，找我殉葬也好！」杭立武笑說。

九千三百六十九箱文物，走了三百八十五海浬到達漢口。然而漢口已危，汽船於是再行六百浬抵達重慶，但重慶也開始遭到轟炸。「最後決定再遷往樂山。」那志良說。

廿八年九月，文物終於安抵樂山，「這中間又出了一次意外」，那志良追述，樂山卸貨時，必須在縣城外面卸下輪船，轉裝木船，由繩纜往岸上拖。有一回，裝卸到最後一隻木船，所有的工作人員，也都上了這隻船，沒想到繩纜卻忽然斷了，船被急沖而下。

「大家都知道，如果這隻船被沖到岷江與府河相交處的大佛腳下，便要撞沉了，此地每年都有撞船紀錄，大家嚇昏了」，船漂流了一段，卻斜向岸邊沖去，擱在沙灘邊，大家又是一次死裏逃生，人、物無恙，那志良說：「我這才開始相信古物有靈，否則為什麼每次大家總能在敵機轟炸、千鈞一髮時安然離去；翻車、船難，也都平安無事？」

漫捲詩書好還鄉

一萬三千四百八十四箱文物精華，便這樣穿過遍地烽火，各自找到隱蔽處喘息稍歇，一直到民國卅四年八月，抗戰勝利的消息傳來。

對於這些與古物出生入死、遠走他鄉的故宮同仁而言，此時心境恰合杜甫詩意：「劍外忽傳收薊北，忽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捲詩書喜欲狂。……即從巴峽穿巫峽，……」

民國卅六年三月六日，分散在安順、峨嵋、樂山的文物又集中到了重慶，等到長江水漲，能行大船，就要「即從巴峽穿巫峽」，穿過長江三峽運回南京。

「在重慶大約待了三個月，我們主要的工作是——捉白蟻！」那志良說，那時候每天早晨八點開始，每人拿著棉墊、手電筒，各自進入庫房就跪在墊子上俯身用手電筒找地上的白蟻隧道。一旦發現，就馬上卸下箱子，在地上挖個坑，倒入防蟻藥水，再擱回箱子。「如此一天二回，天天如此，比逃難還煩人。」

卅六年十二月九日，文物終於回到南京朝天宮。第二年春天，勝利後第一次古物展揭幕，此地又像當年北平故宮開放時那樣人山人海。不同的是，這次大家爭睹的是歷經戰火，卻毫髮無傷的國寶。

半年之後，時局逆轉，徐蚌會戰結束，共軍直接威脅南京。民國卅七年十一月，政府決定將古物運往台灣。同年十二月，杭立武找來三艘裝古物的船——平底艦「中鼎」號、商船「海滬號」，和軍艦「昆崙號」。

橫渡海峽到寶島

除了故宮寶物，這三艘船也同時運載了南京中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院和外交部的文獻、器物，一共五千多箱。

最後一艘「昆崙艦」在卅八年一月廿九日將離南京時，正是農曆除夕前夜，陰冷天氣之下，碼頭上細雨迷濛，許多海軍眷屬一聽說有船要往台灣，早就爭先恐後，一湧而上，佔滿了一個船艙。

「如此一來，文物所能存放的空間就有限了」，當時押送文物的故宮博物院職員吳鳳培，他描述當時船上的情形是：海軍總司令桂永清想上艦勸導大家下船。但當時時局已十分緊張，人人想要逃難，既上了船，就不肯再下。看到總司令來了，男女老少放聲大哭。

桂總司令看著大家黯然無語，停了一會兒，就下令開放所有的官兵臥艙容納這些人；文物則分別送進船艙、甲板、餐廳、醫務室……等。但仍然有七百多箱文物未能上船。

卅八年二月廿二日，三艘船的文物都到了基隆，然後轉往台中糖廠倉庫暫存。

寶物歷險，安全落幕

「多年來的離亂，大家似乎習慣了流離」，那志良說：「剛到台中時，我們也不以為將要久留；糖廠煙囪高大，位近火車站，這在我們看來，是極不安全的。」

隔年四月，文物轉運霧峰北溝山麓的山洞裏；民國五十四年，外雙溪中山博物院竣工，輾轉流離的廿三萬八千九百五十一件文物精華，終於住進了這個寬敞舒適的新家。

這時候，距離它們離開紫禁城那個寒冬夜裡，足足有卅二個年頭了；至於它們所跋涉過的路途，據估計，至少在一萬公里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