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冬過秦嶺，汗濕滿襟裳
山洞還沒決定是否放棄，他們又接到命令：文物遷運漢中！
寶雞到漢中沒有火車，須用汽車運載。每輛車只能裝廿多箱，七千箱的文物，少說要三百多輛車次。戰火之中，那裏去找這麼多車？這是困難之一。其次，寶雞到漢中，其間要越過三千公尺的秦嶺，正值嚴寒，秦嶺路滑，又正修路，交通極危險。
車輛的問題在西安行營的全力協助下順利解決，安全的顧慮，就只有聽天由命了。「每有一批車開出，大家都提心吊膽，直到漢中打電話來報平安，寶雞這兒才能放心。」吳玉璋回憶說。
運載了大半，終有一批車隊發生了問題：三月間秦嶺大雪，山路崩塌，車輛被阻，而村中只有一個小麵館，存貨不多，價錢隨時上漲，也有斷炊之虞。
吳玉璋自告奮勇，要上山送糧，卻沒有司機肯去。後來出了極高代價，才有一位司機答應下來。「我們在車輪上掛著鐵鍊，搖搖擺擺上山。山中積雪已多，無法辨出路來」，吳玉璋說：「我坐在司機身邊，只覺車身顛顛簸簸，下坡路時，好幾次滑到山邊才懸崖勒馬，司機開得滿頭大汗。」
大批的食物運到了，吳玉璋也平安歸來，「只是下山之後，才發現自己在大雪天裡，居然緊張得裏外棉衣都給汗浸透了！」
暫伴峨嵋天下秀
四十八天之後，所有文物到了已經開始沾染戰火的漢中。文物未來的「家」——漢中的一座廟，也已炸了個精光。
行政院命令又下來了：文物速運成都！
漢中到成都是五百廿五公里車程，途中有五個渡口，沒有橋樑，必須用木船載汽車渡河，汽車上船之後，用人力把木船向上游拉一段路程，再放了繩索，任其順流而下，藉水勢攏到對岸。
來到漢中支援的那志良估計這樣的行程，每一車次需要費時兩天。
「這只是我的如意算盤，所有的文物，整整花了十個月才聚集成都。」那志良說，車輛難尋、有車沒油、路途危險，是主要原因。至於途中頻頻翻車，以及吃、住之苦——黑色的米飯，拉得出「絲」的饅頭、滿是臭蟲的旅館、豬圈裏當洗手間……，就更不在話下了。「好在幾次翻車都幸運得很，人、物無傷」，他說。
問題是，好容易抵達成都之後，重慶被炸，文物決定再運一百五十公里外的峨嵋。「所謂峨嵋天下秀，我們總算在此安定下來，一直到抗戰勝利。」那志良說。
這是陸路的運送。從廿六年十二月八日離開南京，到廿八年七月十一日運抵峨嵋，花了將近二年的時間。而文物離京的日子，距離歷史上最悲慘的「南京大屠殺」，不到一星期。
古物有靈，化險為夷
與陸路同時進行搶運的，還有水運一路。這第三批文物，在鬼子進入南京的那天晚上，搭上了英國商船前往漢口。
「那時候南京城一片恐慌，成千上萬的人想要離開」，當時負責籌船的杭立武回憶說：「我們一面搶救古物，一面設法阻止想上船避難的人。外國人看到這種情形，恐怕日軍炸船，居然不肯開船了！」
最後的協議是：杭先生也上船同行，他們才開船。「他們的用意是：萬一日機來炸，找我殉葬也好！」杭立武笑說。
九千三百六十九箱文物，走了三百八十五海浬到達漢口。然而漢口已危，汽船於是再行六百浬抵達重慶，但重慶也開始遭到轟炸。「最後決定再遷往樂山。」那志良說。
廿八年九月，文物終於安抵樂山，「這中間又出了一次意外」，那志良追述，樂山卸貨時，必須在縣城外面卸下輪船，轉裝木船，由繩纜往岸上拖。有一回，裝卸到最後一隻木船，所有的工作人員，也都上了這隻船，沒想到繩纜卻忽然斷了，船被急沖而下。
「大家都知道，如果這隻船被沖到岷江與府河相交處的大佛腳下，便要撞沉了，此地每年都有撞船紀錄，大家嚇昏了」，船漂流了一段，卻斜向岸邊沖去，擱在沙灘邊，大家又是一次死裏逃生，人、物無恙，那志良說：「我這才開始相信古物有靈，否則為什麼每次大家總能在敵機轟炸、千鈞一髮時安然離去；翻車、船難，也都平安無事？」
漫捲詩書好還鄉
一萬三千四百八十四箱文物精華，便這樣穿過遍地烽火，各自找到隱蔽處喘息稍歇，一直到民國卅四年八月，抗戰勝利的消息傳來。
對於這些與古物出生入死、遠走他鄉的故宮同仁而言，此時心境恰合杜甫詩意：「劍外忽傳收薊北，忽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捲詩書喜欲狂。……即從巴峽穿巫峽，……」
民國卅六年三月六日，分散在安順、峨嵋、樂山的文物又集中到了重慶，等到長江水漲，能行大船，就要「即從巴峽穿巫峽」，穿過長江三峽運回南京。
「在重慶大約待了三個月，我們主要的工作是——捉白蟻！」那志良說，那時候每天早晨八點開始，每人拿著棉墊、手電筒，各自進入庫房就跪在墊子上俯身用手電筒找地上的白蟻隧道。一旦發現，就馬上卸下箱子，在地上挖個坑，倒入防蟻藥水，再擱回箱子。「如此一天二回，天天如此，比逃難還煩人。」
卅六年十二月九日，文物終於回到南京朝天宮。第二年春天，勝利後第一次古物展揭幕，此地又像當年北平故宮開放時那樣人山人海。不同的是，這次大家爭睹的是歷經戰火，卻毫髮無傷的國寶。
半年之後，時局逆轉，徐蚌會戰結束，共軍直接威脅南京。民國卅七年十一月，政府決定將古物運往台灣。同年十二月，杭立武找來三艘裝古物的船——平底艦「中鼎」號、商船「海滬號」，和軍艦「昆崙號」。
橫渡海峽到寶島
除了故宮寶物，這三艘船也同時運載了南京中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院和外交部的文獻、器物，一共五千多箱。
最後一艘「昆崙艦」在卅八年一月廿九日將離南京時，正是農曆除夕前夜，陰冷天氣之下，碼頭上細雨迷濛，許多海軍眷屬一聽說有船要往台灣，早就爭先恐後，一湧而上，佔滿了一個船艙。
「如此一來，文物所能存放的空間就有限了」，當時押送文物的故宮博物院職員吳鳳培，他描述當時船上的情形是：海軍總司令桂永清想上艦勸導大家下船。但當時時局已十分緊張，人人想要逃難，既上了船，就不肯再下。看到總司令來了，男女老少放聲大哭。
桂總司令看著大家黯然無語，停了一會兒，就下令開放所有的官兵臥艙容納這些人；文物則分別送進船艙、甲板、餐廳、醫務室……等。但仍然有七百多箱文物未能上船。
卅八年二月廿二日，三艘船的文物都到了基隆，然後轉往台中糖廠倉庫暫存。
寶物歷險，安全落幕
「多年來的離亂，大家似乎習慣了流離」，那志良說：「剛到台中時，我們也不以為將要久留；糖廠煙囪高大，位近火車站，這在我們看來，是極不安全的。」
隔年四月，文物轉運霧峰北溝山麓的山洞裏；民國五十四年，外雙溪中山博物院竣工，輾轉流離的廿三萬八千九百五十一件文物精華，終於住進了這個寬敞舒適的新家。
這時候，距離它們離開紫禁城那個寒冬夜裡，足足有卅二個年頭了；至於它們所跋涉過的路途，據估計，至少在一萬公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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