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辨說:「回家第一件事,是要炒幾個菜,還要逗我的外孫女玩。」
蔡余瑞珠說:「我要搬到鄉下,學習堅強、獨立,好好照顧自己!」
這兩句看似平常的話,卻是兩位「換心人」在歷經重重危機後,對未來新生最深摯的期望……。
今年八月九日一大早,大批記者、攝影人員湧入了三軍總醫院。當略顯矮胖的「換心人」易辨,帶著緊張靦腆的笑容,與主治大夫——三總心臟血管外科主任魏崢——並列踱出病房時,四周響起一片掌聲。在前四例「換心人」相繼過世、醫界經過近一年的挫折與沈寂後,國內第五例換心病人終於神采奕奕地出院返家,為國內換心手術的再出發點出了好彩頭。

易辨即將步出三總大門。迎接她的不僅是攝影記者,也是各界深切的祝福與期望。(張良綱)
病人「換心事」,醫界「傷心事」
去年七月十七日,台大醫院心臟外科教授朱樹勳在倉促中,為病危的、五十歲患者楊敏聰作了換心手術。這是東南亞第一個手術成功的案例,也激起了國內的換心熱潮。在短短一個月內,榮總與台大又先後完成三例手術,而有關「腦死」、器官捐贈、人體試驗,及醫院「軍備競賽」等爭議,也喧騰一時。
可惜這只是曇花一現。四位換心人中,除了宋國山還曾出院,享受了兩個月健康正常的生活外,其餘三位都在纏綿病榻、屢次告急的情況下,死於器官移植的兩大殺手——排斥及感染。
當各界看好的宋國山,也在出院後因擅停服藥、導致嚴重排斥致死時,「換心事」已成為醫界的「傷心事」。加上衛生署決議將換心列為「人體試驗」的一部分,龐大的醫療費用須由各醫院全額負擔,這股熱潮也就在「失敗挫折」與「經濟考慮」雙重陰影下,消褪無蹤了。

經過一個多月的“共患難”,魏崢和易辨彼此信賴,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張良綱)
換心事小,復健為難
「以歐美換心手術成功率將近百分之百、一年存活率高達百分之八十五、五年存活率也有百分之七十的標準來看,國內的換心紀錄或許並不輝煌,但這並不代表國內醫療水準低」,榮總心臟血管外科主任、也是國內第二例及第六例換心手術主刀醫師鄭國琪指出。
三總的魏崢也有同樣的看法,他表示:「換心手術並不難,難在手術前做好評估、溝通工作,挑選適合的病人,以及手術後的長期用藥和復健。這些狀況都因人而異,沒有公式可循,完全靠臨床經驗的累積,所以不能奢望一次就成功。」
歐美的換心手術,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南非巴納德醫師劃下破天荒的第一刀後,歷經廿一年的波折、頓挫,與爭議,目前已被視為「常規治療」,醫療費用由保險公司負擔。
據估計,全球已有六千五百多人接受這項手術。其中成功的病例,在「重生」後,工作起居、懷孕生子,都與一般常人無異;只要小心保養,存活上十年也非難事。在美國,換心更是司空見慣,只要被診斷為「嚴重心肌病變」的患者,那怕還能行動自如,為工作奔波,也都列入全國連線的電腦,隨時等待換心。僅僅去年一年,美國就有一千多人因這項手術重獲新生。
歐美的現況給予國內醫界很大的鼓舞。朱樹勳教授在面對三名換心人在他手中被死神奪走的無奈事實時,仍堅定地認為:「換心將來會成為心臟病的主要療法之一,國內要發展換心,不是為爭功、也不是譁眾取寵,而是有實際需要。」

適度的復健運動,對「換心人」非常重要,圖為榮總鄭國琪主任與蔡余瑞珠。(張良綱)
「換我心為你心」,成嗎?
心臟疾病目前是國人的第四大殺手,每年都有一萬多人因此致死。雖然台灣的「開心」技術在東南亞首屈一指,且大多數患者可藉手術治療,例如先天性心室中隔缺損,可用手術縫補;瓣膜性心臟病,可以更換人工瓣膜或豬心瓣膜;冠狀動脈硬化(狹心症),也可施行冠狀動脈繞道手術,但仍然有部分患者無法藉開心手術治癒,這時,「換心」就是他們惟一的救命希望了。
那些人需要換心?鄭國琪列舉:不明原因的心肌炎(心肌纖維化、失去彈性)患者;心肌梗塞末期導致心肌嚴重缺血者;先天性心臟病的缺損情形太複雜、無法用手術矯正者;以及已連續「開心」幾次、心臟不堪再受縫補的患者。認真推算起來,國內符合換心條件的,可能每年都將近百人。
需換心者不在少數,但國人對於換心仍是踟躕不前。傳統觀念中,「心」與「靈」、「性情」等,是密不可分的,不僅中國人如此,各民族皆然。因此「換心」也就難免會引起「會不會性格改變」,或是「男人換女人的心,可以嗎?」等種種疑慮了。
對於這種「錯誤聯想」,朱樹勳歸因於心臟受自律神經控制,劇烈運動或情緒激動、乃至於焦慮驚慌時,心臟都會配合著有不同程度的「心悸」反應,而悲傷鬱悶時,也會有「胸悶」、「胸痛」;再加上心跳歷歷可感,彷彿是胸腔內另一個獨立的小生命,也就加深人們「心」與「靈」的聯想。

深深吸氣、緩緩吐氣,以訓練肺活量,這也是「換心」後的復健項目之一。(張良綱)
「心臟」、「心靈」兩回事
現代醫學已經證明,心臟只是人體循環系統的「幫浦」——將水(血液)抽進來、再壓縮出去,和人的思想、意志、性格……都扯不上關係。打開「心」與「靈」之間糾結的迷思,或許是讓國人接受「換心」的第一步。
「國內前幾例換心人先後死去,當然也是心臟病人不願意考慮換心的主要原因」,鄭國琪指出,在過去沈寂的一年中,各大醫院都有寧願束手等死、也不願「冒險」接受換心的病人。這種消極否定的態度,看在積極想救人的醫師眼裡,當然痛心。
以這次為換心手術「再出發」打頭陣的易辨來說,由於她不識字、又遠居桃園龍潭,在因心臟衰竭住進三總以前,連「換心」是什麼都不甚瞭解。負責照顧她的女兒楊妙齡也覺得沒有必要增加母親的心理壓力,只有一再向她強調:「你的心不能用了,只要換一個健康的心就會好起來」,而易辨在經過一年多吃不下、睡不著、「隨時都會走」的痛苦日子後,也看開了:「醫師說不換心不行,那就換吧!」
易辨的單純、認命,以及家屬期望並不太高的態度,使得魏崢在心理負擔不重的情況下,順利完成他個人的第一例換心手術。如今易辨已經出院、情況良好。朱樹勳及鄭國琪都為她高興:「希望病人能夠長期存活,社會大眾對『換心』恢復信心,使這項療法能夠早日上軌道,這樣不僅是心臟病患者之福,也能提昇國內的醫療水準。」

為了避免食慾太好而肥胖,「換心人」每餐吃的食物、剩的飯菜,都要仔細秤量、記錄。(張良綱)
不到黃河心不死
除了「心」與「靈」的迷思,以及對換心手術沒信心外,國人普遍存有的「不到黃河心不死」的觀念,也阻撓國內換心技術的進展。
「在歐美,換心人從列入換心名單到進手術室,往往有長達半年到一年的緩衝期間」,朱樹勳表示,患者可利用這段期間,與主治醫師保持聯繫、充分溝通,也可以做自我心理建設和計畫未來;而且由於時間壓力不大,醫院可以等到有最適合的換心者出現時,再考慮施行手術,藉以提昇長期存活的機率。
反觀國內患者,只要還能吃能睡、行動自如,就不願考慮換心,總要等到苟延殘喘、「拖」不下去時才考慮。而心肌病變的惡化往往是很快的,可能短短兩三個星期之內,因血液回流不暢,而導致心臟衰竭、連帶肝腫大、肺積水,病人在體弱病危之時,倉促接受換心,其預後大受影響,當然是意料中事。
以最近榮總的換心人蔡余瑞珠為例,在同意換心前,已因心臟衰竭四度出入醫院;在手術前兩周入院時,心臟更極度衰竭,只靠強心劑勉強撐持;在換心當天,又因為血壓下降,一度休克……。雖然這幾次的病危間接地「幫助」她下定決心接受換心,但其間身體承受的傷害,卻是不容易完全復元的。

感染與排斥原本「一體兩面」,但卻是「換心人」的最大殺手,要取得兩者間的平衡,醫師必須千斟萬酌。朱樹勳的漫畫,充分表現這種心境。(張良綱)
誰可以換心?
儘管目前在國內,要「說服」患者接受換心並非易事,但即使病患同意,也不表示一定能施行換心手術。由於去年幾例換心失敗的教訓,目前醫界已將「術前評估」做為換心前必要的準備措施,謹慎從事。
鄭國琪就為適合換心與否,開出了「絕對條件」和「相對條件」。所謂「絕對條件」,是患者(一)絕不能有任何感染發炎現象,如肺結核等;(二)絕不能有癌症;(三)肺部要健全,尤其不能有不可逆性肺高壓。
「絕對條件」的前兩項,都是由於換心手術後要長期服用抗排斥藥物,而排斥與免疫(抵抗力)是一體兩面,抑制排斥也就是減低人體免疫力,這時若體內原已有發炎或癌症,很快就會蔓延開來,不可收拾。至於第三項,不可逆性肺高壓往往是因心臟衰竭、肺部積水而引起的,病人即使換上健全的心,也無法使肺部復原。在國外碰到這種情形,醫師多半選擇心肺一起移植,但在國內,心肺移植還在動物實驗階段,尚未用於人體,所以一旦病人並有肺高壓,醫師也只好放棄。
至於「相對條件」,更是不勝列舉。像是年齡太大,超過五十歲;有糖尿病或腸胃道出血;曾有過感染、但已經控制;有酗酒或毒癮;精神狀況不穩定……等等,雖然沒有客觀標準,但也要詳加考慮,避免貿然施行手術、加速惡化。

宋國山出院後,還曾臉不紅、氣不喘地爬上野柳階梯。可惜求生意志不堅,辜負了成功的手術。(張家榮攝)(張家榮攝)
上醫醫「人」
總括來說,任何臟器移植都不該是主刀的外科醫師「一頭熱」,而是必須結合內科、臨床藥理科、感染科、免疫科、病理科、精神科、檢驗科,乃至於社會工作及衛教人員,做「整體性」的評估及輔導。而心是體內循環中樞,「換心」所引起的心理或生理排斥也較移植腎、胰等更為強烈,因此更需要整體醫療網彼此配合,共同幫助病人渡過難關。
曾經參與這次換心前評估工作的榮總社工員張淑英也表示,現代醫學治療的對象是「人」、不是「病」;醫師與病人是否能彼此瞭解、信賴,對於病人的預後會有決定性的影響。此外,病人接受手術的意願高低、求生意志強弱、情緒穩定與否、教育程度如何、家庭關係是否健全、經濟壓力重不重……,都會直接間接影響治療效果。
以去年過世的台大醫院換心人宋國山為例,在各界人士迎接他出院時,他的家人卻不見蹤影;當他回到租來的、除了一張床就別無長物的小房間後,馬上就得為維持生計出外找工作。在缺乏溫暖與鼓舞的情況下,他竟然「有意無意」地停止服藥,即使台大醫院頻頻以電話探問,但內向的他,卻始終不願將內心真正的想法表達出來。加上排斥初期沒有明顯症狀或痛感,等到他就職的工廠老闆發現他臉色蒼白、食不下嚥而主動通知台大醫院時,已經遲了一步。

回到家中,在兒孫環繞下,易辨覺得「生命又有價值了!」。(張良綱)
「它」還在怦怦地跳
至於換心手術本身,困難度並不高,「和普通開心手術差不多」,魏崢表示。目前國內採用的都是所謂「正位心臟移植」,把病人原有的心臟切除,再把一顆注射了保存液的、從已判定腦死的捐贈者體內取出的心臟植入原位,待植入的心臟由緩慢、微弱,逐漸開始跳動後,手術方告完成。
但手術完成只算是「好的開始」,手術後一連串棘手的問題若能處理得當、安全過關,換心人才有長期存活的可能。
換心手術後第一個棘手的問題當然是「排斥」。朱樹勳常用一個很生動的譬喻解釋這個現象:「每個人都有免疫力(抵抗力),當體內有異物入侵時,免疫系統就會警覺、排斥並摧毀入侵物,其功能恰似國家的安全系統。可惜的是,國家安全系統可以區分來者是友邦使節抑或敵人,但是人體免疫系統卻是『敵友不分』,對侵入的病毒和細菌固然會發動猛攻,對移植的器官也毫不留情。」
為了隨時測知排斥情形,換心人在頭一、兩個月內,每星期都要做一次「心內膜切片」:從右頸靜脈插入一根帶小尖夾的導管,一直深入心臟,在心室中隔上夾下一小塊、約半顆芝麻大小的組織,做病理切片。這種檢查當然「不舒服」,但卻是目前最可靠的一種檢驗法。
換心兩大殺手——排斥、感染
在換心技術發展初期,「排斥」是一個始終無法克服的問題,迫使這項手術一度停頓。一直到一九八○年,新抗排斥藥環孢靈發明後,才算出現一線曙光。
環孢靈固然可以壓制體內的排斥作用、保護新植入的器官,但同時體內免疫系統也就受抑制而失靈,病人容易因肺炎、菌血症等感染而死亡。鄭國琪的形容是「普通人的一個小感冒,很可能就是換心人的致命傷。」
如何斟酌藥的劑量,恰到好處,使排斥與感染正好維持在平衡點上,是歐美心臟專家迄今仍在努力的課題。魏崢指出,不管現代醫學多進步,臨床經驗多豐富,對某些體質較特殊的換心人而言,就是無法取得「平衡點」,所以他們不是死於排斥,就是死於感染。
除了排斥及感染,抗排斥藥物所引起的副作用也相當可觀。目前常用的三種抗排斥藥——環孢靈、類固醇及移護寧(Imuran)都會有或多或少的副作用。
首先,環孢靈會抑制腎功能,換心術後初期劑量較大時,可能會造成病人急性腎衰竭。它也會導致癌症、高血壓、加速動脈硬化……等。而且由於心臟移植時,周邊的自律神經已被切斷,情緒激動時心跳不會急遽加快,動脈硬化時也不會引起心悸、心絞痛,因此病人更需定時做檢查,以免因為症狀不易察覺而錯失治療時機。
惱人的副作用
至於類固醇,由於它會促進食慾,使病人胃口大增,因此也就間接造成肥胖、糖尿病、骨質疏鬆等副作用。由於這些藥物都必須經由肝臟代謝,對於那些肝臟原本不健全的病人,也會加速損傷肝功能。
換心人一輩子離不開抗排斥藥,而抗排斥藥的副作用聽起來又是如此「駭人」,但魏崢強調,目前醫師都選擇三種藥物同時使用,目的就是將劑量減至最低,以降低危險性。而且現在國內參考歐美行之有年的劑量標準,只要定時抽血做肝功能、腎功能、血中藥物濃度測量等檢查,發生上述症狀的機率就會大大減低。
除了生理上的種種危機外,手術後精神狀況也需特別小心。以蔡余瑞珠為例,儘管手術前醫院已就各種可能和她詳盡地溝通、解說,但手術後一個星期左右,她還是出現了焦慮、沮喪、悲觀等情緒反應。
換心人,且安心
鄭國琪主任很能理解這種情形,「開心病人都常有暫時性的躁鬱症狀,何況是換心人?」此外,病人若對自己復原速度太慢而感到憤懣焦慮時,也會疑心「是不是這顆『死人的心』在作怪?」,或「是不是醫師在瞞著我什麼?」凡此種種,都要醫護及社工人員不斷地安撫才行。
若是病人能夠順利渡過手術後第一個月,生理、心理都保持平衡,則將來的康復就相當可期。
目送易辨走出三總大門的魏崢很樂觀,他表示換心人出院後,要避免直接接觸感染病源、定時回醫院做各項檢查;飲食方面,少吃膽固醇、脂肪,以降低併發冠狀動脈硬化、高血壓、糖尿病等的機率。除此之外,結婚、就業、出外旅遊……,一切與常人無異,「換心人絕對可以享受健康快樂的生活!」魏崢充滿信心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