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馬來西亞共約有八百萬華人，二、三十份華文報紙。就在這些報紙的副刊上，結出了海外華文文學的果實。
走在新加坡街頭，放眼望去，幾乎都是黃皮膚、黑眼珠的華人，如果不是一棟棟整齊的組屋（國民住宅），以及偶爾幾個穿著色彩鮮豔傳統服裝的馬來人、印度人穿梭其中，從台北去的訪客，不太容易感覺是到了異國。
但是，仔細巡覽路邊景象，就會發覺有許多與台北不同的地方。最大的不同是，這麼多華人，卻很難得看到華文、聽到華語。
路標、商店招牌、公車站牌上面寫的都是英文，只有到了「牛車水」（中國城）、熟食中心之類的地方，才看得到華文招牌。到郵局寄信、去銀行換錢，或是搭計程車，溝通的語言是英語；打個電話，接通後傳來的是一聲「Hello」。
（鍾永和）
華文處境尷尬
英語已經成為新加坡的「生活語言」。雖然新加坡用的語言有英語、華語、馬來語、印度語四種，學校也採雙語教育（除了英語，另選一種語文主修），但是由於和「實用」脫節，年輕一代的華人子弟，通常一般華語會話尚可應付，但若談到進一步學華文，大多興趣缺缺。
馬來西亞情況也相仿。小學以母語（包括馬來語、華語、印度語）教學，到了公立中學，則上課講馬來語，課本用馬來文；華人子弟如要接受母語教育，可以念私辦的獨立中學。
這樣的教育環境，在華文素質的保持上，比新加坡略好。但是，「終究社會上通行的是馬來文，華文有時候是在一種可有可無的尷尬處境」，在公立中學執教的溫任平，在學校推展華文文藝活動時，就常遭到華人家長的抱怨與反對。
在這種環境下發展的新馬華文文學，走的是條艱難的路；但是，途中也有過燦爛。
（鍾永和）
「本錢」雄厚
從文學發展的必要條件來看，「人」無疑是一個最主要的因素。
新加坡二百六十萬人口中，百分之七十是華人；馬來西亞約有七百萬華人，也佔了全國總人口的三分之一。這樣的人口組成，在海外華文文學發展上，可以說擁有最雄厚的「本錢」。
在一九六五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獨立前，新、馬兩地的華文文學原本不分家，統稱「馬華文學」。
新、馬原來都是英國屬地，華人又是外來的移民或墾荒者，更是殖民地的次等人民。在受歧視與被壓迫下，文學除了成為他們發抒內心情感的主要媒介，也是凝聚民族力量的工具。
從一九一九年馬華的白話文學發端，到一九三七年中國對日抗戰開始，大部分作品都在宣揚「反帝、反殖民」。例如馬華詩人鐵戈的「詩歌」就這樣寫著：「我們從災難的土地上站起讓生命去震響沈重的枷鎖用戰鬥去溫暖母親的心懷讓呼喊去迎接勝利的明天」，主題意識明顯、強烈。
新加坡寫作人協會」會長王潤華，是新馬華文文學發展的重要領導人之一。（鍾永和）
「新華」、「馬華」分家
在抗戰期間，中國作家因時局變動而來到新、馬，加入當地文壇，一起創造了「馬華文學」最輝煌的時代。在新加坡大學中文系兼職講師方修一九七一年編著的「馬華新文學大系」中，絕大多數也都是抗戰時期的作品。
正如中國「五四」運動時期的文學作品有其歷史性意義——創造一個新的思潮與文學形式；「馬華文學」早期的發展，藝術成就有限，但扮演著為社會、民族服務的角色。
新加坡獨立，為新、馬地區的華文文學，帶來契機，「新華」、「馬華」從此分家。
目前兩地的華文報刊交流沒有以往同屬於一國時的便利、頻繁，報紙副刊上不再像過去一樣常有對方作品，兩地作家對彼此文壇的動態也逐漸生疏。「我們知道的台灣作家，恐怕都要比所知道的新加坡作家多」，南馬文藝研究會會長張發對於兩地位置如此相近、卻又如許隔閡，似乎有點感慨與無奈。
副刊文學
不過，兩地仍有一點相同：以華文報紙為大本營。所以有人形容新、馬的華文文學為「副刊文學」。
馬來西亞目前有廿多家華文報紙，幾乎都設有文藝副刊，但由於多數是區域性報刊，影響力有限。幾家大報，如新生活報在當地有十多萬份的發行量、另有五萬多份銷到新加坡。南洋商報平均每日也有十五萬份的銷售量。
新加坡的華文報紙在一九八三年有過一次大合併，副刊版面減少許多。但是目前存在的聯合早報、晚報，以及新明日報依然十分支持文學創作。聯合早報、晚報主辦的「金獅獎創作比賽」，對知名作家及文壇新秀，都是很好的鼓勵。
事實上，從新、馬開始有華文文學，就一直依賴著報紙副刊的園地發表。從一九一九年起至抗戰結束的將近廿年中，沒有一個詩人出版過詩集，百分之九十的作品發表在副刊上，其餘散見於雜誌；在新、馬文學最興盛的抗戰期間，華文報紙達四十家。
報紙中找史料
所以，方修整理馬華文學史料時，幾乎都是到各大圖書館翻保存的報紙，一張張「搜」出來的。
由於大多數作品透過副刊發表，文學形式間接受到了限制。新加坡寫作人協會會長王潤華表示：「小說篇幅長，比較不多見；主要是短篇的散文、雜文和詩歌；詩歌尤其蓬勃。」
基於歷史背景及教育因素，新、馬兩地新一代的作家，英文能力普遍不錯，能夠直接欣賞西方的文學作品；現代詩中「意象、象徵、抽象」的手法，也很自然地影響到他們的寫作風格。
一九六○年代以後，鄭愁予、余光中、瘂弦、洛夫……等國內詩人的作品，也相繼在新、馬詩壇造成風潮。「余光中的詩，年輕一代大概很少沒看過的」，回台就學，並畢業於政治大學的王潤華表示，除了詩方面，三毛、陳映真、黃春明、張系國、席慕容……等人的小說或散文，也都引起當地年輕人的興趣。
華文雜誌不吃香
亞洲華文作家雜誌副總編輯林煥彰表示，按理說讀者應該對當地作家的作品較感興趣，但或許是「物以稀為貴」的心理，加上學校「現代詩」、「現代文學」等課程介紹台灣作品，以及受潮流影響，使得台灣出版的書甚至比當地作品暢銷。
雜誌、書籍出版不盛一直是新、馬華文文學發展上較弱的一環。擺設在街頭書報攤的幾乎清一色是英文刊物，幾本華文雜誌侷促地放在角落，雜誌內容偏向娛樂性、綜合性，有些華文刊物甚至是直接從香港進口的。
大馬（華文）寫作人協會研究主任溫任平表示，當地華文文學雜誌一直是在「做完了這期，不知道下一期什麼時候出刊」的狀態下生存，斷斷續續，停刊又復刊。
「沒有經費支持，而一個月一、二千本的銷售量，又沒辦法活下去；作家想出本書，多數得自己掏腰包，才能順利出版」，溫任平說。他似乎對這種現象已習以為常，臉上沒有什麼特殊表情。
在馬來西亞，能夠維持經常出版的華文刊物不到十本，比較活躍的有「蕉風月刊」，以及附屬於馬來西亞寫作人協會的「寫作人季刊」。
出現地方色彩
新加坡方面，除了一些文學團體定期發行的刊物，如文藝研究會的「新加坡文藝」、寫作人協會的「文學半年刊」，以及五月詩社出版的「五月詩刊」外，也有一些綜合性刊物，容納一部分的文藝作品。
新、馬文學分家後，較顯著的不同在內容取材。各自出現較具地方色彩的作品。
在這之前，許多作家來自中國，多懷鄉或號召民族團結、聲援抗戰之作；新加坡獨立時剛好是抗戰勝利的廿年後，在新馬土生土長、接受教育的新生代作家長成，以當地生活經驗、風土人情為經緯的創作，逐漸冒出頭來。
而新加坡爾後快速的經濟發展，商業社會帶來的緊張、壓力、人際疏離，以及居住環境城市化等生活經驗，衝擊著新一代作家的心靈，迸發出與過去及現在馬華文學完全不同的獨特風貌。
被王潤華稱為「第一本具新加坡特色的詩集」郭永秀所著的「筷子的故事」，就出現以下的句子：
「雙腳踏不到泥土，住在高空中的公寓後，心理不能平衡的痛苦」
「突然發現赤足在泥濘的土地上，竟然也是一種難得的奢侈」。
詩集中其他幾篇作品，如「微型電腦」、「電動玩具」、「組屋之晨」、「高架公路」，也都是以現代新加坡生活為素材。
南洋特色
馬來西亞經濟發展步調較慢，而且地方大、城市化痕跡較不明顯，作家、詩人取材與新加坡迥異，充滿南洋風味的景觀、華人關心的種族問題，躍然紙上。
例如：詩人金苗在「你的心他的心我的心」詩中，發抒他對各民族和諧共處的期望：
「你是馬來人
他是印度人
我是華人
你有你的他有他的
我有我的樣貌和膚色
玫瑰木槿胡姬
太陽月亮星星
任何人一看就知
…………
找生活是共同的目標
尋世外桃源是大家的夢想
各族同胞一起開伐原始森林
…………
應該感到自豪和榮幸
我們的祖國是同一個
你的心他的心我的心
在這裡生根開花結果
你的心他的心我的心
還有少數民族的心
連成一顆馬來西亞的心」
擺脫「僑民文學」的誤解
另一位詩人原甸在他那首當地人熟知的「我們的家鄉是座萬寶山」中也寫道：
「在終年炎熱的赤道上
有一顆光輝燦爛的寶石
它曾經埋在荒草中一個世紀
如今在風雨中閃耀著迷人的光芒
它曾經是豬仔們夢裡的天堂
也是我們祖先含淚躺下的墳場
它也曾經是侵略者們垂涎的地方
但馬六甲海峽卻有驚天的波浪」
其餘一些作品中出現「椰風飄過榴槤的芬芳」、「椽林膠山」之類的詞句，都相當具有南洋特色。
但長久以來，馬華文學在當地被認為是「僑民文學」，不被承認是馬來文學的一環。
「由於文字的隔閡，他們總認為華人還是在寫有關中國的事情」，南馬文藝研究會會長張發為這樣的「誤解」叫屈，「所以，近四、五年來，我們的一個重點工作，就是將華文作品翻成馬來文，以爭取華文文學應有的地位。」
等待「花明」
為了提昇華文文學的素質，以及鼓勵寫作人才投入，新、馬兩地近年來不斷積極地舉辦文藝營、文藝講座之類的活動，希望培養更多的作者及讀者。
在新加坡，講華語運動在政府推動下，正熱熱烈烈地進行，希望消除方言雜陳的現象，統一華人之間的溝通用語。
例如：路邊可以看到「會講華語，先講常講」的大幅標語。
打開電視，收視率最高，廣告滿檔的幾乎都是華語節目的天下。
在一些華語綜藝節目中的猜獎遊戲，也可以聽到主持人特別強調：「用華語回答才有獎喔！」
當地一位雜誌主編認為，雖然目前華語的普遍程度離理想還有一段距離，但是隨著新加坡與中國大陸、台灣、香港等地往來日益頻繁，很難講政府會不會進一步推動華文教育。「說不定你下次來，聽到的就全是華語了」，她說。
華語的普及與華文文學水準的提昇雖然不能畫上等號；但的確可能製造新的華文讀者。新華、馬華文學作者多對未來報以期望，認為現在是等待「花明」的「柳暗」時期。
還是未知數
「我們的讀者在那裡？他們需要什麼樣的文學作品？」這樣的疑問經常出現在創作者的腦海。
五○年代，香港赤裸裸描繪色情的小說在兩地造成風潮，曾經引起當地文壇的排斥。
六○年代，台灣一些現代詩輸入，也曾因為「虛無、灰暗」的風格，被批評為「一株毒草」。
但這一波波的浪潮，對一向以「社會與民族利益」為前提、注重「文以載道」的新、馬文壇，也帶來刺激。「為文學而文學」的觀念，逐漸被接受，成為新的創作方向。
一九八四年，新華詩人王潤華「象外象」一書獲得泰國王儲「東南亞寫作獎」；一九七二年馬華詩人年紅（即張發）以詩歌獲得馬來西亞「國家文學獎」的首相獎，發展了七十年的新、馬華文文學正式受到肯定。
儘管也有些作家認為新馬地區華文素質低落、出版業不蓬勃、經費來源困難等……，而覺得華文文學發展前途「不太樂觀」；但這些都只是現況，明天未必不會改變。
畢竟，手上的筆沒放下以前，一切都還是未知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