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保持距離?
另外一個影響校園師生倫理的熱門新議題是兩性關係。兩年前,「師大七匹狼」事件引爆了大學過去埋藏在地下的男老師對女學生性騷擾問題,的確對少數不肖教師有警戒作用;但也波及了一些「無辜」的男老師。
據說便有許多男老師從此不敢與女學生單獨在研究室談話;如果勢不可免,也要「門戶洞開,以昭公信」。更嚴重的,甚至有男教授拒當女研究生指導教授的傳聞。同時,由於女性主義論述也在校園勃興,一位男教師承認,現代師生關係中似乎不得不加入「性別意識」的考量。
這樣的效應看起來仍是一片混亂。台大外文系副教授、也是女性主義健將張小虹說,她可以「諒解」這些男老師的焦慮,但不能「原諒」他們的「反挫」行為。「男老師應該認清女學生在校園中的弱勢,用平權態度看待女學生,而不應剝奪她們尋找指導教授的權利。」
抱持傳統觀念、認為「女性應該回歸家庭」、「女性讀書無用論」的男教授,也得開始注意自己的意識形態,因為教師在課堂上的「言論歧視」,即將被列入本學年台大學生會主辦的「師生意見調查」指標之一。
事實上,今日女學生的行動力令男教授不敢忽視。兩年前,台大曾有一位男教授在課堂上主張男生當兵期間應該嘗試嫖妓。女學生認為老師「言論性騷擾」,而發動系上連署,並貼大字報抗議。當時這位教授以「言論自由」辯白,後來在女生持續強烈抗議下,校方開會決議懲處,從此這位男老師只能開選修課,而不能開必修課。
越來越「務實」?
過去「一日為師,終生為父」「有事弟子服其勞」的師生情誼,在一年年新生代的更替下也越來越淡。
東吳大學學務長、外語學院院長林錦川,對於二十多年前學生時代的校園生活記憶猶新:「停車場常會出現溫馨的畫面:校車一來,學生就主動上前去幫老教授拿提包,下課也會送老師上校車」,他當班代的那一年,早上要負責去請老教授起床,這位老教授有心臟病,為了擔心上課發作,他還得每次帶太空被到課堂以防萬一。
「過去學生視幫忙老師、參與公共事務為榮譽,現在許多學生則避之唯恐不及,如果要幫,有些還會問酬勞」,官俊榮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回系上辦活動,他找學生幫忙打雜務,學生反問「你給我多少錢?」後來系上果真發了工讀費。「照這樣說來,以後老師如果幫學生寫推薦信是不是也要收費?」他問。
師生關係在課堂上,也以利害為衡量標準。課業輕鬆、高分過關的課廣受歡迎,教學嚴格的課則面臨學生稀疏的窘境,即便研究生的心態似乎也相同。過去被學生視為「運動同志」的賀德芬就大嘆,由於她對課業的要求嚴格,不喜歡學生馬虎過關,找她當指導教授的研究生逐年下降,如今幾乎門可羅雀。
「有時候排在早上第一堂的課都會『倒店』,現在的學生不習慣早起,好像外務太多了」,林錦川說。而在東吳大學的導師座談會上,曾有老師表示他試圖去了解學生為什麼不來上課,結果發現有同學把時間花在直銷、打工上面,上課成了副業。
「有些老師的課教得實在不怎麼樣,陳年教材照本宣科,有上沒上沒影響,反正有筆記可以影印」,校園中,一名正準備和同學開車到淡水兜風的社會系學生說,他最痛恨「沒有料」、又喜歡以「點名」要脅學生上課的老師。
當導師遇見導生
許多學生對教師的授課內容和方式頗有微辭;另一方面,「學生對知識冷漠的態度,的確讓有些老師提不起勁教書」,一位老師這麼感嘆,學生只有在要寫推薦信的時候才來找她。
「『人味』淡了」,包宗和說。過去上老師家吃飯、師生團聚郊遊、過年上老師家拜年……,是許多現代老師在學生時代最感溫馨的情景。「現在的師生關係少掉『情』字,大學教育便形同知識販賣與利益交換」,他說。
從導師制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大學裡至今仍保留著導師制,每學期並支付導師一筆「導師費」,做為老師在課業之外擔任學生輔導顧問的酬勞。然而,由於許多老師在升等壓力下忙著研究工作、師生關係日益疏離,再加上「現在很多學生的社會經驗比老師還豐富,老師想協助學生也無能為力」,賀德芬說,因而導師的功能越來越不彰,許多老師便把導師費捐給班上學生共同使用。
「老師要找學生,還要看學生買不買帳」,一位擔任導師的教授無限唏噓,「有一次我好不容易在公車上碰到一位老是避不見面的學生,為了跟他談話,我一直陪他坐到他家那站。」
「現在學生不喜歡老師『管』太多」,一位教授說。不過讓她混淆的是,儘管大學生已經是成人,然而在中國社會中,學生仍然被視為「成長中的孩子」,因此每有學生出遊發生意外,家長和輿論就指責校方和教師沒有盡到「保護」的責任,「老師的『權利』下降,但『義務』有沒有減少呢?」她深感困惑。
新新教師來了!
師生關係隨著整個社會走向「平權化」,似乎已經是無法逆轉的潮流。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學生越來越直率的態度也有助於師生關係的重新定位。現在學子已經不喜歡恭敬長上的那一套了,他們寧願把教師定位為朋友。而「朋友」的意義便在於,教師不再有角色權威。
一名大學生說,對於喜歡的老師,他會常去找他聊天,「教授只是個有特定專長、知識的人,除此之外,他們也跟普通人沒啥兩樣,我很喜歡的一個歷史教授,就不見得懂有線電視」,他說。
「過去社會資訊封閉,求知不易,對教師很尊重」,林錦川認為,現在各種傳媒發達,資訊爆炸,教師已經不再是唯一的知識來源,過去父權、神格般的權威自然下降,必須更「人性化」。
一些新生代「新新老師」帶進校園的新作風,更在師生間建立新的互動模式。
「新新老師」的最大特色,就是要打破傳統師生間在儀表、稱呼、授課權威、講台位置……的從屬關係,各種角度都可以「顛覆」。
有些老師不修邊幅、穿得跟學生一樣「邋塌」,和學生一起打籃球,性格「酷」而「有料」,令學生折服;有些老師則刻意打破傳統中學生對老師「不能直呼名諱」的規矩。像台大外文系副教授劉毓秀最忌諱學生叫她「老師」,她堅持學生叫她「毓秀」;張小虹也聲明要學生直呼其名,可是她發現有些學生實在叫不出來,就只好叫他們稱「小虹老師」。「教師只是在知識上『聞道』在先,師生之間做為『人』是平等的」,她說。因此,張小虹不忌諱在學生面前承認「我也不知道,讓我們一起來想想看」,她常對著學生自嘲:「我既不傳道、也不授業、結果疑惑越來越多。」
非師非友?
有學生指出,叫「老師」跟叫「小虹」,對學生心理造成的差別在於,「老師」一出口就先令學生氣短,必須「謙恭受教」;「小虹」則帶來無限的挑戰空間。「促使學生質疑教師和教學,這對學術發展絕對是正面的」,張小虹說。
的確也有不少年輕老師喜歡放下身段和學生建立亦師亦友的關係,不過關係發展到後來,往往變成「沒大沒小」。劉珠利舉例,有時學生會在半夜三更打電話找老師聊天,忘了應該尊重老師的作息,有時候學生闖進教師辦公室、坐在老師的桌上拿起電話就打……,「老師嘴上不說,心理卻有被侵犯感。「本來要亦師亦友,後來變成師非師、友非友」,劉珠利說。
何況在平權觀念的影響下,弱勢抬頭的結果卻未必形成兩造的平等關係,「反而老師成了新弱勢,當學生寫大字報、以謠言人身攻擊的時候,老師能告學生嗎?中國社會期望的教師形象是諄諄教誨、誨人不倦,你能真的去跟學生計較嗎?」一位不願具名的教師大吐苦水。
在越來越勢不可擋的潮流中,的確有不少教師「調適不良」。張小虹認為,教師也應該成立「成長團體」,互相協助以因應新時代的新新學子。
但面對越來越機靈的學生,卻也有老師「不動如山」。高強華在大學任教十多年,「學生的調皮很少影響到我的情緒。」他說,現在學生喜歡以口頭抬槓表示親暱不足為怪,重要的是教師自己是否有源源不絕的學識可以提供給學生?事實上,高華強在學生心目中正是以「學識淵博、個性隨和」聞名,「他不只是經師、也是人師」,這是選修高強華通識課程的師大音樂系學生黃郁雯對他的評語。
師生都要檢討
或許這正是問題的根本——許多教師在感嘆「師道」沈淪的同時,賀德芬也質疑現代教師「值得被尊重」的資格。「許多老師在一路讀書、拿學位、搶教職的時候,本身就善於『術』的運用,至於對教育有多少概念呢?」
彰化師大校長陳倬民指出,傳統中國的教師是經師也是人師,經過十年苦讀、十年寒窗的養成過程,不只學問,連胸襟看法都改變了,文章揮灑起來盡是「氣魄膽識」;「而現代的大學教師的訓練是要教師成為專業領域的研究者,不一定是教育者」,他說。
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未來的佛光大學校長龔鵬程更是質疑,在整個資本主義教育體系下,學生繳學分費、教師領鐘點費,「知識金錢化的情形下,要求學生尊師是很可笑的。」
其實,從清末民初西方現代化的大學進入中國,高等教育由傳統師徒制的書院,進入龐大的大學教學體制,「尊師」的傳統就不斷受到衝擊。民初清華大學就有一位名叫羅隆基的學生以「九載清華、三趕校長」的事跡自豪,因此,今日大學教師的處境並不是前所未有的歷史性衝擊。
時至今日,要求道德式的尊師教條或許已經不合時宜,師生關係走向平權之後,許多教師認為,取而代之的應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尊重」。「大學校園的師生關係應該回到『學術倫理』的基點來看,教師致力於學術研究與教學,少在政壇、社會上謀求名利;學生也要自問是不是盡了學習的責任?」賀德芬說。
大學師生關係的新倫理何去何從?或許,每個成員從角色本分先做起,會是一個最好的起點。
〔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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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子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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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中匆匆交會而過,師生的心靈存著多少差異與隔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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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立自治組織,投票直選學生會長,現代學生的參與力與行動力,讓校方不敢輕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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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社團活動座談會上,校長、學務長、總務長列席接受詢答,成為今日校園中越來越常見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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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人類、新新學子,從外表行為到內心思維,常常讓一些老師摸不清頭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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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學生打工兼差,大部分不是為了賺學費,而是為了更多的零用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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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虹老師」(左一)的課堂上,常以雙向腦力激盪代替單向諄諄教誨,這是廣受現代學子歡迎的上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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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到了,許多大學教師在課餘也忙著投入選戰,為人站台助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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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強華(右一)帶學生到和平島上「創意」課,碧海藍天下,師生心靈因共同分享「大自然的創意」而更加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