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校園，新新倫理

過去幾個月來，呂安妮事件成了國內民眾茶餘飯後的熱門話題。原本是一樁台大商學研究所落榜生控訴博士班招生口試不公的事件，卻越演越烈。在媒體推波助瀾下，挖出研究生呂安妮與已婚的論文指導教授、台塑企業王永慶長子王文洋的戀情。呂生並檢舉口試教授陳希沼剽竊國外著作，以及向媒體指控另一位口試教授對她性騷擾。

陳希沼涉及抄襲的部分，有著作為證，已經引起學術界與社會非議；至於事關教師名節清譽的性騷擾案，由於呂安妮拿不出證據、當事人矢口否認，儘管有商學系學生發起支持教授的聯署行動，然而在呂安妮聲淚俱下的說詞和媒體的大肆報導下，為人師表者的清白已經蒙上了陰影。

這個被稱為「羅生門現代校園版」的事件，背後糾結著學生與老師、老師與老師間藉媒體放話，相互指控、揭露、恐嚇的複雜情節。不少教師興起「同仇敵愾」的情緒反應，表示以後最好不要擔任口試委員，免得無端惹了一身腥；「請校方組成律師團，告她誣告」，十一月甫召開的台大年度校務會議上，不甘尊嚴受辱的教授憤而發言。而台大農業經濟系教授官俊榮則大聲疾呼，請校方成立「維護委員會」。

校園中匆匆交會而過，師生的心靈存著多少差異與隔閡？（薛繼光）

不再「尊師」？

中國傳統社會崇敬「天地君親師」，「尊師」的觀念流傳兩千年，早已成為根深柢固、代代相傳的倫常價值。然而近年來社會變貌來得快，特別是政治解嚴、威權瓦解後，「民主」意識在社會各個角落抬頭。教育界同樣面臨「威權解構」的問題。

在中小學校園，過去管教式的教學如今給教師帶來了麻煩。學生、家長不服而毆打老師的新聞已經不再震驚社會；而今日，連培育國家高級知識分子的大學校園亦發出「維護師道」呼聲，顯示傳統的尊師觀念在現代校園正普遍面臨挑戰。

前一陣子台大某系學生與老教授競爭研究室的使用權，發動信函、大字報對教授進行抨擊。

「有的學生，你真不知道他是來學習還是來改造校園的？」一位在國立大學任教二十年、看不慣學生在系務會議上節節逼問師長的教授說。

政大法學院也發生過這樣的事件：一位學生不滿老教授的教材，上課鐘響，上台當著教授的面捧紙宣讀他的「十大罪狀」，然後拂袖而去，從此整學期沒來上過課。……

在大學校園裡，這樣的故事越來越不是特例；許多教師感覺到，經過了社會泛政治化和民主化的洗禮、新「大學法」的頒布實施，和女性主義在校園中蔚然成風的衝擊，大學校園裡，師生之間似乎隱隱形成了角力戰，關係也愈來愈微妙。

學生成立自治組織，投票直選學生會長，現代學生的參與力與行動力，讓校方不敢輕忽。（薛繼光）

理想或迷失

許多教師發現，今日的學生與「我們那一代」不同了。他們有話要說，勇於表達，而且方式強烈、直接，「不知道如何對待學生」，是不少教師心頭或多或少的結。

解嚴後，觀念上威權解體是師生關係之間第一波的衝擊。根據過去的「大學法」，大學生在教學和行政體系下並沒有太多置喙空間，然而解嚴前後，學生們參與政治社會改革的那一套被帶進校園，以靜坐、肥皂箱演講、貼大字報、拉布條、散發傳單的方式，與少數改革色彩濃厚的教師一起推動「大學法改革」、「軍訓教官退出校園」、「軍護課和國父思想改為選修」等訴求。這些運動在校外大環境的支援下，也很快帶動了校內的變革。各校的課外活動組陸續廢除學生刊物審稿制，並豎起言論廣場海報牆、肥皂箱廣場，讓學生們在「體制內」擁有批判現狀的舞台。而學生評鑑教師制度也開始實施，以做為教師改進教學的參考。

接著新大學法從民國八十三年元月開始實施後，學生得以組織自治政府，同時也參與校務會議以及校內各種委員會，從傳統教育體系中默默受教的角色，正式成為校園的主體之一，被賦予可以與教授平起平坐、大聲參與校園中各項公共事務的重要地位，成為校園中越來越強勢的族群。

當時帶領學生到立法院提出大學法改革芻議的台大法律系教授賀德芬，猶記得當時她的理想：「新制度設計背後的深義，是希望回歸『教育』本身，擺脫過去威權控制，讓師生發展創造力。而主張讓學生代表出席校務會議，是希望學生有機會學習參與、表達意見的能力，並且能從會議上教師的言行舉止，受到更深一層的人格薰陶。」

然而，「大學新氣象」似乎並未完全往理想的方向發展。賀德芬發現，許多始料不及「矯枉過正」的現象正如漣漪般擴大。

新新人類、新新學子，從外表行為到內心思維，常常讓一些老師摸不清頭緒。（薛繼光）

接受學生「評鑑」

體制改變了，許多教授不能適應這樣的變遷。一位在大學任教二十年的教授說，過去教師在教學體系中長期擁有的「特權」，如今都得接受檢驗。

「過去的教育像是『順民教育』，教授擁有教學權威，不管教得好不好、學識有沒有與時俱進，都能長期存活，沒有人會挑戰」，師大教育系副教授李春芳說，因此也造成了一些教授的惰性，「陳年講義」、「教非所長」的情形的確存在。

自從六、七年前，各大學陸續實行學生評量教師的問卷，情況開始改變。面對學生批評，當時師大一位六十幾歲的老教授曾經憤而寫大字報反彈，認為此舉「大逆不道」。

或許老教授的想法較難跟上時代，不過的確不少教師認為學生無權做教師評量。「現在學生蹺課、上課打瞌睡或不專心聽講的一大堆，他們的學習義務都沒有盡，如何評量我的教學表現？」一位政治思想史教授忿忿不平地說。

「也有老師把問卷直接丟進垃圾桶，根本不看」，曾推動師大教師評量的教育系副教授高強華表示。不少教師認為自己的學術能力學生根本不懂，因此諸如「您認為老師的授課內容豐富？」之類的評量問卷結果不足採信。

相較於許多老師「受傷」的感覺，一位學生認為，「或許老師有多少學問我們不清楚，不過他的教學能力、上課氣氛好不好，學生感受最直接，老師應該虛心檢討改進。」

在不少教師反對的聲浪下，師大改變做法，由老師自己決定願不願意被學生評量。其他有些大學則將「評鑑」的名稱換成「師生意見調查」。

許多學生打工兼差，大部分不是為了賺學費，而是為了更多的零用錢。（薛繼光）

「師」不聊生？

學生的自主性增強，應該是成長過程值得鼓勵的事情。不過學生參與「學校社群」的表現，卻不見得令教師們滿意。賀德芬就發現，當初努力爭取來學生參與學校事務的權利，如今似乎沒有被妥善運用。大部分學生代表忙於課業、社團和私事，在會議上的發言並不踴躍，發言前的準備功夫也不充分，有時還沒弄清楚狀況就大肆開炮。

政大學務長陳皎眉開玩笑說：「從前是『民不聊生』，現在是『官不聊生』。」「官民」套在校園裡的「師生」上，如今也似乎說得通。

兩年前，台大的新生訓練上有學生喊出「我們不要舊校規」；某校的校務會議上，學生質問校長「是否變賣校產」？校園中越來越多這樣的故事，令許多教師大嘆。「長幼尊卑的倫理被打破，這是整個社會的現象，校園不過是其中一環」，台大政治系教授包宗和說。

最讓許多教師不以為然的，是學生以立法委員砲轟行政官員的姿態砲轟師長。作風自由派的台大數學系教授楊維哲就指出，校務會議是校園「泛政治化」之後的表象，而在校務會議上設置學生席位根本就是「荒謬的民主」。

不過學生關心的焦點或許並不在「打破倫理」，而是在「爭取權益」上。

政大曾經發生師生停車位之爭，學校將停車位優先配給教師使用，便有學生以大字報抗議：「學生是學校的主體，卻往往是最先被剝削的一群！」東吳大學學生輔導中心主任劉珠利說，有回一位學生走進學生輔導室要「借放」個人書籍物品，由於生輔室不負保管物品之責，她沒有同意，學生反駁：「學校行政單位應該提供學生任何服務。」

「小虹老師」（左一）的課堂上，常以雙向腦力激盪代替單向諄諄教誨，這是廣受現代學子歡迎的上課方式。（薛繼光）

誰是校園主體？

學生權益意識抬頭，背後凸顯出來的問題是：誰是校園的主體？高華強指出，教師、學生、行政人員都是校園的主體，「學生是『受教育』的主體、教師是『教學』的主體、行政人員是『辦學』的主體。」

既然都是主體，就各有不同的權益，誰都不應該被忽略。在現行體制下，校務會議或許提供了三方折衝協商的機會。然而三個「主體」當中，哪一個才是治校主體？

楊維哲認為，「治校的主體是大學教授而不是學生，學生是『受教育』的主體，在校園中是過客。」

但是學生卻有不同看法，台大本屆學生會長王慶寧指出，「你們四年就走了，我們要在這裡待一輩子」的論調值得商榷，「教授關心的是他在專業領域做研究的資源累積，他們希望學校的空間規劃、資源分配照他的方式；學生代表參加校務會議的功能，就是要監督教授們是否為了自己的權益而犧牲學生權益。」

「教師的方便，有利於多數學生；而學生的方便，僅利於個人」，一位教授認為。

不過輔大英語系四年級學生張庭豪則認為這種說法陳義太高。他說，不少教師們認為自己擔任傳道授業的重責，在校園中享有一些福利並不過分；不過，有些老師嘴上把教育說得很清高，其實心裡又計較鐘點費，抱怨自己是「廉價勞工」。「他們是來學校賺錢，我們是來花錢的，按照消費者至上觀念，我不同意老師應該享有特權。」張庭豪認為，「尊重老師跟同意他們享福利應該是兩件事。」

而在學生參與校務的行為模式上也可看出這種消費者心態。楊維哲指出，有些學生把校務會議當作最高立法機關，希望佔有比例，並利用政治手腕掌握優勢。但「學校不是國家，校務會議不是立法院；立法院拿人民的錢受人民之託，但學生可不是我們的衣食父母。」

國立大學經費主要來自國家預算，因此「衣食父母」的確不是學生；不過目前大部分私立大學的董事會募款能力有限，學費是支撐校務運作的主要來源，因此「學生是消費者」的意識，近年來在私立大學尤其風行。

選舉到了，許多大學教師在課餘也忙著投入選戰，為人站台助講。

師生「鬥智」

學生權益抬頭以後，校園裡的舊秩序模糊了，教師、學生、行政人員都不知道準則在哪裡，研究室使用、停車位使用、甚至要蓋學生餐廳還是教授餐廳？學校的行政資源要為學生服務到什麼程度？都可能引發爭議。

大學校園本是辯論真理的殿堂，任何議題理應有理性辯論的餘地，然而許多人發現，近來校園中隱隱存在著碰觸不得的戰線，例如政治議題。

一位不願具名的教授指出，政治態度明顯的學生多半傾向激進改革；因而主張體制內改革，傾向國民黨、新黨的教師往往不願表達立場，因為很容易被貼上「保守派」的標籤，即使在課堂上的討論也很容易流於情緒性辯論、抬槓。再加上今日「校園民主」，一切依賴投票表決，校內教授門派分明，如果得罪學生，可能導致學生與教師聯手反擊，何必呢？

對許多懷抱教學熱忱的教師而言，這一代學子的心越來越難捉摸。官俊榮感受特別深刻的是，「現代的學生越來越善於運用『策略性行為——揣摩你的人際關係、心理反應，再沙盤推演策略，試圖達成特定目的。」

他從美國回台大執教六年，曾經由於表明不贊成學生走上街頭，而被學生貼上「國民黨死硬派」的標籤，也經歷過談話時被學生企圖錄音的事件，再看到師生研究室之爭以及呂安妮事件，讓他感覺相當不是滋味。

「如果教師真的有不當行為，應該受到公評，但如果是學生因為個人好惡、聯想，而對老師散播負面風評，會影響到其他學生對特定老師的看法，這些並不是不在意就算了」，這是官俊榮力主成立師生申訴管道的原因。

但事實上，教師在課堂上擔任評分者的角色，學生在顧及學業成績下，會正面與老師起衝突的畢竟少數，「私下批評」被認為是一種較安全的做法；再激進一點，就散發匿名傳單。「老師掌握分數大權，雖然跟他公開辯論他或許有雅量接受，但是這種雅量是不可預期的」，王慶寧說。

高強華（右一）帶學生到和平島上「創意」課，碧海藍天下，師生心靈因共同分享「大自然的創意」而更加貼近。（薛繼光）

男女保持距離？

另外一個影響校園師生倫理的熱門新議題是兩性關係。兩年前，「師大七匹狼」事件引爆了大學過去埋藏在地下的男老師對女學生性騷擾問題，的確對少數不肖教師有警戒作用；但也波及了一些「無辜」的男老師。

據說便有許多男老師從此不敢與女學生單獨在研究室談話；如果勢不可免，也要「門戶洞開，以昭公信」。更嚴重的，甚至有男教授拒當女研究生指導教授的傳聞。同時，由於女性主義論述也在校園勃興，一位男教師承認，現代師生關係中似乎不得不加入「性別意識」的考量。

這樣的效應看起來仍是一片混亂。台大外文系副教授、也是女性主義健將張小虹說，她可以「諒解」這些男老師的焦慮，但不能「原諒」他們的「反挫」行為。「男老師應該認清女學生在校園中的弱勢，用平權態度看待女學生，而不應剝奪她們尋找指導教授的權利。」

抱持傳統觀念、認為「女性應該回歸家庭」、「女性讀書無用論」的男教授，也得開始注意自己的意識形態，因為教師在課堂上的「言論歧視」，即將被列入本學年台大學生會主辦的「師生意見調查」指標之一。

事實上，今日女學生的行動力令男教授不敢忽視。兩年前，台大曾有一位男教授在課堂上主張男生當兵期間應該嘗試嫖妓。女學生認為老師「言論性騷擾」，而發動系上連署，並貼大字報抗議。當時這位教授以「言論自由」辯白，後來在女生持續強烈抗議下，校方開會決議懲處，從此這位男老師只能開選修課，而不能開必修課。

越來越「務實」？

過去「一日為師，終生為父」「有事弟子服其勞」的師生情誼，在一年年新生代的更替下也越來越淡。

東吳大學學務長、外語學院院長林錦川，對於二十多年前學生時代的校園生活記憶猶新：「停車場常會出現溫馨的畫面：校車一來，學生就主動上前去幫老教授拿提包，下課也會送老師上校車」，他當班代的那一年，早上要負責去請老教授起床，這位老教授有心臟病，為了擔心上課發作，他還得每次帶太空被到課堂以防萬一。

「過去學生視幫忙老師、參與公共事務為榮譽，現在許多學生則避之唯恐不及，如果要幫，有些還會問酬勞」，官俊榮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回系上辦活動，他找學生幫忙打雜務，學生反問「你給我多少錢？」後來系上果真發了工讀費。「照這樣說來，以後老師如果幫學生寫推薦信是不是也要收費？」他問。

師生關係在課堂上，也以利害為衡量標準。課業輕鬆、高分過關的課廣受歡迎，教學嚴格的課則面臨學生稀疏的窘境，即便研究生的心態似乎也相同。過去被學生視為「運動同志」的賀德芬就大嘆，由於她對課業的要求嚴格，不喜歡學生馬虎過關，找她當指導教授的研究生逐年下降，如今幾乎門可羅雀。

「有時候排在早上第一堂的課都會『倒店』，現在的學生不習慣早起，好像外務太多了」，林錦川說。而在東吳大學的導師座談會上，曾有老師表示他試圖去了解學生為什麼不來上課，結果發現有同學把時間花在直銷、打工上面，上課成了副業。

「有些老師的課教得實在不怎麼樣，陳年教材照本宣科，有上沒上沒影響，反正有筆記可以影印」，校園中，一名正準備和同學開車到淡水兜風的社會系學生說，他最痛恨「沒有料」、又喜歡以「點名」要脅學生上課的老師。

當導師遇見導生

許多學生對教師的授課內容和方式頗有微辭；另一方面，「學生對知識冷漠的態度，的確讓有些老師提不起勁教書」，一位老師這麼感嘆，學生只有在要寫推薦信的時候才來找她。

「『人味』淡了」，包宗和說。過去上老師家吃飯、師生團聚郊遊、過年上老師家拜年……，是許多現代老師在學生時代最感溫馨的情景。「現在的師生關係少掉『情』字，大學教育便形同知識販賣與利益交換」，他說。

從導師制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大學裡至今仍保留著導師制，每學期並支付導師一筆「導師費」，做為老師在課業之外擔任學生輔導顧問的酬勞。然而，由於許多老師在升等壓力下忙著研究工作、師生關係日益疏離，再加上「現在很多學生的社會經驗比老師還豐富，老師想協助學生也無能為力」，賀德芬說，因而導師的功能越來越不彰，許多老師便把導師費捐給班上學生共同使用。

「老師要找學生，還要看學生買不買帳」，一位擔任導師的教授無限唏噓，「有一次我好不容易在公車上碰到一位老是避不見面的學生，為了跟他談話，我一直陪他坐到他家那站。」

「現在學生不喜歡老師『管』太多」，一位教授說。不過讓她混淆的是，儘管大學生已經是成人，然而在中國社會中，學生仍然被視為「成長中的孩子」，因此每有學生出遊發生意外，家長和輿論就指責校方和教師沒有盡到「保護」的責任，「老師的『權利』下降，但『義務』有沒有減少呢？」她深感困惑。

新新教師來了！

師生關係隨著整個社會走向「平權化」，似乎已經是無法逆轉的潮流。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學生越來越直率的態度也有助於師生關係的重新定位。現在學子已經不喜歡恭敬長上的那一套了，他們寧願把教師定位為朋友。而「朋友」的意義便在於，教師不再有角色權威。

一名大學生說，對於喜歡的老師，他會常去找他聊天，「教授只是個有特定專長、知識的人，除此之外，他們也跟普通人沒啥兩樣，我很喜歡的一個歷史教授，就不見得懂有線電視」，他說。

「過去社會資訊封閉，求知不易，對教師很尊重」，林錦川認為，現在各種傳媒發達，資訊爆炸，教師已經不再是唯一的知識來源，過去父權、神格般的權威自然下降，必須更「人性化」。

一些新生代「新新老師」帶進校園的新作風，更在師生間建立新的互動模式。

「新新老師」的最大特色，就是要打破傳統師生間在儀表、稱呼、授課權威、講台位置……的從屬關係，各種角度都可以「顛覆」。

有些老師不修邊幅、穿得跟學生一樣「邋塌」，和學生一起打籃球，性格「酷」而「有料」，令學生折服；有些老師則刻意打破傳統中學生對老師「不能直呼名諱」的規矩。像台大外文系副教授劉毓秀最忌諱學生叫她「老師」，她堅持學生叫她「毓秀」；張小虹也聲明要學生直呼其名，可是她發現有些學生實在叫不出來，就只好叫他們稱「小虹老師」。「教師只是在知識上『聞道』在先，師生之間做為『人』是平等的」，她說。因此，張小虹不忌諱在學生面前承認「我也不知道，讓我們一起來想想看」，她常對著學生自嘲：「我既不傳道、也不授業、結果疑惑越來越多。」

非師非友？

有學生指出，叫「老師」跟叫「小虹」，對學生心理造成的差別在於，「老師」一出口就先令學生氣短，必須「謙恭受教」；「小虹」則帶來無限的挑戰空間。「促使學生質疑教師和教學，這對學術發展絕對是正面的」，張小虹說。

的確也有不少年輕老師喜歡放下身段和學生建立亦師亦友的關係，不過關係發展到後來，往往變成「沒大沒小」。劉珠利舉例，有時學生會在半夜三更打電話找老師聊天，忘了應該尊重老師的作息，有時候學生闖進教師辦公室、坐在老師的桌上拿起電話就打……，「老師嘴上不說，心理卻有被侵犯感。「本來要亦師亦友，後來變成師非師、友非友」，劉珠利說。

何況在平權觀念的影響下，弱勢抬頭的結果卻未必形成兩造的平等關係，「反而老師成了新弱勢，當學生寫大字報、以謠言人身攻擊的時候，老師能告學生嗎？中國社會期望的教師形象是諄諄教誨、誨人不倦，你能真的去跟學生計較嗎？」一位不願具名的教師大吐苦水。

在越來越勢不可擋的潮流中，的確有不少教師「調適不良」。張小虹認為，教師也應該成立「成長團體」，互相協助以因應新時代的新新學子。

但面對越來越機靈的學生，卻也有老師「不動如山」。高強華在大學任教十多年，「學生的調皮很少影響到我的情緒。」他說，現在學生喜歡以口頭抬槓表示親暱不足為怪，重要的是教師自己是否有源源不絕的學識可以提供給學生？事實上，高華強在學生心目中正是以「學識淵博、個性隨和」聞名，「他不只是經師、也是人師」，這是選修高強華通識課程的師大音樂系學生黃郁雯對他的評語。

師生都要檢討

或許這正是問題的根本——許多教師在感嘆「師道」沈淪的同時，賀德芬也質疑現代教師「值得被尊重」的資格。「許多老師在一路讀書、拿學位、搶教職的時候，本身就善於『術』的運用，至於對教育有多少概念呢？」

彰化師大校長陳倬民指出，傳統中國的教師是經師也是人師，經過十年苦讀、十年寒窗的養成過程，不只學問，連胸襟看法都改變了，文章揮灑起來盡是「氣魄膽識」；「而現代的大學教師的訓練是要教師成為專業領域的研究者，不一定是教育者」，他說。

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未來的佛光大學校長龔鵬程更是質疑，在整個資本主義教育體系下，學生繳學分費、教師領鐘點費，「知識金錢化的情形下，要求學生尊師是很可笑的。」

其實，從清末民初西方現代化的大學進入中國，高等教育由傳統師徒制的書院，進入龐大的大學教學體制，「尊師」的傳統就不斷受到衝擊。民初清華大學就有一位名叫羅隆基的學生以「九載清華、三趕校長」的事跡自豪，因此，今日大學教師的處境並不是前所未有的歷史性衝擊。

時至今日，要求道德式的尊師教條或許已經不合時宜，師生關係走向平權之後，許多教師認為，取而代之的應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尊重」。「大學校園的師生關係應該回到『學術倫理』的基點來看，教師致力於學術研究與教學，少在政壇、社會上謀求名利；學生也要自問是不是盡了學習的責任？」賀德芬說。

大學師生關係的新倫理何去何從？或許，每個成員從角色本分先做起，會是一個最好的起點。

〔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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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子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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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中匆匆交會而過，師生的心靈存著多少差異與隔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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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立自治組織，投票直選學生會長，現代學生的參與力與行動力，讓校方不敢輕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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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社團活動座談會上，校長、學務長、總務長列席接受詢答，成為今日校園中越來越常見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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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人類、新新學子，從外表行為到內心思維，常常讓一些老師摸不清頭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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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學生打工兼差，大部分不是為了賺學費，而是為了更多的零用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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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虹老師」（左一）的課堂上，常以雙向腦力激盪代替單向諄諄教誨，這是廣受現代學子歡迎的上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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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到了，許多大學教師在課餘也忙著投入選戰，為人站台助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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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強華（右一）帶學生到和平島上「創意」課，碧海藍天下，師生心靈因共同分享「大自然的創意」而更加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