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街頭和這些禁閉機構之外，近年來，有人為他們提供另一個家，讓他們在漂流、偏離的途中多一個選擇，而有回歸正軌的機會。
夕陽西下，高雄縣燕巢鄉的旗楠公路沐浴在一片金黃餘暉中，剛從國中放學的阿莫沿著寬闊筆直的大路疾步而行，心中有一份莫名的期待──回到他那個很特別的家──紅磚斜頂大別墅式樣的建築，前院鋪了青翠平整的草皮，後院有個籃球場。
如同往常，阿莫才到門外，便已經看到「叔叔」、「阿姨」和四、五個年齡相近的室友吱吱喳喳的在門口等他。
「這不是我原來的家庭，可是我比以前更愛回家，」阿莫說。他喜歡一到家就脫下卡其制服，換上印著美國籃球明星麥可．喬登隊名和號碼的Ｔ恤，和室友在球場上大戰一場，直到阿姨來叫他進屋吃晚飯。飯間，則可以和大家「屁」一些學校發生的趣事。感覺起來，這裡溫暖、輕鬆多了。
阿莫的父母多年前即離異，又各自婚嫁，另組家庭，兩家都不要他，他自小由阿公、阿媽照顧。他們年紀大，脾氣又不好，常用打罵的方式來管教調皮好動的他，所以他從國小就開始逃家、逃學，在外面的日子就靠偷竊維生。
國小六年級時，一而再、再而三的偷竊失手被捉，好幾次後，他就被送到法院少年法庭審理，判入撫育院受感化教育三年。但法官同情他的家庭處境，認為他應有潛力向善，於是跟他說有個地方環境不錯，像家一樣，有人照顧，還能繼續到外面的學校上課，不用關禁閉，只要他保證不逃走，可以把他轉過去。
就這樣，兩年前阿莫先進入財團法人「更生保護會」設在高雄的「兒童學苑」，半年前，更生保護會為他們新蓋的建築落成，年屆少年的他就搬到這個門口掛著「高雄少年學苑」牌子的家。叔叔、阿姨是在裡面工作的輔導員和社工員，室友則大多是和他一樣原因被送進來的少年。
目前學苑中的學員約有十餘名，年齡從十二歲到十八歲未滿，但問題不同──有的判刑較輕，只需「保護管束」或「假日輔導」，可以回到家裡生活，由觀護人定期輔導觀察，可是觀護人或他們的家人在考慮家庭管教的能力可能不足之後，還是決定把他們送來這兒接受輔導；也有的是已經在少年觀護所、撫育院或少年監獄服完刑期，出來後卻因為無家可歸，或家人不歡迎他們回去而來的。也因此，他們留置的時間長短不一。
回歸社會的中途站
阿莫的新家，「高雄少年學苑」即為專門收容行為偏差少年的「中途之家」，對院中少年來說，這個「家」給予他們的，不只是一個安身的所在，還可能是重新「立命」的開始。
所謂中途之家，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余漢儀解釋，這個概念最早用於精神病患的服務工作，因為有些病患的疾病透過治療，已經痊癒，可是當他們要回歸家庭和社會生活時，卻可能遭遇適應困難或技能不足等問題，所以，社會工作者就在醫院與家庭之間另設一個站，讓他們逐漸適應，並輔以生活和職業等技能，使他們得以再度融入社會。
「這種方式後來也用於受刑人，」余漢儀說，監獄的隔絕式環境，也會造成受刑人出監後的適應問題，需要一個緩衝的空間和時間。隨著社會福利工作範圍拓展，中途之家的服務更擴及戒毒者、婦女、兒童、青少年等層面。
台北市社會局少年福利科科長周麗華指出，早年，少年個案以家境貧苦和父母離異或死亡而失依為主，所以大多安置在可以長期生活的育幼院裡；近年青少年問題轉變，身心遭受傷害及行為偏差的個案激增，就需要具有保護、輔導等特殊功能的中途之家。
拿掉「標籤」
根據法務部統計，近五年來每年有三萬名左右少年經裁判確定觸法，比率占國內十二到十八歲未滿的青少年人口總數的千分之十二以上，換句話說，每八十個青少年中，就有一個觸法。
我國目前對這些觸法少年的處置，依據「少年事件處理法」，在程序上，警察逮捕到犯案的少年，會先送到少年觀護所留置，等待檢察官蒐證，如果確定起訴，就送上少年法庭等候法官審理、判決，若罪證不足則釋放。
至於法官的判處，則依據案情與個案狀況衡量。最重者，如觸犯重大傷害罪之類的刑事案件，處以進少年監獄服刑；其次為入少年撫育院接受感化教育，像偷竊、搶劫累犯；再者，像一些有打架鬧事等行為偏差的個案，可判由觀護人保護管束或者假日輔導；最輕者如蹺家、逃學、遊蕩街頭，通常就訓誡一番後釋回。
近幾年來，平均每年約有三千名少年被留置在少年觀護所、撫育院、少年監獄等機構，接受矯治教育。但是，研究發現，這些機構的矯正成效不如預期。
「這種將犯罪少年集中管理的方式，極易形成所謂的惡性感染，即相互交換犯罪技巧與心得，造成重返社會後無法適應正常的生活，淪為累犯，甚而成為未來的成年犯。」中國文化大學社會工作系主任周震歐指出。
「而且，這類收容成百上千名犯人的大型機構，採集體管理方式，難免會產生管理死角或偏差問題。像大欺小、集體暴動，都是獄政上屢見不鮮的例子，」也擔任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理事長的周震歐說，再加上少年過早進入司法機構，往往被貼上不良的『標籤』，且因與社會長期隔離而影響身心成長。
尋找一個「家」
從國外的發展來看，美國自一九六○年代以後，對於犯罪少年的收容場所已逐漸從封閉性的機構，轉變為在社區中設置較為開放的「中途之家」，而且這類機構趨向小型化和專業分工，也就是讓它更像一個青少年得以正常成長的「家庭」。
因為研究發現，這種擬「家」式的小團體可以針對個人做治療輔導，對消除犯罪行為比較有效，並較有機會習得正常的生活方式，也可以進入當地學校學習或就業，讓學員在收容期滿後，得以更順利的回歸家庭和社會。
因此，國內近年開始參考這種模式，除了早年隸屬於法務部、後來改制為財團法人的台灣更生保護會，在高雄設的「少年學苑」外，許多熱心的民間團體都紛紛投入工作行列。目前較具規模的有：基督教更生團契的「北投少年之家」和花蓮的「信望愛學園」，芥菜種會也在花蓮設有少年之家，佛教團體辦理的台北「松德之家」，以及宜蘭民間團體支援設立的「慈懷園」。
它們的規模小至以家為單位，像基督教更生團契的北投少年之家，最多只收容六到八名孩子，它是六年前孩子長大不需照顧的黃漢強牧師夫婦開放自己的家成立、經營的。較大的「中途之家」則約可收容三、四十名。
不過，由於這些機構都發自民間團體與私人經營，而且常為因應社會問題的變化而不斷調整，現今尚無正式的全面調查統計，可以顯示國內中途之家可提供的整體資源數量。
被愛與療傷
在宜蘭慈懷園全室鋪了地毯，角落堆滿柔軟抱枕、靠墊的遊戲治療室裡，幾個孩子低頭在四開大的白紙上畫畫，紙上只有四方框框和圓圈圖形，以及連結圖形的直線。
正為孩子進行「家庭重塑」的慈懷園主任李後進仔細解釋著：「我們在畫『家庭圖』，四方格子代表男性，像爸爸、哥哥、弟弟；圓圈代表女性，像媽媽、姊姊、妹妹；直線則是彼此之間的關係。」
只見有的孩子紙上佈滿密密麻麻、錯綜複雜的圖形與線條，有的孩子則格外冷清，只有一兩個圖形，顯示出他們的家庭背景與關係。除了利用畫圖的方式，讓他們釐清自己的家庭關係；在過程中，如果發現孩子出現情緒，他會順勢用「角色扮演」、「心理劇」等方式，讓孩子宣洩出來，得到治療的機會。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兩年前出版的《青少年白皮書》調查指出，在父母對子女的態度中，愛的剝奪與虐待、管教太嚴苛、前後矛盾、雙親意見紛歧、家庭功能解體、家庭氣氛惡劣、家長社經地位偏低、不正確的價值觀念與社會態度，是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因素。
「生存與被愛，是人類的基本需求，孩子會出問題，大多因為這兩種需求得不到滿足，」李後進認為，這些基本需求原本應由家庭來提供，當家庭功能不良，無法供應這些孩子所需，他們只好向外宣洩情緒，像逃家、逃學、偷竊等。
「父母管教態度不一致，則讓孩子無所適從，產生情緒衝突；用打罵方式，傷害孩子的身心，都是常見的案例，」李後進舉例。
在高雄少年學苑工作兩年多的輔導長高嘉珍「阿姨」也說，兩年來，院中來來去去的孩子大部分都很聰明，個性也與一般少年無異，但幾乎沒有例外地，都是來自中低收入、父母無力妥善教養孩子的家庭，有的是單親，父親或母親忙著工作糊口，有的是父母離異後，把他們交給年邁的祖父母。
她心疼地說，這些孩子等於「輸在起跑點上」，他們幾乎沒有過機會好好念書、成長，如果社會不能再給這些還是「幼鳥」的少年們一個機會的話，社會也許需要付出代價。
替代家庭功能，滿足他們基本需求，即成為中途之家的首要動機。那不僅包括食衣住行的物質生活，還有噓寒問暖的父母角色，以慈懷園為例，他們將每八名孩子組成一個家，每個家聘請兩位專任輔導員和他們日夜居住在一起，照顧他們，從帶領他們學習煮飯、洗衣等生活技能，到課業輔導。
孩子在功能不良的家庭環境中成長時，往往還會受到身體或心理的創傷，需要治療。對這類問題，另外有社工員為他們做輔導、心理諮商，並利用家庭重塑、情緒管理、性教育等成長課程來治療、矯正孩子們，在宜蘭縣政府社會課擔任過十二年社工員的李後進，四年前特別為此去接受心理治療師訓練。他們也特約了當地醫療院所的精神科醫師，治療有精神疾病傾向的孩子。
高嘉珍的親身體驗則是，要融入孩子的生活，帶孩子的「心」，讓他們認同你，知道你真心關懷他們，不是「管理者」，而是和他們共同奮鬥的參與者。她覺得孩子的可塑性很大，常常給她窩心的回饋，比如說，一次週末帶孩子出遊，一位輕度智障的學生看她頭疼，就問她有沒有隨身帶綠油精，令她感動不已。
愛的約束──自治公約
「高雄少年學苑」特別注重「家庭重塑」，除了讓院童在院中重拾家庭溫暖，分擔家庭成員責任外，還特別幫助院童和原來的家庭重建關係，讓這些孩子的父母能學習如何和孩子溝通。從院方幾個特別成功的案例報告觀察，父母的角色扮演、改善，對孩子往往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孩子最渴望的，就是一個像「家」的家。
保護和療傷之外，中途之家還是必須具有約束功能。慈懷園社工員胡碧雲坦承，這些孩子進園後，重演逃家、偷竊、吵架、打架等行為的頻率很高，除了靠工作人員時時注意，培養他們自治、自我管理的精神為主要對策，像教導他們開家庭會議，以及成立「慈懷園法庭」，讓他們自訂公約，互相約束。
最近「慈懷園法庭」就審理了這麼一個案例。
案由：某某於補習途中不告離園，四處遊玩，抽煙、逃離、無照駕駛機車，發生車禍被送派出所後，才轉送回慈懷園。
判決：後果自行負責、禁止外出一星期、跑公園三圈、勞動服務。
「同儕的壓力，比我們訓話、處罰讓他心服口服多了，」胡碧雲說，雖然這不能保證他們以後不再犯，但就像「判決」說的：「後果自行負責」，「我們盡量讓孩子了解：他們所有的行為都是自己選擇的，必須自己承擔結果。因為中途之家並非久留之地，他們最終還是要回到家庭或進入社會，最好儘早培養他們獨立思考的自主能力，」她說。
另一方面，當這些孩子的收容期滿，或經過評估不需要再接受中途之家的保護管束，就可以離開，並依自己的意願選擇繼續就學或就業，社工人員就得事先根據個案的需求給予輔導或協助。
以就業來說，社工人員會為他們尋找工讀機會，讓他們接觸社會，學習工作技能。有的中途之家也會附設一些訓練職技的工作室。慈懷基金會執行秘書李建清舉他以前的一個雛妓個案為例，她經過中途之家的輔導，學習從事美容美髮工作，如今已擁有一家店，而且結婚生子，建立了自己的家。
僧多粥少
「雖然中途之家不能完全取代獄政機構，但是它可以提供司法單位在處理少年犯時不同的選擇與出路，」曾擔任多年少年法庭法官的立法委員謝啟大認為，中途之家就像一般病床，而獄政機構是加護病房，「病情較輕者，只需要一般病床；有危險之虞者，才需要特別看護。」
目前中途之家在司法處理過程中，只能算是一種彈性做法，多由法官個人選擇運用，謝啟大認為應該把它正式列入「少年事件處理法」中，讓它得以「正名」，成為司法體制中的一環。
需要中途之家的，當然不只是已觸犯法網的青少年。
余漢儀指出：「我們目前大多要等到孩子違法，才發現孩子出問題，而企圖矯正補救，其實，孩子在實際犯罪之前，大多可從他們的行為發現跡象，如逃家、逃學。如果家庭、學校和社政單位能及時發現通報，可預防不少少年案件發生。」如果中途之家服務網能廣佈各城鄉社區，就能適時適地為他們提供服務。
理想歸理想，現實層面中，雖然缺乏正式的統計調查數字，但從青少年問題嚴重程度來看，國內這方面明顯的有供不應求、資源窘困的問題。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少年福利科科長周麗華表示，目前他們的安置個案為五百個左右，這已讓他們的工作人員忙著到處開發資源，包括尋求適合的民間團體開辦中途之家，「松德之家」就是這樣被他們打動而設立的。她預估，如果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正案通過，至少將出現五千名個案，屆時供需之間不平衡的狀況，可想而知。
就全省來看，台北市的社會服務因為專業人員、民間團體、財力等較集中，已經算是資源最充裕的地方，至於其他區域恐怕更難應付。
「在社會福利大餅的分配上，青少年分得的資源特別薄弱，」負責「藍天家園計劃」的天主教新竹社會服務中心主任曾尚石說。
喚出小天使
「藍天家園」是利用天主教在新竹縣寶山鄉的一座舊教堂改建的，硬體建築部份由於有教會和內政部補助，已接近完工，可是當他們要募集基金二千萬，作為初期的營運費時，原本以為新竹地區有財力雄厚的科學園區支持，沒想到成績還不夠理想，曾尚石奔波遊說了一年，加上其他的義賣所得和捐款，總數不過五百多萬，讓人擔心不知道最後「藍天家園」會不會變成一座空屋。
「問題大概出在觀念上吧？一般人認為老人和殘障是弱勢團體，比較願意資助，而對行為偏差的青少年印象比較負面，」他說。
「他們的確會造成社會問題，但是，造成他們行為偏差的根源又在哪裡？」基督教更生團契北投少年之家的黃漢強牧師引親身經歷為證，現年五十六歲的他，母親是偏房，讓他自小受到家人歧視欺侮，所以從小就在外遊蕩，打架、偷竊……，直到十五、六歲時，遇到兩位外國神職人員將他收容在教堂，並教導他，才讓他今天有回饋的能力。黃漢強一直沒有機會問，這兩位被他視為「守護神」的神職人員，當年在他身上看到了什麼，但他常說這麼一則小故事：
有一位有名的彫刻家，一天在路旁撿起一塊被人丟棄的石頭，經過他巧妙的手，雕刻成一個天使，有人問他靈感怎樣來的，他說：「因為我看到這石頭裡面有一位美麗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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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回來囉！」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的「少年學苑」採開放式管理，讓孩子到附近學校就讀，以保持與社會的互動關係，是典型的中途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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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途之家著重家庭功能，藉此彌補迷途少年的成長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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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宜蘭慈懷園少年之家以一層公寓組成一個家，讓孩子們自定家規與家法，培養自我管理的能力，也讓孩子明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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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來了，趕快秀一下我的雕塑傑作，這些都是我利用課餘時間完成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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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少年之家的負責人黃漢強牧師，常常鼓勵、協助他所收容的孩子出外工讀，學習一技之長。
北投少年之家的負責人黃漢強牧師，常常鼓勵、協助他所收容的孩子出外工讀，學習一技之長。（薛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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