瀕死挑戰2──保衛機制?
除了幻覺說外,「腦內啡*」也是主流醫界對瀕死經驗的眾多學理解釋之一。
科學研究顯示,人類暴露在危機時,腦內啡*(一種由大腦製造的天然生化物質,其麻醉效果是嗎啡的10倍以上)會大量分泌,以保衛自己的心理和生理不致崩潰。比如馬拉松跑者在進行漫長艱辛的長跑中,會有心情高昂、與自然融為一體的幸福感;或者宗教苦行者遭受惡劣環境或肉體凌虐時,卻甘之如飴,甚至得到開悟的喜悅,此時當事人血液中的腦內啡*值都上升數倍以上。因此有學者認為,當人類面對人生最大的壓力──死亡時,自然也會分泌大量的腦內啡*,這是瀕死體驗者可以感受到無比幸福感的原因所在。然而這種理論仍然無法解釋瀕死經驗中的「隧道體驗」、「光體驗」等現象。
腦死仍有意識?
究竟瀕死體驗是當事人的主觀心靈活動?還是一個客觀存在?30年來始終論戰不休,直到近年才總算有了一些突破。
2001年2月登在英國急救醫學期刊「復甦」的一篇研究指出:靈魂的確有可能獨立於大腦之外存在。
這項南漢普敦醫院的臨床研究,針對63位心臟病突發、經急救死裡逃生者發現,有7個人在心臟停止跳動、腦部嚴重受損時仍有記憶,其中4人還通過了評估是否具瀕死經驗的「葛萊森量表」(含測謊評估)。研究指出他們能夠在瀕死期間記憶、思考、推理,還能四處遊蕩,和別人交談。計劃主持人山姆.帕尼亞醫師提出了一個重要研究方向:一個人在心跳與呼吸停止、腦活動為零的狀態下,意識有可能繼續活動嗎?
同年底,另一篇刊登在國際醫學權威期刊「刺胳針」的報告,引起了更大轟動。荷蘭 Rijnstate醫院針對4年間344位心肌梗塞患者搶救回來後,做了長達8年的追蹤研究,並將其中62位有瀕死體驗者,和沒有體驗的對照組做比對分析。結論是:瀕死體驗者起死回生後,他們的人生觀有重大改變,他們不再在意物質利益,也不再恐懼死亡。
事實上,瀕死體驗之所以引起研究者前仆後繼的投入,其後續效應的共通性──自殺者從此珍惜人生、吸毒者能夠戒毒、自我中心者開始關心他人,心中充滿了「大我」的使命感──被公認是最有意義之處。
比如台灣的體驗者董逸璞,在瀕死經驗後擁有無以名之的心靈力量和使命感,雖然自己一生境遇坎坷、清貧如洗,卻能幫助許多人走出自殺、憂鬱的幽谷。
今年50歲的董逸璞,小時候是受虐的童養媳,長大後成績優異卻無緣升大學,婚姻遇人不淑,先生好賭欠債、外遇夜不歸戶,養育4個孩子家計一肩擔──幾乎集人生不幸於一身。但她在9年前因開刀麻醉經歷瀕死體驗回來後認為:自己的遭遇是生命特別給她的禮物,「他們的不好,是來考驗我、成就我的好。」
不管是幾年前組讀書會、近年開設身心靈工作室,董逸璞覺得她這輩子的使命就是要幫助別人「發現自我」。沒有學歷、專業背景的她自學靜坐、靈性瑜珈、諮商、催眠等,似乎都一學即通,她藉著這些途徑幫助人,成果也結實累累。
生命多樣性
相較於西方主流醫學和科學界對瀕死經驗的種種質疑,東方文化中對肉體之外摸不著、看不見的生命元素的探究向來不絕如縷,如氣功、中醫、打坐禪修等,因此瀕死的現象並不難理解。
「西方學界受到唯物主義影響太深,才會有這些爭辯,」東吳大學物理系教授、對中醫和佛學著力研究的陳國鎮指出,西方認為生命是由物質構成的,因此生命科學的研究,不論是宏觀的解剖或微觀的基因,都是以物質為核心;然而東方的生命觀卻從不如此設限。包括中國的「祖先祭祀」,佛教的「十方三界、六道輪迴」;從「舉頭三尺有神明」、「祭如在」、「多行夜路必遇鬼」,到民間普遍存在的「小兒收驚」等等,在在說明了人與大宇宙間其他生命的共同存在,同時體認到小孩子的身心結合還不夠緊密,容易被其他生命介入。
陳國鎮認為,生命的4個層次由下而上,分別是身體、能量、信息、心靈,其中發出信息(生命運行的指令)的「心靈」──西方心理學粗分為意識、潛意識、無意識,佛教稱為「八識」──是生命的主宰,它可以收發宇宙間各式各樣的信息波,以指揮心理、生理運作。這4種層次愈往下活性愈小,愈往上活性愈大,可塑性和影響力也愈大。
陳國鎮表示,現代人常把「心靈」看成是一個抽象名詞,並沒有體認它的真實存在,但瀕死經驗者卻在極強大的外力(重病、意外等)拉扯下,有了靈、肉分離的經驗,而且「當心靈有機會掙脫肉體禁錮,就能和充塞宇宙的某種大能或其他心靈、信息接觸而受到協助,矯正了原本紊亂的指令。」因此病情好轉、人生觀改向,可說是合情合理。
12萬人的體驗
為了了解台灣的瀕死經驗現象,在趙翠慧帶領下,周大觀基金會於2001年以一年期間,動員3萬6,000名義工在台灣各地進行訪談,並推估出台灣應有12萬人曾有瀕死經驗;這和美國1994年的蓋洛普民意調查,全美有1,300萬人有此經驗的比例(佔全人口7%)雖有段差距,但已相當可觀。基金會因此成立了台灣瀕死研究中心,並於2003年出版了第一本本土性的瀕死研究書籍《重新活回來》,書中收錄了7位願意現身說法的體驗者的真實故事及學者觀點。
7個案例中,包括了會計師、廣播主持人、家庭主婦、電影工作者、學生、瑜珈老師等,綜觀他們的瀕死經驗,在本質上和國外相去不遠,比如廖褚健、嚴美茵都有漫遊宇宙的經驗,和精神醫學大師卡爾•榮格在瀕死期間登臨宇宙高處,看到地球浮現在碧藍的光輝中十分類似。在車禍中墜落山谷的蔡經緯,他在瀕死時回顧人生重大事件,生命中潛藏的溫柔被喚醒,而打破了與家人間長久的疏離。
此外,童年就有瀕死經驗的鍾佩君,曾預知蔣公過世、自己的阿姨自殺;在美國工作的廖褚健於美國911事件多年前,就看到飛機、炸彈與雙子星大廈;另一位體驗者邱靜純在921前不斷頭痛,預見強烈地震、哀鴻遍野的景象,也曾預見台灣股市大跌等,這和甘尼斯指出的體驗者具預知未來的超感應能力遙相呼應。
「瀕死體驗中,這種跨文化的共通性是最吸引人的地方,」林耕新指出。然而,其中也有若干文化差異,比如西方人直覺認為「光體」是耶穌或聖母瑪麗亞,台灣人卻常看到觀世音菩薩來接引或佛教意象,例如趙翠慧的瀕死見聞就如同佛經中的「天衣天樂相迎」;董逸璞聽到的是梵唄聲,看到印度的古文明圖騰。而在生死邊界的意象上,西方人較不明確,東方人則常走到橋樑、河川(黃泉意象)而折返。
相對於歐美日等國的研究熱情,台灣學術殿堂對此一議題仍相當漠視,至今多半限於個人涉獵。目前只有林耕新醫師與某醫學中心合作,在各大洗腎中心蒐集了近700例血壓急速下降而施以急救的病患,以問卷方式調查發現,其中有47人有瀕死體驗。2003年發表結果時,醫學界的興趣反而不及媒體濃厚。
同一年,林耕新與早年鑽研氣功的台大電機系教授、曾出版《難以置信──科學家探尋神秘信息場》而被學界視為異端的現任台大校長李嗣涔,以及南華大學釋永有教授共同向國科會提出瀕死研究計劃,沒想到竟以「缺乏科學根據」為由被打了回票。
瀕死讓人在驚鴻一瞥中,看見宇宙的浩瀚與生命的奧秘,不論有無宗教信仰,瀕死顯示了「死亡不是生命的結束」。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所長釋慧開表示,認識瀕死經驗,除了可以解除人們對死亡的恐懼,更重要的意義,在於體認到死亡是開啟另一道生命之門的樞紐,因此「生命需要永續經營、及早規劃」。
希望為生命的困境解套嗎?若能藉認識瀕死踏出探索生命境界的嶄新途徑,相信穿透生死迷思、柳暗花明的人生不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