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荷蘭萊登大學漢學院師生,對院長許理和教授(Prof. Dr. Erik Zucher)最簡要的形容詞就是——忙。
他的研究室總是大門敞開,高瘦的身子匆匆穿梭在課室、圖書館,和辦公室之間。
在學生心目中,這位名重士林的漢學家著作繁浩,註釋之周延縝密,少人可及;在其他歐洲漢學家眼裡,除了學術地位,他的行政長才也不可多得。腦筋轉得快、精擅於推動各種計畫,顯然是他如此忙碌的原因之一。
在穿梭奔忙中,許院長的「用功」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在本刊編輯走訪漢學院的幾天裡,即使是十幾廿分鐘的空檔,他也會大步邁回辦公室,忙不迭坐回堆滿書帙的長桌前翻書、作卡片。事實上,他的眼疾不輕,書桌旁還立著一架碗口大的放大鏡助讀。
以下是本刊編輯在萊登漢學院所作的訪談內容。
問:光華雜誌為西方漢學家系列報導所訂的總題是「當西方遇見東方」;不過,您的研究主題恰恰是「當東方遇見西方」,對不對?
答:可以這麼說。我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中國與外界關係的歷史」;但是這堜瓵蛌滿u外界」,不只是歐洲,還包括整個世界。
舉例來說,我研究中國佛教史,探討佛教在中國的傳佈與調適,同時也研究明末清初耶穌會來華史,包括中國人反教會的反應,或受基督教(編按:指廣義基督教 Christianity,以下皆同)影響的太平天國等。總之,設法瞭解中國在接受外來影響的反應、變遷,與適應的過程,是我最大的興趣。

「早期佛教在中國的傳佈與調適」,是許理和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鄭元慶)
鄰居吵架,本色乍現
問:中國佛教史和基督教來華史,都是屬於宗教範圍的東西。這似乎要比學文學、戲劇牽涉更廣、更複雜。為什麼會選擇這個主題?您本身有宗教信仰嗎?
答:我不能真正算是有宗教信仰,頂模糊的。我不上教堂,也沒有什麼固定的意識形態。
當然,牽涉到宗教方面的東西的確比較困難,但是由另一個角度來看,對中國而言,佛教和基督教其實可以單純地看作兩種「外來的」東西。我相信中國文化每在遇到外來衝擊的時候,特別能表現出她的特質。
這就像兩個人起爭執一樣,當你和鄰居辯得面紅耳赤,你可能發現自己說出了一些以前並沒有認真組織過的話,而它們不但蠻有道理,也很能解釋你的立場和人格特質。同樣的,中國對佛教和基督教反應,也展現出相當的文化特色。
就拿「一神論」的挑戰來說,中國人向來相信許多各有職司的神明可以並存,這個道理人人皆知,不必費事昭告世人。直到傳教士東來,聲稱「真主只有一位!」這時候,中國人說話了:「不對,這不合邏輯!」然後他們才訴諸理論、形諸文字,闡明為什麼不可能只有一個神。
再舉個例子:中國人不相信天地是由「一個神」創造的,他們寧可承認那是天地間「化育」的力量。而後耶穌會來了,說是神在七天之內創造了世界。中國人聽到,急了,說:「你瘋了嗎?你怎麼可能相信這樣的事?」而後他們著書立說,告訴世人有關中國人的想法。

視覺教材」是許教授的「新貝比」,他目前最大的心願,就是把小貝比拉拔長大。(鄭元慶)
未知生,焉知死
此外,佛教到中國以前,除了「仙化」觀念外,中國人較少提及「來世」(after-life)的種種。當然也有「鬼」、「魂」、「魄」……等說法,可是很模糊,甚至有矛盾處。有人相信精魄存在「氣」中;有人說他們住在「黃泉」;另一說是「泰山」……。
等到佛教帶來「投胎轉世」的輪迴觀念,學者們受此刺激,紛紛起而撰寫中國人的來世觀。中國人在面對這些衝突的調適過程,令我大感興趣。
問:聽起來的確非常有意思。不過,中國人在佛法西來的一連串挑戰和回應中,最後似乎還是接納了它?
答:這是事實。以輪迴觀念來說,是很普遍地被民間接受了。你可以在許多小說、戲曲中看到「緣定三生」、「七世夫妻」之類的情節。此外「十殿閻王圖」也到處可見。
不過,在菁英階層的知識分子倒不一定完全接納這些,他們仍持保留態度。

再過幾年,我就可以退休了!」他說,退休以後要好好地花幾年功夫寫一本「大書」。(鄭元慶)
宗教概念,迥然有別
問:那麼,中國人在面對外來宗教的調適過程中,又顯現了些什麼樣的文化特徵?
答:我認為中國人永遠不可能真正接受「只有一個真主」的觀念,他們頂多承認或許有某個神的「權威」大些。所以中國人可能很容易成為基督教徒或佛教徒,因為從實際的角度來看,既然「未知生,焉知死」,將來的事誰也不知道,何妨多少相信一些。這是非常中國的態度。
問:說到這裡,我們是不是可以先確定一下,在東、西方對宗教截然不同的概念下,西方定義下的religion這個字究竟適不適用於討論中國人的信仰?或者說,當您在談中國的religion時,所指為何?
答:當我提到religion的時候,意思是:超自然的信仰(beliefin the supernatural)。所以,中國的儒家有某些宗教成份,像是祭祖;但整體來說,它不是非常宗教性的,因為超自然因素在儒家中並不強。再說儒家沒有特別的「教士」,更不像伊斯蘭教、基督教般充滿神蹟。所以我說,在中國,儘管下層社會廟壇林立,但上階層社會的宗教性不強。

剛剛結束和本刊編輯的談話,下一秒鐘,他已經出現在書庫裡了。(鄭元慶)
只是一種嗜好?
問:可不可以進一步說明宗教在中國和西方社會中所代表的不同意義?
答:我們可以說,在中國文化中,宗教不像在西方社會中那樣重要。當然,現在我們的社會也在改變中,很少人按時去上教堂,而上教堂意義也不那麼大。但是如果我們看看五十年前,宗教力量深深根植在西方社會中。在此之前,尤其中古時代,教堂更是人們生、老、婚、死的重心,牧師也有權介入你的私生活。你如果做錯了什麼,神父會找你談談。這對傳統中國人而言,是不可思議的事,因為宗教只是人生的一部分,而且不頂重要,或許你的家族還顯得更重要些。
從某一個角度來看,宗教在中國人的生活中,甚至只是一種嗜好,一種閒暇時用來消磨時間的東西。
在西方,牧師的地位就像一位權威而嚴格的父親,但是在中國,「老和尚」算不了什麼。甚至在封建時代,和尚與戲子、娼妓、乞丐並列,地位非常低;很多小說裡,也常有「賊禿」、「笨和尚」之譏。他們根本沒有社會地位。

許理和教授(Dr. Erik Zucher)小檔案[圖表]。(鄭元慶)
儒家勢力,左右外來思想
我可以再舉個例子:一個中國人的長輩過世了,晚輩在請和尚來念經時,可能會理所當然地先談妥價錢,甚至討價還價。這和打電話找水電工人修水管差不多。
所以宗教對中國人來說,通常只有在涉及葬禮、和與國家有關時,才顯得重要。比方說皇帝主持祭天,是一個很大的儀典,這在西方是絕無僅有的事。西方的皇帝或國王跟別人一樣虔誠地進教堂。
問:我相信中、西方對宗教的概念的確截然不同,是不是這個原因,使得明末基督教在中國的傳佈,不比佛教在中國的影響力來得大?
答:這個問題的影響因素很多。以社會背景來說,唐代社會風氣比較開放,而儒家在當時的影響力,只及於少數菁英分子,一般老百姓還沒有受到波及。但到了明末,整個社會教育系統已經被儒家定型,就算一個鄉下小村莊,年輕人也必讀四書五經。在儒家文化濃重的籠罩下,是很不容易再吸收外來思想的。到了清代,思想更是定於一尊。或許是因為那時中國受到很多外來侵略他們顯得更害怕接受新事物。
問:所以儒家的影響力的大小,才是決定性的因素?
答:是的,這個很重要。
佛、道是強勁對手
問:那麼道教在中國吸收外來思想的過程中,又扮演什麼角色?
答:道教向被認為是中國傳統的東西。所以他們總是強調「佛教是舶來品」的觀念。因此,直到明、清時代,一般人仍然視佛教為外來思想。我們可以說佛、道兩教一直是強勁對手。道教說佛教是番邦夷貨,佛教反斥:「胡說!你難道不知道老子就是佛在中國的現身嗎?」事實上,道教和儒教一直與佛教對立的。
問:在儒、道兩家的對立下,佛教如何在中國傳佈?
答:所以他們必須適應和改變。比方說,家庭制度是非常儒家的東西,而佛教講「出家」,這是絕對的衝突。於是佛教也作了些讓步,在葬禮中,作「水陸」的和尚可以被請到家裡來坐。從這些小地方,你可以發現佛教已經被巧妙地融入了家庭制度。
問:印度佛教完全沒有這些嗎?
答:沒有。這是典型的中國佛教。
問:那麼,所謂的「在家居士」也是「中式」佛教的產物?
答:是的。在印度佛教中,你必須拒絕整個世界。但在中國佛教裡,尤其禪宗,你可以接納世界、生活其中,仍然有機會悟道成佛。
且把城隍當「天使」
問:有了佛教中國化的前例,基督教在明末的傳佈,為什麼不運用這樣的經驗?
答:其實他們也試過。比方說,針對祭祖一事,他們說:好吧,只要不太迷信,你們可以榮耀先祖,不過這只是禮貌上的追思。此外,過去中國縣太爺必須祭「城」,如果教會不准,他甚至會丟官。傳教士為了想說服他們皈依,就說:也行,你就把城隍當作一種守護天使好了。就像天使長聖米迦勒(St. Michael)一樣。可惜這些因應當地文化所做的解釋和讓步,後來都被羅馬教廷禁止了。因為教皇說:不成。
問:那大約是什麼時候?在那裡?
答:是十七世紀,一六三○年左右。在福建。不過後來傳教士又試著從中國古書裡找適合的理論,設法說服中國學者信教。比方說「天」、「上帝」這些字眼都經常在詩經、書經裡出現,他們乾脆將God翻譯成天或上帝,讓中國人容易接受。不過,這又被羅馬教廷禁止了。
問:聽起來這些早期的傳教士遍讀經書,可稱得上是第一代「漢學家」嘍?
答:可以這麼說。可惜他們夾在儒家勢力和羅馬教廷之間兩面為難,傳教工作很難推展。
康熙趕走了教廷大使
問:後來他們怎麼辦?
答:基督教在雍正年間被清廷正式禁止。傳教士無法公開傳教,所以我們不確知當時究竟有多少教士或信徒。這個情況一直持續到鴉片戰爭之後,外國教士才再度能夠自由傳教。因此,我們可以說康、雍、乾時代直到鴉片戰爭,是基督教在中國的低潮期。這期間教士無法自由旅行,只有少數傳教士在宮廷裡以「外國專家」的身分出現。他們在宮裡製造自鳴鐘、設計西式庭園、充當翻譯員,像有名的畫家郎世寧,就是義大利籍的傳教士。
這與佛教初期的傳佈有很明顯的不同,佛教在低階層中十分普及,而耶穌會教士則由層峰下手。
問:在一般印象中,西方傳教士總是在窮鄉僻壤做慈善工作兼佈道,這是後來的做法嗎?
答:是的。當時的教廷政策是進入領導階層,包括文人學者、官員大臣,甚至皇族、太監,並沒有普及到一般大眾。
問:既然由層峰下手,後來又為什麼遭到禁令?
答:那是因為後來羅馬做了一件大大的錯事。他們派了一位教廷大使到中國,想要遊說康熙皇帝。中國皇帝聽了當然很生氣:好傢伙,你來告訴我該怎麼做?!他認為教廷是在干涉中國內政,於是把他趕了回去,從此關係惡化。這件事對後來耶穌會的傳教,傷害非常大。
宋代以降,理性當道
問:其實在宗教問題上游說皇帝,唐代的韓愈也做過……
答:那不一樣,韓愈是個中國大臣,後來也被流放了;更何況一個來自義大利的外國人,去告訴中國皇帝該怎麼做,這是非常不敬的事。
韓愈諫迎佛骨代表的是儒家的反對勢力。這種反對勢力自宋、明以降更趨明顯,儒家再度強化,朱熹、范仲淹,以及後來的新儒家,都非常反佛教。佛教徒多半存在貧苦的下階層裡,高階層則是儒家的信徒。
我們可以發現,唐代出過許多偉大的佛學大師,明清就沒有。此外,所有的手卷、經文釋義,幾乎都是出自宋代以前,此後就逐漸走下坡。總的來說,宋以後的中國,理性更強、宗教性較弱。同時道教在宋以後也大不如前,而成為一般民間信仰,十分世俗化了。
問:所以造成了基督教傳佈的不利環境?除此之外,會不會是佛教本身的特質比基督教融合性大,不像基督教那麼排斥異端?最近有一位年輕的美國學者寫了一本書,說佛教百年來在美國已經形成了美式佛教。
答:事實上,美國的佛教主要來自日本,你知道,就是那個迷人的「禪」。特別在加州,他們稱做「西岸佛教」;這其實是種東方遊戲,不那麼嚴肅的。
時代在變,潮流在變
問:所以我們不能說是因為佛教本身的特質,較容易與不同文化融合?
答:這很難說,有些東西隨著環境、時間不得不改變。比方說,現在佛教有許多做法是由基督教得來的靈感。在台灣,有些尼姑清修,也有些尼姑在醫院當護士,這在佛教理論中不見得出現,只是佛教徒引進了這樣的做法。而日本人也融合了佛教和神道,有時甚至出現頗為危險的政治極右派。
今天的基督教也是一樣,教會給予的彈性較大,各種不同民族特色的教會出現了,在墨西哥或非洲,你可以看到非基督教的部落習俗,與基督教色彩並存。
事實上,基督教本身在中古初期也吸納了很多異教觀念和倫理,比方說耶誕節、耶誕樹、耶誕老人……等等,都是異教東西。此外,各種聖節、習俗,甚至聖徒都是非常古老的神祇。
十六世紀基督教還出現了一個清教運動,叫做Counter Reformation,此後比較嚴格。到了最近十五、廿年,基督教會顯得彈性更大。不過,對中國大陸而言,我不會這麼說。中國大陸的教會,至今使用拉丁文作彌撒,比歐洲更老式。
耶穌寫英文,錯誤百出?
我可以再告訴你一件有趣的事,發生在台灣。我的一位巴黎朋友曾在台灣學做道士,他見過一位「乩童」會用英文在沙上寫字,而且說那是耶穌、瑪利亞,或神的意思,他建議你可以買什麼東西、要孝順父親……等等。可是他的英文錯誤百出,我的朋友於是問他:「上帝無所不能,祂當然懂英文,但是你怎麼解釋這些錯誤?」那位乩童聽了回答說:「噢!那是為了方便啊,神為了親近老百姓,故意降低了層次來跟大家溝通。」真聰明!
問:由唐代的佛教和明末基督教在中國傳教過程來看,基督教的影響力似乎小得多;不過就文化上來看,佛教傳到中國,顯然豐富壯大了中國文化,但明清基督教的來臨,卻似乎帶來了此後文化自信上的懷疑?
答:比較起來基督教傳教的影響的確非常小。你看,佛教在唐代是個大規模的運動,中國同時也和中亞、新疆有龐大的生意。但明末恐怕只有卅、四十個耶穌會教士在中國,不足以改變中國。
直到十九世紀,隨著自由貿易的要求,外國勢力才隨著商業力量迫使中國開放通商而擴大,傳教衝突不時夾在其中,問題層出不窮。所以,應該說是商業力量改變了中國,宗教只能說是副作用。
再寫一本大書
問:您的許多著作至今影響深遠,最近有沒有寫新書,或有其它計畫?
答:最近沒有寫什麼新書,漢學院的行政工作太忙;而推廣「視覺教學」是我目前最重要的事,不過再過幾年我就可以退休了。
問:退休意味著什麼呢?
答:哈,哈!這是說你將要停止工作、失業,變成一個退休公民;你結束啦!
問:那麼您就有時間寫書了?
答:是的,我會花個幾年寫一本有關中國佛教的大部頭書。當然,也會多寫些文章。
問:然後呢?
答:然後我就很老啦!然後我就成了一個老天真,開始釣魚去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