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時代的邊上，寫在時代的中心──陸鏗回憶與懺悔錄

文‧李金銓（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教授）

1997 9月

書名：陸鏗回憶與懺悔錄編者：陸鏗出版公司：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售價：450元。

一、

錢鍾書先生寫過一本很有意思的小書，《寫在人生邊上》，冷眼看透人間世情，出筆辛辣而幽默。陸鏗先生剛剛出版《陸鏗回憶與懺悔錄》（下稱「陸著」），厚達六百多頁，橫跨五十餘載，豐富的感情和熱力躍然紙上，讀者很難不感受到他的震撼，這本書算是寫在時代的邊上吧。正如卜少夫先生說的，新聞記者一生記事是歷史長河中必不可少的浮沉泡沫，是歷史的一部分，「也反映了時代，是那個時代不可缺少的見證」(1)。

形容陸著是歷史「浮沉的泡沫」，尤其是出自陸鏗的兄弟卜少夫之口，原也沒有甚麼不敬。逝者皆如斯，擾攘眾生有多少人能夠留下一片雪泥鴻爪？何況陸鏗這五十多年來不斷捕捉新聞，製造新聞，而且更不斷捲入國共鬥爭最高層的風暴，其人其事當然傳奇。他的回憶錄不但寫在時代的邊上，有時候更是寫在時代的中心點上。

司馬文武說得對，國共鬥爭聯手夾殺了獨立自由記者的生存空間(2)。展讀《陸鏗回憶與懺悔錄》、《柏楊回憶錄》、《未帶地圖的旅人──蕭乾回憶錄》和《劉賓雁回憶錄》，我們欲哭無淚，簡直從紙背裡嗅到專制政權劊子手的腐朽惡臭。統治者蹂躪人權，壓制新聞自由，血跡斑斑，後代人也許可以宗教情懷寬恕其愚妄，但絕對不能輕易忘記歷史的教訓。他們四個人記錄的遭遇異中有同：左右專制政權磨滅自由心靈，愚弄人民，個人在時代潮流的衝擊下何其無奈，但獨立人格卻能在特定的時空下創造歷史的浪花。

我始終以為人師比經師更能陶冶記者的風骨與膽識。從前讀外國報業史的書籍，例如《紐約時報一百年》（何毓衡譯），心嚮往之，只是總以隔了一層文化藩籬為憾。如今總算開始有中國記者撰寫他們自己的血淚史。這四本回憶錄拍攝了人與時代的交光互影，反映六十年來兩岸記者在專政鐵輪下苟活的一鱗半爪，應該鄭重推荐給目前和未來的新聞工作者細讀。

蕭乾先生為人平和溫煦，他的回憶錄生動細膩，卻留下一處敗筆：當年他決定拋棄海外一切，奔回去追隨新中國，為此吃盡了幾十年苦頭，甚至奪筆二十年，怎料他在書末一章忙著解釋如何無怨無悔。我們完全尊重個人的抉擇與感受，但是給他這麼一表白，豈不令人詫異整本書想傳達甚麼訊息，而前面各章又何必如訴如泣？坦白說，深刻探索專政的根源方為重點，個人的怨悔何足讓讀者掛齒？就此，我個人比較喜歡柏楊的態度──可以原諒當年刑求他的特務，卻務必把國民黨那個邪惡的戒嚴體制揪出來診斷。

一般中國文人的通病是自大又自憐，諱疾忌醫，息事寧人，內心深處不願意揭自己或社會的疤，因此回憶錄常為尊者諱，為自己諱，覺得往事不可追，待之如過眼雲煙算了。於個人，這容或是不念舊惡的美德；對歷史，這不啻是逃避責任的行為。這種回憶錄讀起來當然不真不實，不感人。在公是公非的面前，小事猶可馬虎，大節萬萬不許糊塗。陸著幸無此虛矯之弊。

一九八五年，陸鏗訪問胡耀邦於中南海，磊落可愛的胡氏為共產黨在歷史上欠陸鏗一筆債而道歉，陸鏗為人坦蕩蕩，有時大而化之，竟回答說大時代個人的災難不算甚麼。這本回憶錄「在可能範圍內」大致實事求是，而且多彩多姿。幸虧他沒有畫蛇添足，要是他穿插了廉價而錯誤的「豁達」，至少在我的天平上，全書可能就會黯然失色。這樣批評似乎苛刻了一點，但我們想知道的，的確不光是蕭乾、柏楊、劉賓雁或陸鏗的個人遭遇，而是他們所代表的千千萬萬人的時代遭遇。人們如果老是拒絕吸取歷史的教訓，哪天重蹈覆轍，也是罪有應得的了。

我說「在可能的範圍內」，是指陸鏗全憑他驚人的記憶力寫作，不像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有日記或第一手資料為基礎。走過這五十多年的彎曲路，當事人多已作古，求證無門，陸著在潛意識裡包含多少「選擇性的記憶」，哪些事情給時間之網沖刷得更美或更醜，恐怕連作者和讀者都無法確知。對於從剃刀邊緣活過來的老記者而言，縱然這是無可避免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我們還是衷心感謝陸鏗搶救歷史的苦心。他那為爭取新聞自由的坎坷一生，周旋於權勢人物縱橫捭闔的一生，頂天立地的一生，既寫在時代的邊上，也寫在時代的中心，實在值得包括我在內的後來者所效法，所深思。

二、

話說六十年代末，我在台灣讀大學時，陸鏗在昆明再度入獄尚未獲釋──他因言賈禍，響應了毛主席的偉大號召而大鳴大放，其中一條是要求准許民間辦報同共產黨打擂台，以致成為「向黨猖狂進攻」的右派分子。外間對他的生死下落完全未明。我的兩位老師贊嘆平生沒遇見比陸鏗能幹的採訪主任，但格於形勢，他們語焉不詳，也不敢多說。後來，我偷偷到圖書館翻閱「新聞天地」，看到卜少夫寫的〈陸鏗其人〉，然後又見有陸鏗致卜少夫和丁中江的信，以及卜少夫「大義滅親」的聲明。事隔三十年，如今捧讀陸著，回憶對照，後面這些信件往來當在一九五六年左右，也就是陸鏗坐完第一次牢出來，在雲南省當政協委員，自稱「為中共統戰作吹鼓手」而鼓吹「國共第三次合作」的時候(3)。

一九七八年我開始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有一天不意在「南華早報」看到陸鏗從大陸來港的簡略報道，心頭不禁一凜。後來同他見面，就像許多初見他的人，懷疑眼前這位生龍活虎的人物，嘻嘻哈哈，聲宏氣大，跟我們晚輩一見如故，了無代溝，哪像是差一點給蔣介石砍頭、而真正給共產黨在監牢裡折磨過二十二年的衰相？

之後，居然有幸和他同事。他神采飛揚地追述當年往事，聽者無不動容。後來他和胡菊人辦「百姓」雜誌，在紐約辦「華語快報」，一手報道，一手評論；一九八五年訪問胡耀邦，彼此唇槍舌劍，成為胡下台的三大罪狀之一；「天安門事件」以後，又義助許家屯出走美國，使自己上了大陸的黑名單；反正陸鏗無論做甚麼事都轟轟烈烈，此乃後話，書中也有詳細的交代。陸鏗在這本書中既回憶又懺悔，回憶為公，懺悔為己。他對新聞從一而終，對感情逐水草而居，恰是鮮明的對比。我只敢觸及書中有關回憶新聞工作的部分，至於男女私情的懺悔，則最好保留給陸鏗、他的女人們和他的上帝。

將近二十年來，不論在美國、香港或台灣，我忝列陸鏗眾多的忘年交之一。他的故事我在不同的場合已經聽過許多遍，如今展讀回憶錄，雖然還是神采動人，畢竟來得太遲，當然遲來總是比不來好。台灣解除戒嚴，開放報禁，十年於玆，陸鏗當年所面對的蔣氏專制政權如今安在哉？就怕比我還年輕的讀者，因為沒有白色恐怖的記憶，而將本書當作等閑的掌故看。殊不知沒有前人種樹，豈有後人乘涼？新聞自由靠著許多人前仆後繼的爭取，得之艱難，所以必須戒慎恐懼地加以維護。對台灣如此，對大陸、對香港何嘗不是這樣？

本書如果早怳限茼~頭問世，會是甚麼光景？第一，應當會為台灣黨外的民主運動燃點火苗，並與雷震、殷海光「自由中國」以降綿延不斷的自由主義精神先後輝映。但果真如此，陸鏗和國民黨政權的恩怨就愈扯愈不清，更遑論把書在台北出版了。第二，陸鏗可能訪問不到胡耀邦，胡耀邦下台的命運不會因此改寫，但他率真的性格和談話就不會有這麼好的記錄了。

話說回來，七十年代末，陸鏗一離開大陸，就奮不顧身跳入新聞工作的漩渦，爭分奪秒，彷彿一股勁要搶回在獄中虛度的二十二個寒暑，根本無心照顧回憶錄這些不急之物。當時，他雖然痛斥毛澤東的獨裁，卻偶然還有口無心地唱「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的調子──當然，只要提得出堅實的論據，社會主義未必不優越。假如陸鏗搶在其他人之先，在林林總總的文革故事還沒有泛濫成災之前，他的回憶錄在國際市場上一定會更轟動，但他的思想相信沒有現在這麼解放。世間事也許就是這樣，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三、

陸鏗畢生以新聞事業為職志，他是個甚麼樣的記者？世界上很少人像他以新聞為第一生命，他時時不忘交朋友，處處佈置線索；在獄中竟千方百計追查雲南易幟的來龍去脈，在死亡線上還在想「萬人爭看殺陸鏗」的新聞標題。胡菊人稱他為「老虎記者」，司馬文武說他是「永遠奔馳中的野馬」，唐德剛讚美他是個敬業精神天下第一的草莽英雄，徐東濱則譽其威武不能屈。陸鏗自稱是個「自由主義者」，或是「民主個人主義者」(4)。我認為陸鏗首先是個受到孟子浩然之氣薰陶的素樸儒家，其次才是素樸自由主義者，當然其間的聯繫尚待更細緻的學術分疏。陸鏗這股剛氣不必來自書本，他自承受于右任的鼓舞至深，要以報紙作為「新生力量向腐朽勢力挑戰」，破舊立新，為民請命(5)。

陸鏗少年得意，未滿三怴A即出任首都南京「中央日報」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一九四七年，任內在黨報拔虎鬚，揭發孔宋貪污案，轟動國內外，觸怒蔣介石。蔣下令追查新聞來源，陸鏗堅不吐露，又以調虎離山之計保護屬下記者。面對蔣的召見逼問，更慷慨陳詞，說大人而藐之，乃至軟化當朝的態度，儼然有國士勸諫之風。這是一般腐儒所不能及的，也開創了新聞史上真正光輝的一頁。（按：消息來源保密諒是西方自由主義傳來的規範，不是固有的文化。蔣介石對陸鏗的不殺之德，固然有賴國際因素的考慮，但誠如當年民主人士儲安平說的，跟國民黨爭新聞自由是「多少」的問題，等到共產黨一日得天下，可就剩下「有無」的問題了。儲後來果然因為罵共產黨「黨天下」而惡死。要是陸鏗碰到毛澤東，能全身而退嗎？）

我有一次問「人民日報」的老社長胡績偉先生，他年輕投奔延安搞革命，一輩子在黨報的範圍裡思考問題，晚年的民主思想從何而來？他笑道，作為一個素樸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知道黨和國家必須對人民好，如此而已。可見只要好民之所好，惡民之所惡，民主這東西即使沒有甚麼深厚的理論素養，還是可以從生活實踐上體會出來的。陸鏗和胡績偉，一右一左，殊途同歸，居然在「民本」的問題上相遇了。

陸鏗所經歷的新聞生涯當非本文所能概述，但他最特出的註冊商標就是坐牢。他一生除了當記者，就是坐牢，彼此交替不已，彷彿樂此不疲。他幾乎遭國民黨殺身之禍在先，又投身共產黨的監牢凡二十二年在後；出獄，一到海外，好比程咬金聞到泥土的味道立刻復活過來，旋踵間各種言論出擊，又分別上了台灣和大陸的黑名單，自云「可謂百年難逢之異數」(6)。他既做過兩邊的階下囚，又做過兩邊的座上客，其實到頭來還是孑然一介特立獨行的記者。他引張季鸞的話：「記者不坐牢，不是好記者」，又引成舍我的話：「面對牢獄之災，才能表現錚錚鐵骨」(7)。在不畏懼強權上面，陸鏗和自由主義者殷海光是異曲同工的。

但願這些歌頌坐牢的話，只是自我解嘲。環顧世界上政治清明的國家，好記者根本不必坐牢。中國政治原來已經不上軌道，以前的社會結構簡單，分工又粗，新聞附麗於政治的邊緣，缺乏獨立自主的生命；加上陸鏗自己稟賦「愛管閑事」和「自以為是」的英雄個性(8)，天不怕，地不怕，於是脫離不了玩政治之火的宿命。介入政治，既危險，又易為人所利用，足為殷鑒。例如他接洽胡適出馬競選總統，殊不知中了蔣介石為了黨內鬥爭所設的圈套。他同閻錫山建立密切的情誼，正負效果相抵，一九四八年閻在廣州拯救陸鏗於國民黨的牢獄之災（罪因是他在「天地新聞日報」正確預測共軍渡長江的地點），翌年陸鏗回昆明接眷，卻被共產黨誤會身負閻所交代的政治任務，幾乎為此喪命。威武也許不能使陸鏗屈膝，他卻可以動之以情。他重情義，以致在許家屯出走的事件上模糊了新聞與政治之間的界限。這些做法似乎都逸出新聞記者的常軌。

新聞與政治應該保持多少距離是門藝術，本無定論。原則上，要近得令新聞人物信任，可以採訪到獨家消息，但也要遠得冷靜超然，獨來獨往。不管如何，黏得太緊總是不好。經歷這許多風浪和橫逆之後，陸鏗作了總結：「新聞是新聞，政治是政治，不要陷入政治的泥坑」(9)，違反這個原則的人重者喪生，輕者敗名，聞者足戒。一九七六年，我有機會訪問剛卸任的美國總統褔特，問他對白宮記者的窮追猛打有何感想，他說：「我知道他們有他們的事要做，希望他們也知道我有我的事要做，彼此互相尊重。」角色分明，權利與義務確定，這才是政治與新聞的安全距離和正常關係。

四、

陸鏗的苦難反映中國的苦難，他身處的時代是中國報人從純粹論政過渡到半專業化的時代。

在世紀之交，早兩三代的文人，他們以報紙作為啟迪民智和救亡圖存的工具，評論國是，針砭時局，動員群眾。報導信息反居次要。其中之佼佼者，如王韜，如康有為、梁啟超，如孫中山，無不以天下為己任，博學多聞，多才多藝，簡直是文藝復興式的士人。現在再也找不到那種縱貫橫通、崇山峻嶺式的方面人物，那個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及至二怴B三十年代，中國報業觀念受到西方的影響，新聞的分量愈來愈重，開始發展出一套相當成熟的新聞理念，尤其是「大公報」提出「不黨，不私，不盲，不賣」的原則，竟與西方報業追求新聞客觀、言論獨立的意識互通。從蕭乾的記敘可以看到「大公報」如何比同業更努力開拓新聞的領域。張季鸞以「不求權，不求利，不求名」自勉。中共罵該報對國民黨「小罵大幫忙」，其實它一直是左右受敵的。當時中國工商蕭條，社會單元，交通不便，「大公報」的銷路有限，但它的歷史地位始終無有出其右者，老報人如徐鑄成和蕭乾數十年後仍對它懷念不已，豈是偶然？

陸鏗進入新聞圈那個時候，不論中外，記者的社會地位都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低低在下的。甚至三十年前，台灣民間尚以「文丐」狀之，名門世家子弟不為也。說來叫人汗顏，中國新聞史的研究至今一片荒蕪，使我們無法全面暸解中國記者的出身、意識、階級和社會流動。但我們知道，新聞工作看本事，不重學歷，只要有本事不怕沒出頭，何況新聞事業滿足一些理想青年的浪漫情懷，所以它一向是有志的困苦青年參與社會、改善生活的捷徑。蕭乾和陸鏗的例子說明：走投無路時，投奔新聞的道路，未始沒有一片馳騁的天地。

在彼方，「紐約時報」幽默專欄作家Russell Baker調侃自己說：「一九四七年（入行時），做報紙的準輸定。夢想賺大錢、討富婆的男人幹醫、法、商或工去了。像我這樣沒本事做賺大錢的工作，可以進研究所當教授；教授賺錢少，但社會給他們蓋的圖章不錯。對比之下，報人占據社會的底位，好人家才不讓女兒嫁他們。他們被看作一群喝爛酒、講髒話、不修邊幅、衣服發臭、負債累累、不受歡迎的流浪漢。」(10)。Peter Rand 在刻劃《中國通》記者時說：「本世紀初期中國所吸引的美國人，如非適應社會不良者，至少可說是孤獨者和做夢者。其中很多有名的怪人就是記者，這就不足為奇了，因為新聞這行業向來吸引不同流俗的人。」(11)美國新聞界也是在過去幾十年逐漸走向專業化的道路。

前後數十年，說來諷刺，中國新聞自由最充分的時期是軍閥割據，最寬鬆的地方是三不管地帶的租界和殖民地。可惜「大公報」的自由獨立精神後來非特沒有繼續發揚光大，反而隨著時局的阢隉動盪而異化，報紙又先後給國共兩黨化為喉舌了。一般論政者往往像在寫策論，向上諫言，名義上是為民喉舌，為生民立命，其實是憑借儒家一些簡單的道德觀念臧否人事。就算他們來自下層的農村社會，他們改變了階級屬性以後，未必聽得見其所來自的社會在嘶號。他們實在沒有暢通的管道探求民隱。

四十年代末，政權變天的前夕，陸鏗他們那一批青年在南京「中央日報」，居然可以走「先日報，後中央」的路線，在勁敵中迅速建立新聞報導的權威地位，現在回頭看都覺得不可思議。蔣介石在大陸雖無力全面專政，但他在處順境的時候還能容忍一些逆耳之言，至少沒有趕盡殺絕；當時有許多親共報刊屢封屢出，例如從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九年，胡績偉在成都辦了怞艇Z物，查封一次辦一次，只要換個名登記，連內容欄目都不必變。可是一旦蔣介石處於逆境，則企圖以鐵腕全面緊縮言論。初退台灣，蔣尚未統攬權力，「中央日報」仍勇猛可觀，每遭當局以「黨報不像黨報」為斥。後來，淪為「有中央，無日報」，那張報紙乃江河日下，以至於名存實亡。國民黨撤到台灣，退無死所，自四九年起至八七年期間，它對新聞的壓制比在大陸有過之無不及。而國民黨的殘暴比共產黨又是小巫見大巫。陸鏗的回憶錄在一定的程度提供了見證，也描繪了怳懂d慘的側影。

如今，港台的媒介拜賜於自由的政治環境，發達的經濟基礎，多元開放的社會結構，打破傳統森嚴權威秩序的枷鎖，終於有條件孕育自由獨立的新聞體系了。現在記者是受薪的中產階級，訓練完整，生活安定，地位提高，他們不必看權貴的臉色討生活，也不必人人虛妄得要以天下為己任，更要緊的倒是做好專業分內的工作，讓大家在自由競爭的市場上一決勝負。市場不必萬能，但利之所在，讀者為大，記者的眼光必須常常看下，不是一味只看上。我不是說傳統中國文人論政一無是處，或是專業分工一定比較進步；其實，專業化也有窄化、工具化、技術化的危險，何況市場壟斷愈來愈抹煞異見，這些問題牽涉非常廣，我目前不敢妄斷。社會分工愈細密，專業化是必走之路，大勢所趨，無可抗拒，問題是如何結合傳統士大夫的抱負與現代專業精神。這是百年來未有的最好契機，萬勿錯過。

五、

我借題發揮這許多，最後是回到書本身的時候了。陸鏗的朋友們說他粗中有細。在他細一點的時候，寫作材料豐富，宏觀微觀交叉並舉。例如他在蔣介石面前陳詞那一章，就把整個時代氣氛烘托得極為出色，栩栩如生。在他不是那麼細的時候，斧鑿之痕便昭然。例如，「中央日報」總編輯李荊蓀是個怎麼樣的人，他處理新聞持甚麼態度、經過甚麼掙扎，他怎麼捲入權勢場域的龍爭虎鬥（為甚麼找他做替罪羔羊？），他怎麼被迫害，心境如何（他沉痛地說這是上世的業報，不許家人探監），儘管坊間已有若干零星的記載，他的患難弟兄陸鏗應該可以寫得更好，但這一段記敘反失之平面化。陸鏗提到「新聞天地」弟兄之間的歧見(12)，以及反右到文革之間的獄中生活，都沒有交代。至於書中描寫大陸獄中的性生活和蔣緯國夫人的猝死，除了與全書的脈絡格格不入，也未免為了嘩眾取寵而嫌草率。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意義」的問題：拜讀這六百頁以後，除了知道有趣的掌故以供談資以外，讀者得到甚麼啟發？請原諒我吹毛求疵，我覺得陸鏗通篇講出了很多現象，可惜對其深層意義似乎解釋不夠。陸鏗不是沒有這個識見，可能志不在此。他寫過一篇學術論文，分析蔣介石和毛澤東對新聞的控制，實發人之所未發。我很想進一步知道，從這麼多敘述中，他如何看這幾十年來中國新聞界的起伏變化，記者如何在大變局裡保持自我而不隨波逐流，他同時代的記者在泰山壓頂之下如何反映民之所好，新聞界如何與權勢建立合理的關係，海外媒介（包括港台和北美）對中國的民主進程有何貢獻。許家屯說陸鏗「批毛不批鄧」，我覺得陸鏗對人太有興趣，有時候會低估表面看不到的結構因素。

蕭乾特別推崇陸鏗在訪問胡耀邦時所用的「逆勢法」：彬彬有禮，然後用冷箭射出一些尖銳的問題，逼得對方無處可躲(13)。司馬文武也說陸鏗讓人先跑野馬，再想辦法把他拉回來，對方就不由自主講了許多會後悔的話(14)。我很同意他們的評價，覺得陸鏗訪問胡耀邦不讓意大利記者法拉奇訪問鄧小平專美。可惜陸鏗沒有在書中分析這個技巧，我們只能把這個訪問當作原始素材，不能聽他現身說法，這對新聞後進毋寧是一大損失。至於陸鏗的訪問捲入胡耀邦的失勢，則是中共最高層權力「內部鬥爭的外在化」，找藉口而已。

總之，這是「中國第一記者」寫的有血有淚有骨有肉的歷史記錄。我常想，中國記者有誰像陸鏗闖過這麼多江湖、惹過這麼多禍，有誰比他更敢批逆鱗，有誰吃的苦頭比他多，有誰比他更富爭議，有誰在他這把年紀還站在新聞的第一線上？答案是沒有，沒有。我想如果他當年不自投共產黨的羅網，如果他不吃二十二年免費的牢飯，如果中共沒有把他當統戰對象放出來，如果胡耀邦不因他是統戰對象而接受他訪問，如果他不跟海外左中右獨的三教九流各路人馬來往，這隻老虎記者會變成甚麼？這一連串的「如果」只能臆測，當然不會有答案。這隻森林裡的老虎被關在柵欄裡寫了這本回憶錄，我們同情之餘，也向他致敬。

附註：

(1)：《陸鏗回憶與懺悔錄》頁623

(2)：同上頁6

(3)：同上頁339

(4)：同上頁519

(5)：同上頁41

(6)：同上頁1

(7)：同上頁230

(8)：同上頁153

(9)：同上頁213

(10)：Growing Up, 1989, p.57

(11)：China Hands, 1995, p.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