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年「紅樓」捷克「夢」——專訪布拉格漢學家奧．克拉兒

和其他留在大學多年，西裝革履、「黨氣」十足的教授大不相同，克拉兒一襲風衣，滿頭亂發，滄桑的形影中，卻有一雙充滿智慧與熱情的眼眸。在見到他之前，從能蒐集到的有限資料中，只知道他是諸多捷克漢學家中翻譯紅樓夢的一位，直到見了面，才曉得他有這麼傳奇的過去，及不遜於西方漢學大儒的研究成果。訪談過程是在挖到寶藏般的微微興奮中進行的。

問：能否先談些您參加「布拉格之春」的故事？這件事對您的學術生涯造成怎樣的影響？

答：我的文學研究、教書生涯，及包括翻譯在內的文化工作，就是從「布拉格之春」發端階段開始的。

那是六○年代一次盛大的捷克現代文化復興運動，卻被粗暴地摧殘了。之後整整廿年，都被黑暗所籠罩。我的朋友們——包括學者、詩人及一些實際籌劃「布拉格之春」的人——有的逃亡國外；有的在殘酷的生存條件下，在社會的角落備受煎熬；還有的被捕入獄。我則首先被查理大學禁止授課，之後就被開除了。

幸而布拉格民族博物館收容了我，讓我在東方藝術分館工作。那是布拉格城外一個偏僻的地方，我本以為只是臨時的避難所，沒想到一工作就是廿年。

這是克拉兒的書法作品。上圖寫的是「一」，下圖是「陽」，創意十足。

在這個避難所，我總是帶著感激之情來回地忙著。若沒有那些人對我伸出援手，我可能會和我的朋友遭遇相同——像歷史學家謝基維一樣去擦洗窗戶；或像今天已和我同樣回到查理大學教書的文學史專家勃拉自茨一樣去燒鍋爐；也可能和文學批評家，今天的國家科學院主任院士契爾文卡相同，在建築公司當圖書館員；或是像文學批評家，最近剛恢復職位的「文學報」總編輯卡爾佛伊克，遍行於鄉村之間，當個測水員。

在民族展覽館的工作，既沒有把我從體力上累垮，又有著相當的文化意義。逐漸地，我在那兒舉辦一些中國美術、書法和版畫的展覽。其他朋友也為我從國外弄來了書籍、材料，使我能繼續從事中國文學研究及古典文學作品的翻譯工作。

由於我從一九七○年起，就被禁止發表作品，所以長期以來我的作品要麼根本沒發表，要麼就掛別人的名字。當時我繼續翻譯紅樓夢，這是一項極其艱苦的工作，因為被孤立，與人的往來都受到國家警察嚴密監視，不但去中國訪問不可能，連朋友為我設法蒐集的參考資料都不容易取得。

然而我「落魄者」的境遇也未嘗沒有好處，假如我在研究領域或大學繼續教書的話，就不可能這樣潛心翻譯。

在那種看來一切都失去的時候，翻譯這部天才的鉅著使我找到了隱避所和安慰。請不要以為我狂妄，如果我講那是個「捷克夢」，是有那麼點意味著兩個時空上相距十分遙遠，靈魂和處境卻又十分相近的落魄者——只是一位生活於十八世紀的北平，另一個生活於廿世紀的布拉格——有著相互感應的心靈。在翻譯的過程中，我有時真擔心自己會發瘋。我相信，當年曹雪芹寫這部作品的心境也是如此。

絲絨革命後，克拉兒獲得平反，回到查理大學擔任遠東教研室主任。

問：您最早如何開始學習及研究漢學？

答：我在一九四九年進入布拉格的查理大學，最初想進比較文學系，拿到的入學許可卻是大不列顛學系，因為比較文學被視為「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的偽科學」而剛剛被取消，系主任瓦茨拉夫．契爾尼成了當時被批評得最尖銳的靶子。

經那時不列顛教研室主任介紹，我第一次和現代捷克漢學的創始人——布拉格漢學學派之父雅羅斯拉夫．布魯謝克見面。那時在查理大學，漢學系和其他擁有戰前傳統的系，像印度學、波斯學相比，是一門十分年輕的學科。很快地，中國文化和布魯謝克教授這個人物的吸引力，使我一年後就放棄了大不列顛學，如癡如醉地投入了漢學及遠東文化史的領域。

然而對比較文學，我卻從未完全忘情。我一直把自己對中國文化的學習，理解為對世界文化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學習，也是認識人類創造力及人類靈魂普遍規律的一種手段。

問：捷克「絲絨革命」之後，對您有何影響？聽說您會接任查理大學中文系主任，是嗎？

答：在所謂的「絲絨革命」之後，一下子全都變了。我被平反，回到查理大學，恢復了漢學與比較文學專業副教授的職位，並被選為遠東教研室主任和哲學院副院長。我的朋友們，以前擦窗戶的、燒鍋爐的、當圖書員的，也都在國家或科學研究領域擔任高階職務。

我不想去別的國家機構任職，只想留在大學為國家培養新一代的漢學家，幫助年輕人走向世界，吸取經驗，包括了解台灣的經驗。更重要的，我還要繼續做研究、翻譯。

紅樓夢被歐洲人視為「中國百科全書」，書中人物不知令多少古今中外的讀者癡迷。圖由左至右為清朝及民國各畫家筆下的平兒、香菱、黛玉、齡官，及跛道人、瘋僧。（鄭元慶）

問：請談談您翻譯的紅樓夢的特色。

答：每一部充滿詩畫美的文學作品，都不可能徹底圓滿地譯成另一種文字。因此，最終的、定案的譯作是不存在的，這一點無論是對一首小詩或小說鉅著都一樣。而紅樓夢，更是這樣一部詩歌性的抒情小說。

我當然以自己翻譯了這部中國最宏偉的長篇鉅作而自豪，因為這是第一批歐洲語言譯出來的完整中文作品之一。這樣的紅樓夢就連比我們大得多的民族，例如德國，也未曾擁有過。但這並不是說，再沒有人能譯出比我的翻譯更接近原作風格、文字上也更嚴謹的作品。

我認為每部翻譯，都是原作品的再創作，一首詩的翻譯仍是一首詩，而不只是對這首詩的解釋，這也是我譯紅樓夢的原則。從讀者的熱烈反應來看，我成功了。它成為暢銷書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正讓另一個文學世界的人們，帶著極大的興趣閱讀著，我還夫復何求？

問：您譯紅樓夢時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怎麼克服的？

答：歐洲人說紅樓夢是「中國百科全書」，因為中國文化、藝術的精髓，全都在這部偉大的小說中。我譯紅樓夢最大的困難不是辭彙上的問題，而是很多事情可能有更深的涵義，需要靠查閱大量辭典、註解才能了解。不過這種困難不是歐洲人才有，現代中國人看古典小說也可能遭遇。

對捷克讀者來說，最大的困難是書中人物的名字太多、關係太複雜，無法記得清楚。所以我用了一個方法：賈氏家族成員的名字採直接音譯，像寶玉、黛玉；僕人的名字則替換成一些捷克字彙，像襲人，我就翻譯成AROMA，捷文的意思就是「味道」。這樣比較能讓讀者記得人名，而且了解他們之間的社會關係。

克拉兒的最新譯作捷文版紅樓夢，一天之內就賣掉一萬三千套。

此外，紅樓夢中詩歌很多，每一首我都譯成捷文詩，不能譯成散文，這也是一大挑戰。因為捷克詩有豐富的傳統，六年前最有名的捷克詩人塞費爾特，還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讀者的鑑賞力很高。現在全本紅樓夢翻譯完成，我認為它應該算是捷克文學的一部分，否則就是譯得不夠好。

問：客觀來談，您這部紅樓夢譯本可能有什麼缺點？是否很難避免？

答：每個紅樓夢的譯者，對自己的作品都不乏不滿之情。如果不願意只將初版一再簡單地翻版，就會成為再版的校編者。當然我也在祈禱，但願能趕上自己譯作的再版，讓我有機會更細緻地檢視它，也把紅學研究的最新成果運用上去。但當前我們各出版部都處於激進的經濟改革時期，情況比較複雜，不知道何時才能再版。

問：紅樓夢之後，您未來有那些漢學研究計畫？

答：現在我又重新拿起了被禁止出版期間的作品——文心雕龍譯稿，及一篇關於文心雕龍的研究論文。我將它們交給一些漢學同行和美學家看，他們認為，文稿還未失去它的實用意義，所以我希望把它們拿到外國發表。

克拉兒曾許下一個誓願：要譯完中國三大社會小說。現在，紅樓夢、儒林外史譯本均已出版，就只剩金瓶梅了。

此外，當我還是一個年輕的漢學學者時，就發過一個誓願：把中國的三部長篇社會小說鉅著介紹到捷克文化中來。我已經譯了儒林外史、紅樓夢，只剩下金瓶梅了。現在完成這項計畫的一切工作已準備就緒，欠缺的「東風」就是時間了。

問：您說過對台灣很有興趣，想多了解一些，您想了解那方面的情形？為什麼？

答：我是屬於一九四九年以後的那一代漢學家。強行將台灣與我們的世界分開，侷限了我們的研究及生活。對於我們那個時代而言，一切來自台灣的東西都是來自魔鬼的，後來蘇聯與中共交惡，連來自中國大陸的東西都成了自魔鬼處來的。最近廿年來，實實在在的漢學研究轉入了地下，我們從沒有機會去台灣，儘管我很清楚台灣在保護中國文化方面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

〔圖片說明〕

P.125

歷經滄桑的克拉兒，曾因參加「布拉格之春」而被剝奪大學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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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克拉兒的書法作品。上圖寫的是「一」，下圖是「陽」，創意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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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絨革命後，克拉兒獲得平反，回到查理大學擔任遠東教研室主任。

P.128

紅樓夢被歐洲人視為「中國百科全書」，書中人物不知令多少古今中外的讀者痴迷。圖由左至右為清朝及民國各畫家筆下的平兒、香菱、黛玉、齡官，及跛道人、瘋僧。

P.128

克拉兒的最新譯作捷文版紅樓夢，一天之內就賣掉一萬三千套。

P.130

克拉兒曾許下一個誓願：要譯完中國三大社會小說。現在，紅樓夢、儒林外史譯本均已出版，就只剩金瓶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