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博士」請幫忙
我常有一種罪惡感,是不是新聞界一定要abuse(濫用)學者,什麼事都找學者說,有時學術界會抱怨,學者應花比較多時間在做學問上,而不是媒體上。當然這種狀況新聞界要負責,但很多狀態是新聞界需要找第三種聲音,說公平話的人。尤其是開放報禁後,媒體受到很多批評,說新聞界不宜在報紙上做過多評論;但當要求記者不做評論時,卻發生很大問題。我常希望設計一個電腦,名叫Dr.Superman,希望他隨時在截稿五分鐘提供適合刊登的、有創意的言論,但事實上,目前在供需失調上很嚴重。
馮小龍:廣播的特性是要求快、短、量多,不斷的播出,且儘量避免記者透過聲音去表達主觀的意見。基本上,廣播——尤其是新聞專業網,對學者的依賴性是相當高的。
廣播的效性比報紙要強,往往一個點子出來,幾分鐘內希望變成新聞播出去,但是這樣就會造成一個困難,突然接到電話就告訴受訪者要接受訪問,如此是否能思考出完整的答案,能否處理周全,都會造成問題。而且因為新聞講求短,講了十分鐘只剪成一分鐘,重點取捨也會有問題。
另外在廣播來說,還牽涉到電話錄音的問題,因為廣播需要聲音,常面臨一個兩難——究竟要不要跟訪者說我們要做電話錄音?有些學者很可能一說要錄音,就說我要準備一下,或是要去寫稿,或是原本可以侃侃而談卅分鐘的,最後只剩下三分鐘了,效果可能不是很好。
平光、聚光、哈哈鏡
李慶安:學者與媒體基本是「良性的、正面的」關係,這點應予以肯定。電視就好像一面鏡子呈現在學者面前,把你暴露給觀眾,而這面鏡子很可能不是「平光鏡」,而是「聚光鏡」,把你的精髓融合以後呈現出去。但它不是扭曲的鏡子,不是「哈哈鏡」,瘦變胖,胖變瘦,這面鏡子如何呈現學者的意見,媒體要負很大責任;而學者也有選擇要不要這面鏡子來呈現的權利,隨時可以拒絕。
為何媒體要找學者?為何學者在台灣媒體曝光率如此高?有幾點原因:政治運作在民主的常軌中,很多是檯面下的,執政當局不能談,媒體又不願讓反對黨單面批評的狀況下,就需學者來扮演平衡的角色。
尤其電視這種媒體一定要有人現身,若執政當局當事人不能談,就有相當大的空間需找學者出面。
徐佳士(政大新聞系教授,另行訪問):
在台灣,意見的製造者主要是政府、政黨、政治團體、學者,這與其他國家意見市場大多只是利益、壓力團體不同。
在台灣,意見製造變成學者工作的一部分,意見市場變成他們表現的舞台。
有些報紙專門找接近自己立場的學者講話,另外不同立場的報紙則找另一批,所以我們的「明星學者」有兩邊,分散在光譜的兩邊。
台灣報紙有「學者專欄」
我們意見市場中學者比較多,可能與文化中重視讀書人有關,中國的知識分子,要立德、立功又立言。而且比較起來,在台灣其他集團如企業、宗教、農業等團體發表意見比較慎重,他們雖然有各種組織,但不像西方社會能成一個Lobby(遊說)團體,在媒體上成為一種宣傳,因此有時學者也幫他們說話。這時他代表的不是學術界,是而是其他的勢力。
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只是發言,還要從政。而我們媒體很有意思,也定期提供這樣的空間讓讀書人發言,媒體專門為學者團體開闢一個專欄。如自立早報「澄社」論壇,自由時報有個「國策中心」專欄等。換句話說,學者在媒體也有自己的園地。這有它的傳統在,早期報業史上就有學者辦報,還有一段時期,報館還出錢請學者辦刊物。如聯合報以前有中國論壇(現已改版),那批學者與聯合報老闆的意識型態不完全相像,但報紙卻支持他們辦下去。此中可能另有隱秘的目的。
對立與共生
盧惠芬:接下來想請教各位學者,雖然大家都反對有預設立場,但這卻很難,一般媒體通常還是在某種立場下去訪問某學者。不知學者們在接受訪問時抱何種態度?
張茂桂:剛才說到學者希望在自由度比較大的情況下創造自己,但媒體希望在「聚光」狀態下。基本上先有此「對立」存在,儘管大家都說雙方的關係是善意、正面的,但媒體與學者都應該認識這個問題。
我認為預設立場來自二個部分:一是報紙對政治、經濟、社會的看法。另外是來自記者對專題的興趣、偏向等。從我的立場來說,我會想知道你做這題目的主要內容是些什麼,唯有如此,我才知道在這題材中我可以被公平的對待,要不然是冒險,說得不好聽是甘於「被玩弄」。
馬凱:剛聽了兩面的心聲有些感觸。站在學者這邊大部分都是願花時間、精力,願為社會服務的,但媒體這邊我看到很明顯的「在商言商」的立場,且甚至於把學者真正的苦心,轉移到市場價值了。我想將來如果有「對立」,這才是真正的問題。如果這種「對立」持續下去,學者會對媒體產生失望,可能最後不是愛恨關係,而是不願再被利用,最後媒體只能找到它們所創造出來的「御用學者」了。
未來仍需學者建言
盧惠芬:最後一個問題:放眼未來,學者會在媒體佔何種角色?
李慶安:如果剛剛講的那些檯面下的運作等原因愈來愈少,學者的曝光也就會愈來愈少。如在美國,國務院、白宮有與新聞界溝通的各種層次的管道,而且明白地說那些是off record,off-off record的,官方與媒體溝通的管道非常好,在這種情況下,媒體就比較不會求教學者。
再來就是媒體如果能直接找當事人,當事人也願發表,請教學者的現象也會減少。
馬凱:如果將來這個社會都走向正軌,不再有這麼多抗爭、混亂,難以理解的現象,然後政府的能力不斷提昇,政府施政能更上軌道,經濟也運作順利,同時學者也放棄了「以天下為己任」的理想,那時「記者與學者」的關係就能跟西方社會一樣了,但這些條件我覺得不是短期可以達到。
張茂桂:這個社會正走向比較多元化的過程,學者可以變成很多聲音中的一個,當然還是會有,因為這社會需要新文化的創造,新符號、新知識的產生,但相對的重要性會降低。
〔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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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佩榮:所有的意見陳列出來,實際上等於什麼都沒說。
P.48
光華為釐清學者與媒體間的關係,舉辦座談會,讓兩「者」各自陳述意見。
P.49
馬以工:刊登前過目,等於在審記者的稿子,對媒體並不公平。
P.50
張茂桂:學者不希望人家告訴他做什麼,但媒體是一個霸權,它不容許你去創造個人的空間。
P.51
王力行:媒體與學者都是在做社會公益,如果雙方有此共識,就比較不易出現問題。
P.52
馬凱:在台灣,學者所以如此引起重視,與中國文化特別強調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有關。
P.53
陳浩:我常希望設計一個電腦,名叫Dr.Superman,希望他隨時在截稿五分鐘前提供適合刊登、有創意的言論。
P.54
馮小龍:有些學者一聽說要電話錄音,原本可侃侃而談卅分鐘,最後變成三分鐘。
P.55
李慶安:電視就好像一面鏡子,但它不是平光鏡,或把人扭曲的哈哈鏡,而是把精髓呈現的聚光鏡。
P.56
徐佳士:國內意見的製造者主要是政府、政黨、其他政治團體、學者,這與國外大都只是利益、壓力團體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