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春生和高天民陸續自戕、陳進興棄械投案之後,拖了半年多的白曉燕命案即將進入最後的司法程序。但是這半年多來,警界、媒體人仰馬翻,全民陷於受害的驚恐當中,社會所付出的成本,已不能計數。到了最後一刻,全案甚至登上國際舞台,連原本就艱難萬分的外交工作也受創。未來這新病舊痛該如何醫治,在白案落幕之後,有更多地方值得大家省思。
知名藝人白冰冰的獨生女兒白曉燕於四月十四日上學途中被綁架,到十一月十九日,最後一名逃犯就範,整整過了七個月零五天。
這些日子裡,三名綁匪陳進興、林春生和高天民不但沒有亡命天涯,反而四處犯案,一再挑釁警方、侵害社會。八月八日,北投陳姓商人被三嫌綁架,受害者家屬付了四百萬贖款後,人質被安全釋回。十月二十三日,台北市方保芳整形外科醫師、夫人和護士三人被槍殺,事後證實是陳進興與高天民整形易容後殺人滅口。而陳進興在台北縣市逃竄,還同時犯下十多起強暴案件,並且不忘告訴被害人:「我就是陳進興。」
八月十九日、十一月十七日,林高兩嫌先後在警方圍捕之下飲彈自盡後,陳進興竟然展開最後的困獸之鬥,挾持了南非駐台武官卓懋祺一家五口,和警方展開對峙談判。雖然最後在各方努力之下,警方說服陳進興棄械投降,人質也都安全脫離險境,但卻引起國際媒體的關注,使台灣的國際形象受到打擊。這個案子透露出的問題包括:治安的警訊、警網的作業系統、民眾的心理,究竟我們有沒有從白案中學習到什麼?
警方和三嫌對峙的幾次槍戰和圍捕的過程,暴露了警方警備不精、訓練不足的缺失,像防彈衣、頭盔等防護用具不齊全,缺乏實戰經驗的攻堅隊伍也很忙亂,於是八月十九日那一天,雖然林春生自殺身亡,警方卻也喪失一名警員曹立民。
警方的短處一再被凸顯出來,卻也是一次次的實戰訓練和教訓。警方最後從這半年多來的經驗,歸納出一套三嫌的作案和逃亡模式。這些經驗成為十一月相繼對付高天民和陳進興的重要依據。
為加強警方的警備應變能力,內政部部務會報通過「警械使用條例」修正案,刪除警察使用警械要事先對空鳴槍警告的規定,但目前尚待立法院審議通過。此外,警務繁雜和晉升困難以致影響士氣,也是討論警方戰力的焦點。因此行政院計劃在八十九年度以「中央專案全額補助」方式,希望警力能達到增加一萬四千人編制的目標,另將刑事警察警勤加給加倍。此外,針對槍枝氾濫,行政院長蕭萬長也責成保七總隊能夠儘快升格成水上警察局,以更有效查緝槍枝走私。內政部也公告至八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前,報繳槍械者依法免除其刑,希望能改善黑槍氾濫的情形。
全案發展過程中,另一個受人討論的單位是媒體,首先是媒體在緝兇現場搶新聞是否影響警方行動;再者,媒體常常在第一時間將警方的佈署公開,簡直成了三嫌的眼線。
另一方面,當今媒體的角色已不再是客觀獨立的第四權,繼劉邦友縣長公館血案嫌犯「老三」上有線電視喊冤,白案三嫌也一再利用媒體傳話。陳進興藉著媒體抒發對社會的怨氣與憤怒,並將自己的犯罪行為在某種程度上合理化,似乎有助於他最後的軟化,但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主任瞿海源說,若是新聞記者專業素養不足,很有可能問到不該問的問題,反而激怒嫌犯,影響人質安全。到底媒體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此時似乎正是媒體人自省的時機。
幾個月下來,電視上不時直播著警匪對峙的場面,「簡直和電影一樣」,在槍戰現場,也真的塞滿觀眾,正如魯迅曾為文批判的「看客」。而經陳進興一席現場播出的媒體對話,竟有不少民眾對其產生同情,心理學者更提出這對有犯罪傾向的病態人格者可能會產生示範作用,令人憂心。
白案兇徒的伏法,對其造成及引發的問題和爭議而言,不是結束,而是省思改進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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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進興(中)挾持人質長達一整天之後,經過台北市刑警大隊長侯友宜(左)、律師謝長廷(上)、妻子張素真的勸說,終於棄械投案,結束了七個多月的逃亡生涯。(姚志平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