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裕隆關係企業是國內第三大企業集團,年營業額達新臺幣一百六十億元。裕隆目前的掌舵者——吳舜文,是在丈夫過世後才接下這個重擔的。她在承繼「夫」業之後,把裕隆業務經營得蒸蒸日上,更勝往昔,因此大家都說她是「國內工商界最具影響力的女性」。其實她的能力雖強,思想卻仍相當傳統,本文告訴你,她怎樣把女企業家的角色扮演成功:
在部屬眼中,吳舜文理解、分析、反應、記憶力均強,是個令人又敬又畏的老板。她的一位老部屬說她:「凡事都想拿第一。」
吳舜文已年屆七十,記憶力仍非常好,她交待同仁辦的事,那怕過了很長一陣子,有時對方忘了,她還記得清清楚楚。面對驚訝不已的部屬,她常半開玩笑地說:「我的『電腦』還沒關掉。」當然,在瞭解老闆的這項「天賦異稟」之後,同仁對吳舜文交辦的事,愈來愈少人會忘掉了。
針對公司中的各項業務,少不了要常開會討論,以集思廣益。有時吳舜文親自主持,有時交由其他單位主管主持,她僅是列席旁聽,或參與討論。她通常很少滔滔發言,而是專心聆聽屬下報告,然後提出一個接一個、緊追不捨的問題。裕隆一位高級主管將與吳舜文開會比做「考試」,須先做好「家庭作業」,否則在會場上被問倒了,豈不尷尬。這也使得同仁養成深思熟慮、多方研析的好習慣,以免提出不成熟的計畫或議案,反而自暴己短。
吳舜文雖已屆高齡,又是一名女性,但她的榮譽感和好勝心,一點不讓鬚眉,因此她對同仁嚴格督促,希望他們也都能有幹勁和鬥志,帶動裕隆公司更上層樓。而事實上,裕隆企業近年來的業務確實有相當大的突破,成績亦斐然可觀。吳舜文自己,也建立了精明、果斷的企業家形象。
原本無大志,只知做好該做的事
她自己則說:「我只是做好該做的事。我對工作一直很認真,開會時必然專心一意、心無旁騖;工作時也絕對保持敏銳、機警,不容許自己有疏失、偏差。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卻常常掛一漏萬、丟東落西的。大概腦筋在工作時都用光了。」
她常說自己是個「平生無大志的樂觀者」,之所以成為今天的她,實屬「因緣際會」。有人讚佩她為裕隆集團帶來新的風貌,她總要推崇她去世的丈夫——臺灣汽車製造業的先驅嚴慶齡。她常說:「是嚴先生為裕隆打下基礎,我現在來收成。」
吳舜文出生於江蘇的紡織世家,自小生活優裕,性情和樂開朗,是教會學校裡「愛講話、愛吃零食、愛惡作劇」的學生。高中還沒畢業,就在「父母之命」下,嫁給門當戶對的嚴慶齡。嚴慶齡也出身紡織世家,當時已留學德國歸來,拿到機械工程碩士學位。
她說:「我們這種舊式婚姻,婚前沒有談過戀愛,婚後才把一壺冷水慢慢燒熱。嚴先生是個很成熟、睿智的人,對我處處愛護、忍讓;他才大我四歲,可是對我的照顧,像是大我十四歲還不止。」「我常用八個字來形容我們結婚四十七年的感情——他是『夫兼父愛』,我是『妻代子職』。」
有心求上進,中斷後仍可繼續
一方面由於嚴慶齡的鼓勵,另方面也是她自己有上進的心志,結婚四年後,她考進聖約翰大學念政治。
民國卅九年,她卅七歲時,又趁熱中發展汽車工業的嚴慶齡到美國考察汽車業時,跟著到美國,以一年半的時間,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修得國際關係碩士學位。
吳舜文至今仍津津樂道自己的求學歷程。對於有些人在踏入社會後,認為進修已「時不我予」,她就以自身為例說:「我高中畢業四年才進大學,大學畢業八年才念研究所。雖然中斷過,但只要真的有心多學習、求上進,重拾書本時就不會有什麼困難。而且如果不是以取得學位為目的,到學校旁聽,參加各種補習班,私人拜師聽課、學藝,或自己閱讀書刊,……都是好方法。只要懂得尊重知識,有不斷學習以求取進步的習慣,隨時隨地都可進修。」
從夫妻變成事業的好夥伴
他們夫妻倆於民國四十年回到臺灣,嚴慶齡致力經營裕隆汽車公司;嚴家由上海搬遷來臺的臺元紡織廠,則交給吳舜文管理。當時他倆在同一間辦公室裡工作,經常互相討論商量,從夫妻進展到事業的夥伴。
或許是家學淵源,吳舜文一開始即把臺元經營得有聲有色。臺元是國內第一個走外銷路線的紡織廠,有很長一段時間,外銷額都高居所有外銷廠商中的第一位。
相形之下,裕隆就沒有這麼順利,初期虧損了很長一段時間,全靠臺元的盈餘支持。
橫逆之來,只有迎上前去
民國六十五年,嚴慶齡因跌倒而腦部受傷,健康大受影響,龐大的裕隆關係企業,包括裕隆汽車、臺元紡織、臺文針織、中華汽車、裕盛工業、裕器工業、友聯車材、裕元開發公司及中國鑄造廠,所有的經營管理工作,都漸轉由吳舜文負責。
她回憶說:「嚴先生受傷後,我曾陪同赴美就醫,當時醫師告訴我,開刀雖能使嚴先生的生命延長,但並不能根治,病情勢必逐漸惡化,不可能好轉。他還勸我,公司內的事情,要早做安排……。」
「裕隆是股票上市公司,為了怕影響股市行情,我不敢對外透露嚴先生的病情;又擔心嚴先生知道了難過,對身體更不利,也不敢告訴他。我只有一人承擔所有的憂慮、惶恐與悲傷,當時那種內心軟弱、外表堅強、強自鎮定的苦楚,真是外人難以想像的,但除了咬緊牙撐下來,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呢。為了代嚴先生管好那麼多事業,我只有辭去心愛的教職。」
沉著、用心,很快即進入情況
在這之前,她僅是以財務支持裕隆,對其業務從不過問,忽然要插手進去,難免會令嚴先生起疑。吳舜文當時真是煞費周章。恰巧那時裕隆的三義新廠正在籌建,吳舜文便藉此機會,自告奮勇擔任籌備會召集人。
「初接觸時,真是一竅不通。開會時大家都用術語及代號討論,我簡直聽不懂,心裡真是急死了。」但她不允許自己心慌意亂,是十分沉著、用心地逐步深入,也把每次開會的情形向嚴先生報告,聽他分析,而從中加速學習。同時還請了一名日籍汽車專家,每週固定為她上課。
直到嚴慶齡過世,她始終沒有向他透露病情。嚴慶齡自己也從來不問。但事後看來,其實他心裡早已有數。
民國七十年三月,吳舜文告訴嚴先生,三義廠的裝配線已經完成,生產線都準備就緒了,試車日期也已選定。他聽了,臉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不料二天後就過世了。
寧受病苦,為要陪伴她成長
「嚴先生病了五年,我心知他已沒有希望,眼看著他病情日漸加重,身體一天天孱弱,心中真是不忍。有時甚至會想,他拖這麼久,只是徒增痛苦而已,究竟有何意義?在他過世後,我忽然明白了:他忍受這些年的痛楚,是為了我、為了廠,他要給我時間,陪我成長。直到三義廠開工,他安心了,才撒手而去。」
嚴先生病了那麼多年,雖然吳舜文心中早有準備,但一旦天人永隔,這種「半途折翼」的悲哀,仍使她感到無比的孤單、寂寞、軟弱與惶恐。這段時間,她是靠基督的信仰撐持過來的。信仰指引她堅強、平靜地面對生命中的橫逆。漸漸地,她由最初將龐大的事業視為「沉重的負擔」,而變成當作一種「挑戰」,到後來,她終於意識到,自己能有健康的身體、足夠的智慧,去馬不停蹄地忙碌,實在也是種「幸福」。
熟識吳舜文的人,也都注意到她近年來有令人驚奇的轉變——她逐漸脫離「嚴規吳隨」的窠臼,變得更有信心,也更積極、樂觀。有人認為,她雖非機械方面的專家,但經營管理的能力,較嚴慶齡有過之而無不及。
化繁為簡,即知即行
她喜歡作面對面的溝通,當場能解決的問題,立刻做決定,所以大部分的決策都在會議桌上製定。
除了擅長「快刀斬亂麻」外,她也是個主張「即知即行」的「行動派」。她常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做總比不做好。」所以她遇事喜歡盡速付諸執行。她最反對在嘗試前就顧慮這、擔心那,把情況搞得很複雜,結果一步也不敢踏出去。
她歸納自己的行事原則及管理哲學是:簡單乾脆、直截了當。管理這麼多家企業,她採用的是「目標管理」——每年由各公司自行訂出年度成長計畫,再細分成每月目標,並說明估算的基礎及理由。計畫製定後,她到每家公司巡視時,就帶著該公司的計畫表,以查對進度。
簡單、規律的「桌子生涯」
如果成長速度落後或超前,要開會討論,找出原因,設法解決或加強。她說:「我只要看計畫表就夠了,那些瑣碎的細節,充分授權給各級主管處理。」
但這並不表示她與基層有隔閡。她常不定期參加中低級幹部會議,一方面藉以瞭解基層的問題,另方面則看下達的命令有無貫徹執行——上情藉此下達,下情也藉此上達。
在「化繁為簡」、「提綱挈領」的管理原則下,她雖然掌管龐大的企業,但每天都按時上、下班,從不帶公事回家。
她的生活也極簡單、規律,每天清晨六點起床,晚上十點一定就寢,儘量不參加應酬。她說自己每天的生活,就在幾張桌子中打轉:起床後先讀聖經(書桌)、然後吃早飯(飯桌)、上班(辦公桌)、開會(會議桌),接著又是飯桌、辦公桌、書桌(有空時看書報雜誌及練毛筆字)。
忙碌實是一種幸福
回顧已走過的大半生,吳舜文頗有感慨:「我這一生都為責任、信用所苦,許多好玩的沒玩過,好看的沒看過,似乎從來沒有率性而為過,總是在為別人、為責任、為榮譽而活。有時不免會想:這樣究竟值不值得?但繼而又會冷靜思考到:其實工作中也有很多樂趣的,每解決一個問題、突破一種困境、造成一番局面,心中都會有滿足和成就感。那種盡過心、盡過力以後的心安理得,使人感覺沒有白來世上一遭——這些應該不是吃喝玩樂所能比擬的吧。何況,我實在是把責任和榮譽看得比什麼都重的人,既然自己有能力、有條件、還有環境來做事,還是好好做下去吧。人在離世之後,能留下對國家、社會有益的事業,造福許多同胞,足以令人感覺滿足與心安,對不?想通了這些以後,我只有繼續努力『做好該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