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貧窮、艱苦的生長環境,往往會影響一個人的個性,在日後變得由自卑演變成過度的自尊,或是偏激、爭強好勝,甚至於對既得利益過度的看重與全力的維護——比方說名、利、權勢等,不知道黃導播您是不是也會有類似的心態?」
黃以功托著下巴,沉思了一會,深呼吸了一次,然後字斟句酌地說出;「唉,細細想來,這些毛病恐怕我都有,但是隨著年齡、經驗、智慧的增長,也就愈來愈不明顯了。當然也不是因為我有了修養,而把那些不正常、不平衡的心理磨掉了,而是從小到大,我身邊的良師益友太多了,我總是很幸運地得到他們不吝惜的溫情,幫助我、指導我、提攜我,再加上基督的信仰,不斷化解了我個性上的缺點,引導我向前走、向上走,簡直沒有機會把那些毛病施展出來。久而久之,我發覺只有『真情』才是世上最重要、最寶貴的。」

黃以功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使他能全心在戲劇領域施展抱負,而無後顧之憂。
內向、木訥,腦筋成天轉個不停
他是以很多的表情和手勢,才把心底的意思表達出來。聽說他一向不善言詞,經常沉默寡言,眉宇間甚至還流露出一抹憂鬱。但是每當他工作起來,全神貫注,濃眉就立刻舒展,大眼炯炯有神,指揮若定,充滿著信心,一反平時內向、拘謹、心事重重的模樣。
「我的腦子從來停不下來,經常像走馬燈似的轉個不停,也不是刻意要這樣的,而是習慣如此,我總是不斷給自己出各種難題,然後就努力思索答案。如果一時想不出來,就暫時拋下,不去鑽牛角尖。但是我絕對不會忘記,過些時候一定還是要把答案給找出來。」
黃以功,是目前自由中國台灣最傑出的導播之一,今年卅六歲,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畢業,曾獲各種舞台劇導演獎及電視導播獎多次。現任台灣電視公司導播兼製作組副組長、政戰學校影劇系講師。
「四歲的時候,故鄉戰火連綿,父母帶著我和弟弟,離開了家鄉的祖父母和三個姊姊,開始逃難。半路上,我和弟弟都病倒了,母親慌張地到處求醫,後來一家教會醫院把我治好了,弟弟卻不幸夭折。」
「剛到台灣,我們一家三口先在高雄鳳山落腳,後來聽說台北是個大城市,謀生活比較容易,於是在我六歲的時候全家搬到台北,住在只有兩個塌塌米大的違章建築裡。由於父親沒有一技之長,當年生活經常陷入絕境。」

「秋水長天」。
不堪回首話當年
有一天,父母意外的給了他一個特別豐富的便當,裡面有蛋有肉,另外還給了他五塊錢。那一天,他們對他也特別慈愛,他高高興興地上學去了,那年頭的五元,大概是現在的好幾百元吧?對一個孩童來說,簡直是一筆財富。
而那一天,那對貧賤夫妻走到華山火車站,準備自殺,因為日子實在窮得過不下去了,所能留給兒子的遺產,也只是那一個便當和五塊錢。
一個外籍傳教士發現了這件事,再三的勸解,他們打消了尋短的念頭,回到家裡,兒子早就放學了,五塊錢還原封不動的帶在身上。對於父母的晚歸,他並不以為意,那裡知道,他差點就失去了父母。
他的家剛好搭在殯儀館和火葬場之間,這一帶叫「山東莊」,住的全是當年來台落難的人,有縣長、校長、將軍……,也有三教九流、牛鬼蛇神等的閒雜人物。從小,他就和山東莊的孩子玩在一起、打在一起,星期日就去教堂上「主日學」,母親鼓勵他去,因為她認為「兒子的命是教會救回來的」;他自己也喜歡去,因為有糖果吃,還可以拿到許多金金亮亮的卡片,去點綴他那「家徒四壁」的家。從那時起,基督教的教義:「愛人、愛己、愛主」,就不知不覺的深烙在他稚嫩的心靈上。

「碧海情濤」。
老師的鼓勵,培養出信心
「小學五年級的時候,老師讓我當班長,給我莫大的信心和鼓勵。那時候我才知道,原來窮人家的孩子也是可以出頭的,原來我也是可以領導別人的。」那時候開始,每當他沿街賣獎券或擦皮鞋的時候,心裡就會很清晰的浮起一個念頭:「我將來一定要有出息,我一定要做個人上人」。
有一天,家裡來了一位親戚,對父親說:「家裡環境既然這麼苦,就別讓孩子念書了,他手巧得很,就讓他去學裁縫吧?」
母親在一旁也表示贊同,想不到做父親的竟然勃然大怒:「黃家的孩子,念不念書是我們黃家的事!」他早就下定決心:黃家就剩這一條根,無論有多苦,都要讓他念書。
「父親是個謙卑的老實人,有著逆來順受的個性,我一直以為他是個沒主見的人。從那天開始,我才知道,我錯了。」
「父親沒念過什麼書,每次我請同學回家吃大鍋菜,他明明有心好好招待人,他卻總是說不出口,只會一面吃、一面催促著:『吃啊!吃啊!』,把同學嚇得都不敢拿筷子。」

雖然身為電視導播,黃以功對舞台劇始終不能忘情。圖為他執導的舞台劇,由「藝術團契」演出的「嚴子與妻」。
爸爸說:做好人,做好事!
「老老實實做人——千萬不要做壞事!」父親再三叮嚀。他是個單純的人,想不出更複雜的庭訓。
他小時候,台灣沒有電視,只有收音機,但是家裡窮,買不起,他放了學總要跑到鄰居家去聽廣播劇。上初中時,父親在立法院謀得工友之職,總算有了一個固定的工作,於是分期付款買了一台笨重的收音機。當時他真是如獲至寶,把收音機用舊報紙仔細的包好,端正地「供」在桌上,再拿一個空瓶子插一朵花,仔細地擺在收音機上。從此常常請小朋友到家裡來聽收音機。
「初中的時候在教會裡,我結交了兩個大朋友,一個叫李秀全,念台大外文系;一個叫邱志健,念的是台大化工系。當年我經常窩在他們家,輪流在他們家吃、住,他們的父母一點也不嫌我,待我就像自己兒子一樣的。」
從初中開始,他就顯露出喜愛文藝的傾向。他當過成淵中學的校刊主編;曾一連三次得到全校作文比賽的第一名,美術比賽也常名列前茅。
高二時,他寫了一個廣播劇本「第二代」,參加救國團主辦的全國廣播劇比賽,得了中等學校組第二名。接著他在學校和幾位同學組成一個「廣播劇社」,自己寫劇本,自己錄音,並且在幼獅、警察電台播出。
「因為我認為自己性好文藝,所以考大學的時候,只填了新聞、中文、戲劇幾個科系,結果數學考砸了,分發到文化的戲劇系。」
英雄不論出身低
「我記得當年讀到大學了,還常在立法院餐廳『康園』吃剩飯,許多的委員都知道這件事。有一天吳延環委員碰見我說:『你就是老黃的兒子嗎?你能有今天,是因為爸爸人好,修來的。以後可要好好努力,報答爸爸喔!』」
許多立委都知道老黃有個在念大學的兒子,每個人都樂意幫忙。有一位已過世的委員胡維藩,每次黃以功學校要找保證人,他都毫不猶豫地蓋章作保。
「我還有一位恩人,他大名叫陳維垣,過去我母親在他家幫傭。他的家境並不算很富裕,但是從我小學六年級開始,到大學畢業,他每年都幫我繳學費。現在逢年過節,我們送點禮物給他,他不是把禮物退回,就是回送另一份禮。有一次,他到我家來玩,我叫了一部計程車送他回家,還被他訓了一頓,說我太浪費了。」
「所以,雖然我從小就窮,可是我從不憤世嫉俗或怨天尤人,身受這麼多的溫情,使我對我們的社會充滿信心。」
「記得上大學的時候,有一位教授第一次上課就破口大罵我們不配學戲劇,把我們貶得一文不值,讓我們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是。從那次教訓中,我深深體會到尊重別人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
尊重每一個人——和為貴
「所以一直到今天我導戲從來不罵人,對老一輩的演員,像曹健、張冰玉、傅碧輝這些人,從來不直呼他們的名字,總是叫他們叔叔、阿姨。錄影的時候對攝影師、燈光師、佈景師……這些工程人員,也都很客氣,開口、閉口都是請、對不起和謝謝,聽起來可能有點虛偽,但是,你知道,我們做導播的,做節目還會有一點成就感,而其他的工作人員,成天面對的就是機器,難免心情會不大好,所以我覺得一定要尊重他們、體諒他們。」
「對我的事業影響最深的老師,就是已故的李曼瑰教授。我還未進大學以前,曾經聽過她演講,照我的想像,像這樣一位在戲劇界享有盛名的人,應該是位瀟灑不羈的男士,演講的時候一定是鏗鏘激昂,有驚人之論;想不到台上見到的,竟是個瘦小的老太婆,說起話來平平淡淡的,聲音又小。」
「後來我才領略到,平實、寬大,就是她的偉大之處。我大一的時候,她做系主任,要大二的同學演莎士比亞劇,不給我們大一的演。我當時年輕氣盛,在課堂上不但質問她為什麼不讓我們演,又說:『你不讓我們演,我們自己演』。我說做就做,幾個同學自己籌錢、排戲,在國立藝術館演出『李爾王』,相當成功。對於我這種『違抗師命』的舉動,她不但沒有記恨,往後反而對我格外關心,令我非常感動。」
不忘恩師諄諄教誨
李曼瑰是一個奉行身教的好老師,她曾經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耶魯大學進修,英文很好,但是她說話、講課從不帶英文。她經常告訴學生:「我們學西方的,是學人家的技巧和做事的方法,中國的戲劇還是應該要有屬於自己的精神和內涵。」
「她還說過一句話,我一輩子都記得,那就是——做事要踏實,不要投機取巧。」
「我以前很好批評,她知道我這個毛病,就常私下勸我:『看不順眼,光批評沒有用,不如親自參與,去改進它。』
「我在進台視前,一心要做劇場的導播,對電視不了解,也不大瞧得起電視。現在我再也不敢隨意批評了,一方面是受到恩師的精神感召,一方面是事非經過不知難,還是埋頭苦幹最重要。」
李曼瑰教授一生奉獻給戲劇,直到去世,念念不忘的還是戲劇。她立了一個遺囑,留給四個弟子——黃以功、丁洪哲、牛川海、古亞榮——一筆學術進修費,包括到國外的來回機票、學費、零用錢,還有圖書費,如果不夠用,還可以向李曼瑰基金會借用,當然這筆錢只能用在戲劇方面。
李教授實在是太愛這些學生了!黃以功卻搖搖頭,說:「不,應該說她是太愛戲劇了。」
才華不足恃,肯投入最重要
所以她把希望寄託在這些有才華的學生身上?黃以功又搖搖頭,慢條斯理地解說:「『才華』是個很抽象的字眼,是不可捉摸,又不足恃的,我想我們並沒有多少才華,但是我們這幾個肯真正地投入。其中有一位同學,大家公認他算不上聰明能幹,但是他一直很熱心、很賣力,李老師生前曾欣慰的表示:這樣就可以了,也就可以了。」
大二的時候分組,黃以功學的是編劇,曾經寫了幾個不錯的劇本,很受老師讚賞。但是畢業後,他卻走上導演的路。
「大概是因為我從小當級長,比較具有領導和組織的能力,還適合當導演吧?現在我不寫了,專心做導演,我計畫四十歲以後再重新創作,那時候人生閱歷比較豐富,才能寫出成熟的作品。」
多年來,他看到太多的人,投入了影劇界,就在這五光十色的圈子裡迷失了自己。所以他常喜歡勸告年輕後進,要懂得踏實做事,溫厚做人的道理,不要太急功近利,要能耐得住寂寞,必須要功夫下得深,才會有所成。因為,藝術這種東西,技巧是可以外求的,可以很快就學得會,但是作品本身的內涵,卻需要經過長期的陶養、醞釀才能成熟,否則空有個架子或氣勢,遲早會被人看厭、識破的。
大學畢業後,黃以功曾去台中教了一年的美術,後來回到台北結婚,在光啟社做戲劇指導和社教電影的導演。民國六十年進了台視,由場務、現場指導、做到了導播。
對舞台劇有同樣的熱情
雖然電視作品不斷出現在螢光幕上,但是黃以功始終不能忘情舞台劇,他和女作家張曉風合作,執導藝術團契演出「畫」、「無比的愛」、「第五牆」、「武陵人」、「和氏璧」「第三害」、「嚴子與妻」、「位子」等劇。這些舞台劇的演出,他絲毫不受拘限,可以全力施展,從這一次次的摸索、探討、改進累積出的經驗裡,他漸漸建立了自己舞台劇的風格,也創出了劇場的新風貌。
黃以功導過很多舞台劇,其中他最喜歡、也是較滿意的一齣是恩師李曼瑰的作品「瑤池仙夢」。這是一個四幕劇,描述漢武帝和李夫人之間的愛情故事。
「這齣戲的音樂創作是已故的名音樂家史惟亮,舞台設計是聶光炎,舞蹈編排是林懷民,由於三者的密切配合,成功地營造成全劇蒼涼空靈的氣氛。像音樂中的打擊樂器和人聲,給人一種悲愴的感覺;舞台的屏風設計,很有層次感;鬼魂在屏風後出現,有皮影戲的味道;而漢武帝夢見鬼魂的那段群舞,又有影片中慢動作的特殊效果……。都能給人一種耳目一新的感受。」
導電視節目,黃以功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不只是老做公司指定的節目。他經常在思索:我要給觀眾些什麼?這齣戲我要表達的意念是什麼?我自己的風格是什麼?
戲劇不應脫離現實生活
「我對電視的期望,就是希望在電視上出現的,是我們中國人在今天這個時代、這個社會、這片土地所呈現的影子和呼吸,也就是生活的、自然的、寫實的,沒有矯揉造作,也不是古裝、武打的老社會人情。」
為了達成這個目標,黃以功在國內率先把電視劇的製作帶出攝影棚,走向大自然。
「我發現電視新聞使用一種新機器,叫ENG(電子攝影機),我想,既然它可以用來採訪新聞,當然也可以用來錄電視劇。」
「於是我們向新聞部借了一部ENG去出外景,雖然剛開始時拍出來的顏色不對、畫面模糊、聲音也對不上嘴,但是大家都很興奮,因為已能證明這是一條可行的路。果然,技術上的困難很快就被克服了。」
繼台視劇場出外景拍攝,突破電視劇的陳舊樊籠之後,黃以功又導了兩部連續劇「秋水長天」和「碧海情濤」,塑造了電視連續劇的新風貌。
「我導的戲並不以情節取勝,而是非常寫實的,沒有什麼特別戲劇化的劇情,就像是一杯清茶,淡淡的,有點兒清香,可以慢慢品嘗,引人回味……」
記述人生當中一段段難忘的歷程
「『秋水長天』是一個寡婦和一個比她年輕的男士之間發生的愛情故事,我自覺處理得相當生活化,當然這和女主角蕭芳芳自然的演技也很有關係。這部戲的主要意念是:人生就像一段旅程,旅程中會與許多人結緣,也會發生很多的事,也許很快就過去了,也許永遠不可能有任何結果,這種無奈的情況經常在我們的生活中出現,你躲不掉、也抹不去。一段段往事,或許就永遠存在我們的記憶之中,留下些許甜美,或是幾分哀愁……。」
「『碧海情濤』的故事是以鹿港為背景,我想這齣戲在塑造鄉土人物上相當成功。透過這齣戲,我想要表達的是:海可能會吞噬一個人的生命,但能保留他的清純;而都市較易保留一個人的生命,卻會汙染他的靈魂。所以最後男女主角還是從台北回到鹿港,回到那種樸實、淳厚的生活之中。」
大家都說影視圈是個相當複雜、誘惑也相當多的地方,商業氣息又很重。黃以功進入台視已經十年了,卻看不出有什麼改變。他還是不抽煙、不喝酒、生活單純、不鬧花邊新聞,對任何人,都是和和氣氣的,也不和人爭名奪利,只是默默地盡力做好該做的事,而他在這個圈子裡竟也竄起來了,愈來愈受到肯定,可見事在人為,清者自清。
兩年多前,他又咯血了,第三次因為肺病住院。住院那幾天,去看他的朋友,一天平均將近六十人。
「人家都說影劇圈的人情味最薄,我卻不認為,人與人相處都是相對的,如果平時吝於付出,當然就得不到什麼回報。演藝人員同樣是人,他們也一樣有感情的。我住院時有那麼多演員來探望我,陳莎莉和車軒每天都來,曹健夫婦還親自燉雞湯送來,還有教會的許多朋友……,都讓我覺得人情好溫暖,也想到以後做人處事要更謙和、更有耐心、更有毅力,對朋友更是要好……。」
埋頭苦幹,百折不撓
商業電視的節目常會受制於廣告,黃以功喜歡動腦筋,喜歡求新、求美,他的點子很多,他所提出的構想會不會也有受到忽視、遭到擱置的情況呢?
「我通常是以平和的態度據理力爭,一再陳述、分析新構想的利弊得失,如果仍然得不到認可,我就等待,而不會發怒或心灰意冷,因為我是個基督徒,我相信『萬事都互相效力,要教愛神的人得益處』,在等待期間,再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使得構想更加完備和可行,然後等到適當的時機提出來。我相信總有一天可以把這個理想發揮出來的。」
「我其實是個很能忍的人,我服從既有的制度,我遵循命令,但我有時會『偷偷的』把事情照我自己的辦法去做,當然是經過我自己的價值判斷為好的,然後漸漸有成果了,也讓人看見了,我就會說:『你們看,這樣不是好一點嗎?』於是對方會做一點讓步,而下回我就會再多走一點。我已經過了年輕氣盛的階段了,不會一言不合、拍了桌子就走,那種態度一件事也做不成,最後只空剩下一肚子有志未伸、懷才不遇的牢騷,理想,仍只是理想而已!」
「還有,我自認並不是個聰明的人,也沒有出色的口才可以讓上司更信任我,但我一直相信中國人的一句老話:『勤能補拙』,我認為導播或導演的權威並非建立在職稱上,而是建立在作品的水準上,我就是不斷以作品來博取大家對我的信賴與支持。」
社會公平、開放——他是最好的見證
旅行到香港時,聽到當地的左派份子叫囂:「在台灣樣樣都要靠背景、講關係……」他挺身起來,義正辭嚴地告訴大家:「我爸爸是立法院的工友,我是一個工友的兒子,我沒有什麼人情、關係可講,也從不想去靠這些。」左派份子啞口無言。
大家都知道黃以功提拔了很多新人,像演員李烈、劉德凱、劉延方、華方,編劇夏美華……等。他擺擺手,淡淡地說:「這算不得什麼提拔,只不過是過去人家給我機會,今天我也給人家。」
「電視是個體力、腦力消耗量很大、而且時時求新求變的事業,不斷需要新血的加入,我很鼓勵年輕人參與這個行列,但是一定要走正路,不可用手段。」
「有時問到他們為什麼要幹這一行?他們多半都回答:有興趣,但是光有興趣是不夠的,要有一種有責任的興趣,要有獻身的決心。就像婚姻一樣,一旦有了承諾,就要全力以赴,不可以當兒戲,想來就來,想去就去。」
「其次,是要有敬業的精神。蕭芳芳是我最欽佩的一個演員,她的敬業精神真是沒有話說。她在電影界待了有廿年了,算得上是『老前輩』了,又拿到美國的電影碩士學位,可是她為了一個理想,擺著香港高片酬的電影不演,到台灣來演電視連續劇,和其他演員拿一樣的酬勞。為了演好依虹這個角色,她因為沒有孩子,一再到我家時仔細地觀察我太太和孩子相處的情形;劇中她是一位秘書,她又到一家建設公司去看秘書小姐打字的樣子;關渡是劇中故事的發生地,她曾去關渡市街逛了一天,觀察當地人的生活、言行;為了體會寡婦的心境,她特地去拜訪香港影星焦蛟,瞭解她先生去世後驟變單身的心境……。」
用心耕耘,就會有收獲
「當初推出『秋水長天』的時候,大家只是有個信念要把這件事做好,至於賺不賺錢?觀眾的評價如何?都沒有考慮到,沒想到竟然引起這麼大的迴響。我愈來愈覺得我們的電視節目大有可為,因為觀眾的眼睛畢竟還是亮的,他們的鑑賞力不容低估,只是我們需要更多的有心人參與和投入。」
接著黃導播談到他工作的新計畫,他說他正在籌劃一檔新的連續劇,叫「天長地久」。
「我覺得都市生活的壓力太多,觸目所及的都是高樓大廈,聽到的都是噪音。我辦公室座位背後的窗外,是台資大樓,每次我轉過頭去,想看看天空,卻被那棟大樓擋住視線。下了班一頭鑽進車內,又好比陷在另個盒子裡。我相信很多人都和我有相同的感受,常想透透氣。所以,這一次我要帶觀眾去看藍天、看草原,去接近大自然,去好好舒一口氣!」
「有一回,我和一位朋友約在圓山見面,我早下了一站,於是就慢步走去。我低下頭看著腳下的紅磚地,再抬起頭看看路中那排樹,我突然驚覺:從小熟悉的中山北路,何以變得陌生起來!原來我們都容易忽視周遭許多可愛的事物,所以,我的第二個想法,就是要把大家所熟悉的一些台北街道帶到螢光幕上。」
潛心努力,必得崢露頭角
當年那個賣獎券、擦皮鞋的小男孩,今天已經變成一個有名的導播,而且是個頗為成功的導播,並且大家、和他自己都相信:他將來會更好。在我們的社會裡,不知道有多少個像黃以功的故事在告訴大家——我們的社會乃是一個公平寬闊的跑場,雖然有人起步早、有人起步晚;有人跑得快,有人跑得慢,但是,只要你有恆心,不停的向前跑,總有一天,你會和黃以功一樣,衝到了最前面,贏得「成功」的錦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