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十二月一日是世界愛滋病日,衛生署長施純仁也正式宣佈: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加入由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發起的全球同步防治愛滋病計畫。
被稱作廿世紀黑死病的愛滋浩劫橫掃全球之際,國際化程度日高的台灣如何因應、防治?
被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宣告為「全球性危機」的愛滋病,的確有令人「聞之喪膽」的理由。
截至去年十二月底止,全世界共有一百卅六國向衛生組織報告了近十三萬名病例,其中美國獨佔鰲頭,超過半數,而且近三分之一已死亡。
但這並不表示美國受害最烈。在愛滋病的大本營——非洲薩伊、烏干達等地,許多城鎮已瀕於垂死掙扎邊緣。只是,在原本就落後、貧瘠的非洲國家中,政府只有聽任患者「自然淘汰」,而絲毫無招架之力。
若以目前全球十三萬個愛滋病例(實際數目遠過於此)估計,表示可能另有五百萬到一千萬「健康帶原」者;他們或許會發病而死、或許終生帶原,但無論如何,都會傳播病毒。世衛組織估計十年後,感染愛滋病毒的帶原者將達到一億人!稱它為「廿世紀黑死病」,絕不是危言聳聽。

愛滋誠可懼,醫護人員為求自保,口罩、眼罩、手套……,和事後徹底消毒,都得確實做到,馬虎不得。(王煒昶)
進口疫疾本土化?
儘管在全球愛滋風暴中,台灣只被輕輕掃到,比起美國一百五十萬,或是日本上千名帶原者,似乎「安全」得多。但最近一年的發展卻令許多醫界人士疾呼「不要掉以輕心!」
去年四月底開始,國內愛滋病例接二連三密集出現;累計的帶原總數也從去年的四、五十名,激增到目前的九十名。從大學生到流鶯私娼,似乎都在陰影籠罩的範圍內。無可置疑的,這種現代黑死病,已經悄悄入侵台灣了。
衛生署愛滋病防治小組召集人、省立桃園醫院院長莊哲彥就指出,最近幾個病例,的確已透露出愛滋症在台灣「本土化」、「多樣化」的警訊。以前三年出現的四個病例來看——三名同性戀患者(兩名美籍,一名僑生),都可能在國外就被感染;而且第一例只是過境機場;第二、三例在「玻璃圈內」交往的,則以外籍人士居多。
然而今年四月間,高醫診斷出的廿八歲楊姓同性戀患者,卻從未出過國門,在台北、高雄兩地近廿名性伴侶中,也沒有外國人。這個「土生土長」的病例,打破了「不要碰外國佬就沒事」的迷信,在「圈內」確已引起不小的恐慌。衛生署防疫處處長莊徵華也不禁搖頭:「愛滋病從『進口疫疾』到『本土化』,必然找到了它在此地生根、蔓延的管道。」
此外,第六例藍姓病患,從事特種營業廿多年,從民國五十年代的台中清泉崗美軍基地開始,到基隆當吧女,又回到高雄。「南北串連」的結果,接觸的人數以百計,且直到發病初期還蒙懂不覺,照常接客。
「這個病例最令人擔憂的有兩點」,莊哲彥指出,「第一是愛滋病在國內的蔓延地區已經擴散;第二是它已從同性戀轉向異性戀,並可能侵入了一般家庭。」而師大衛生教育研究所教授晏涵文也提出相同看法:「從目前世界各國愛滋病例只增不減的趨勢來看,國內的『高峰期』還未出現。」

愛」與「死」的結合,便是廿世紀黑死病——AIDS病毒的面貌。(王煒昶)
防堵「血」與「性」
究竟國內會不會步上歐美後塵,陷入愛滋風暴?莊徵華處長抱著較樂觀的態度。他指出「愛滋病感染率不高」,不像一般透過皮膚、空氣、飲食的接觸性傳染病那樣具有「社會威脅性」。愛滋病的感染媒介——血液和體液(特別是精液),只有透過性交、輸血或血液製劑、器官移植、共用針具、傷口接觸,以及母子垂直感染等有限的幾種途徑才會散播;而且並不一定「一拍即合」,往往要反覆接觸才會被感染上。
在國內愛滋病源(帶原者)不多、且各項宣導、防治工作已和國外同步展開的情況下,即使帶原者持續增加,也不致於「太嚴重」。「雖然目前疫情資料並不完備,但若依照出現一名病患,可視為有一百名帶原者的估算方式,應該不會超過四百名吧!」莊徵華估計。細看國內感染情況,在現居國內的八十二名「健康帶原者」中,血友病患就佔四十名,超過半數。由於國內血友病患治療用的第八凝血因子多由美國進口,而且每一袋都是集數千人血液製成,因此受感染的危險性很高。
以台大醫院為例,二百名受篩檢的血友病人中,就發現卅七名愛滋病毒抗體陽性,其中不乏十歲以下的幼童。但台大血友病中心主任、也是台大愛滋病主治醫師沈銘鏡表示,和美國百分之七十以上、日本百分之九十的血友病患感染愛滋病毒的比率相較,許多台灣的血友病患竟因散居農村各地,或猶豫於昂貴的血液製劑,於是根本沒被診斷出來,成為漏網之魚。
不會再有無辜者受害!
如果說愛滋病是「愛」與「死」糾結引發的「天譴」,血友病人無疑是最無辜的犧牲者。但從另一方面來看,血友病愛滋患者卻較其他愛滋患者「耐命」——目前國內唯一病症出現而能存活超過一年的,正是血友病患者。
為什麼呢?「血液製劑過程中,病毒活性被抑低、數量也少,或許是原因之一」,莊徵華處長指出。沈銘鏡進一步表示:「血友病愛滋患者的發病率只有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比起平均百分之十到卅的愛滋發病率低了十倍。」當然,大約半數的血友病患一直與醫院有聯絡,所以他們能統籌篩檢、早期預防、治療,也是重要因素。
從民國七十四年十一月開始,衛生署宣佈所有的進口濃縮凝血因子都要加熱處理後才能使用,以徹底杜絕愛滋病毒;同時呼籲另外半數曾經注射過凝血因子,而目前已和醫院失去聯絡的血友病患儘速接受檢驗。
同樣以「血」為媒介的其餘管道,也都陸續被嚴密防堵。例如北、中、南四個捐血中心,早在民國七十五年三月,就已進行血清篩檢。去年一名血液透析患者因輸血遭到感染,以及一名捐血人愛滋病毒抗體陽性的事件發生後,輸血血液全面篩檢,已從去年元旦開始實施。
而在全美愛滋病人中,高佔百分之十七的靜脈毒癮者交互感染,在國內倒不是問題。「台灣毒癮者多半以吸食迷幻藥為主;加上早在民國七十三年全面防治B型肝炎時,衛生單位就推廣可丟棄針頭,各大藥房隨處可買。不像國外,針具是管制品,一支針筒幾十個傳來傳去,當然有危險!」晏涵文教授表示。而煙毒勒戒所篩檢的六百多名全為抗體陰性,也令人安心不少。
濫交苦果勿輕嘗
「血液感染」在國內可以做到「此路不通」,但「性交感染」卻是方興未艾。性交雜亂、性伴侶多,卻又不戴保險套,在目前愛滋陰影中,已是公認的「自殺」行為。而「年輕男性同性戀者」與「嫖客及特種營業者」,卻因為耽於這種「自殺」行為,成為愛滋病防治上的兩個最大隱憂。
同性戀在國內健康帶原名單上排名第二,共有十九名。再由目前國內本國籍發病總人數五名當中,同性戀也獨佔三位,其中還有一位是已經結婚生子的「雙性戀」者。
回顧歐美早期愛滋病史,同性戀佔了絕大多數,衛道人士眾聲譴責,認為同性戀者「罪有應得」;後來非洲地區以異性戀(特別是娼妓)為最大感染源的事被證實後,人們才知道愛滋病毒不是專門為同性戀者「設計」的。話雖如此,同性戀者的「肛交」、「濫交」習性,卻是使他們成為愛滋病最大受害者的原因。
「肛門構造緊閉而乾燥,根本不適合性交,這樣的『不當使用』次數多了,自然潰爛流血,容易被病菌侵入」,晏涵文教授指出。不僅愛滋病,其他性病像梅毒、淋病,甚至由糞便感染的各種腸炎,在玻璃圈內的盛行率都高過一般人。
至於「濫交」,同性戀者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社會剝奪了同性「婚姻」的合法地位,在沒有「婚姻保障」的情況下,猜疑爭吵、喜新厭舊,在所難免,因而頻頻更換性伴侶。
妻兒遭池魚之殃
針對同性戀,高雄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主任葛應欽提出另一項令人擔憂的數據:「同性戀中大約有百分之四十是所謂的『雙性戀』者,其中結婚生子的大有人在。」而據國外統計,雖然在正常性交中,女性陰道因有黏液保護,不容易受傷感染,但機率仍達百分之十至卅;一旦懷孕,胎兒更幾乎無法倖免。「雙性戀」使愛滋病毒感染對象從「個人」波及整個「家庭」,點、線、面的蔓延,的確不容忽視。
「要防治愛滋病,第一步當然是找出帶原者;第二步則是循著帶原者的線索,找出『感染他的人』以及『被他感染的人』,做最大範圍的篩檢」,葛應欽主任說。可惜這兩種措施應用到同性戀(包括雙性戀)以及歡場人士身上,都有同樣窒礙難行之處。
最大的原因是絕大多數同性戀者,都不承認自己有「斷袖之癖」。當歐美同性戀者成千上百地走上街頭爭取權益時,國內的同性戀者仍努力維持「好兒子」、「好丈夫」、「好爸爸」的形象。
例如楊姓愛滋患者初入院時,曾堅決否認是同性戀者。且直到他過世前不久,其父母才從醫師口中得知這個事實。而他們的埋怨痛責,一度令病人陷入絕望的情緒低潮。
說與不說,教人千萬難
家人不諒解、社會不容,「這就是為什麼同性戀者明明懷疑自己被感染,卻抵死不去檢驗的原因」,衛生署愛滋病防治義工祈家威說。在國內篩檢的六十三萬多件檢體中,同性戀者只有九百多件;而在檢查出帶原的十九人中,還有大部分因為使用化名,防疫處無從追蹤掌握。至於發病的第二、第三及第五例,更是病情惡化住院時,才不得不接受這個他們早已「心知肚明」、卻不願承認的事實。
也因為帶原者往往落得「眾叛親離」,國內部分血友病童帶原的事,病童本身及家人都毫不知情。「何必造成不必要的恐慌?」沈銘鏡表示。晏涵文也不主張帶原者的配偶一定要知道真相:「防疫人員必須告誡帶原者性交時使用保險套,同時以別的名義替配偶做追蹤檢查。但為避免製造更多家庭悲劇,有些事應該隱瞞。」
抱持同樣看法的莊哲彥,也反對「隔離帶原者」的做法。他說,帶原者的日常活動造成「公共危險」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站在防治立場,最希望的就是所有自知有危險者,都能擺脫心理障礙,接受檢查;如果這樣做的結果是「隔離」,無異是把他們逼到更隱晦的角落。利害相權,隔離並不可行。
祈家威則認為,以同性戀者而言,不管化名、匿名,能夠主動受檢的,總是心態較健全、願意面對事實的人。「怕的是有些同性戀者長期生活在『雙面人』的痛苦陰影中,早就有自毀自棄的心理,現在卻拿『愛滋』當武器,『報復』周遭不知情的人」,語不驚人的祈家威如是說。
藏污納垢,歡場令人憂
風月場所,則是傳播愛滋病毒的另一大溫床。公娼因經常做強制性篩檢,問題較少;而不受管理、流動性高且為數眾多的私娼麻煩則較大。私娼即使在「交易現場」被逮個正著,也不過拘留幾天,臨釋放前再抽血檢驗。而往往檢驗結果還沒出來,她又已重新下海,不見蹤影了。
「就算篩檢知道已經帶原,由於他們盛行『露水姻緣』,交往時不留姓名地址,分手後形同陌路,很難追蹤疫情」,莊徵華處長指出。
以目前大批防治篩檢對象——北、高兩地及全省一半以上縣市之役男、數所國立大學的入學新生、所有的捐血人及血液相關疾病患者,乃至於公娼、監獄犯人、性病防治所及煙毒勒戒所病患等——看來,真正「篩到重點」的不多。「如何設計更好的方法,使篩檢落實到高危險群,是將來防治單位必須做的」,晏涵文說。
謹慎自重,自保不難
如此說來,在防治工作仍有瓶頸的情況下,「自衛」似乎是最簡單有力的防治之道。「改變性行為」——包括純化性伴侶;不要涉足風月場所;避免肛交等不正常的性交方式;與高危險群交往務必使用保險套、切忌心存僥倖……等等,無疑是「自衛」的第一步。
對於不屬於「高危險群」者,掌握配偶的行蹤,則是自衛的重要原則。台北市立性病防治所林華貞所長說:「愛滋病毒沒長眼睛,不要以為自己清清白白就事不關己;尤其是已從配偶處染上皰疹、淋病性病的,更要提高警覺。」這些話不僅針對女性,其實做丈夫的也有「自衛」的必要。
此外,醫護人員的「把關」也很重要。由於愛滋病的前期症狀並不明顯,像是持續發燒、腹瀉、倦怠、盜汗等等,常會和別的疾病混淆;甚至真正發病了,若沒有肺囊蟲肺炎、卡波西氏肉瘤等特異症狀,還是不容易診斷出來。
正本清源,重視性教育
莊哲彥院長指出:國內的幾個病例,除了原本已知帶原的血友病患以外,其他的都是在小醫院轉來轉去,等到病情嚴重、送到大醫院來才發現。這樣看來,「可能有些病人被當成末期肺炎、腦炎,糊里糊塗死在小醫院裡了。」
國內處理愛滋症的臨床水準並不比國外差,但幾個病例都沒能拖過一個月,「沒有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是最大原因。因此莊哲彥一再強調「警覺心」——它不僅是正確診治的第一步,也是防治愛滋病的利器。
「當然,正本清源之道,還是該從性教育及衛生教育著手。」晏涵文教授感嘆地說,國內性教育一直在曖昧尷尬的階段,許多「禁忌字眼」不能上教科書、上電視,更不能攤開來討論。而對愛滋病「無知」的後果,不是完全沒有戒心,就是過度恐慌,兩者都會造成防治工作的阻礙。
林華貞所長也表示:「在歐美,保險套已是成人必備的日常用品,大家都視為理所當然;而在國內,使用者卻常被視為『異類』。」可見國內的防治教育還有待加強。
無可置疑,在愛滋陰影下,再多的宣導和自覺,都是絕對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