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冠冕的無冕王

他們以追逐新聞為信條。有人形容這一群人就像「食人魚」般，嗜血成性。為什麼記錄社會現象、臧否是非的新聞工作者，會變成被批判的對象？在寫和不寫之間，記者有何壓力、掙扎？

六月初，聯合晚報一版頭條新聞指出，職棒投手郭源治的女兒遭歹徒綁架，但不久就獲釋，歹徒並勒索贖金一億元。第二天，中時晚報在三版大肆抨擊對手報，把未經證實的消息渲染成大新聞。郭源治本人和所屬球隊也嚴重抗議。

六月中，作家林清玄婚變消息傳出後，出現在一年前就排定的演講會場，吸引了五十位媒體記者前往採訪。他自嘲，寫過一百多本書，卻少有人探討他對社會的貢獻，倒是離婚、再婚，受到記者如此「隆重待遇」。

記者有罪？

傳播新知、守望環境，記者扮演好自己角色的同時，也被環境或制度牽絆著，對於浮出水面的問題，責任也不全在記者這一方。

但是，我們的確看到，一向客觀的新聞界，突然置身於社會各界的抨擊中。「媒體自律」也成為新聞界的熱門話題。自從媒體大量增加以來，對新聞從業人員「感冒」的現象早已時有所聞。

三月底，媒體報導「以詩抗癌」的十歲病童周大觀的故事後，政府官員和大批記者湧入他的病房，大觀不耐地說：「不要再拍了。」

四月二十六日，藝人白冰冰的女兒被綁架消息曝光後，在首次記者會上，白冰冰含淚述說，當她去付贖款時，竟然發現記者在後面跟蹤，她質問新聞界：「是在幫我，還是害我？」

衝突、爭議、災難，不尋常的事件，就有新聞價值。新聞採訪學上亦莊亦諧的定義：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簡單的說，壞消息就是好新聞、大新聞。

「記者有罪」，白曉燕屍體被尋獲後，民眾在白冰冰家附近掛出抗議布條。政大新聞系副教授金溥聰為文指出，當四月二十八日，白曉燕的屍體被發現，法醫初步檢驗，死者被害時間約在八、九天前，這個發現讓警方鬆了一口氣，暫時擺脫可能因警方正式公布綁架案，促成歹徒撕票的陰影。但卻引發另一個疑問，會不會是因記者搶新聞，大舉出動直升機和採訪車，跟蹤警方付贖款，打草驚蛇，歹徒才下毒手？

連李登輝總統都在記者會上說，新聞界老是「報導綁架案，反反覆覆，……連他看了都怕。」

量變產生質變

民眾恐慌，真的是因為媒體報導過度嗎？

新聞界不同意這樣的說法。聯合晚報在社論中指出，「若無媒體的窮追不捨，會逼出內閣改組、官員下台、總統記者會的回應動作？」

「新聞界有報導不當的情形發生，但不能叫記者不報導，」一位記者說。

什麼樣的社會，就有什麼樣的媒體；但反過來說，由於媒體與社會的互動最強，什麼樣的媒體，也可能有什麼樣的社會。社會亂象，新聞界也要負部分責任。而不少人都同意，這個「行業擴張太快」。

每次看電視新聞都可以看到政治人物或官員在媒體簇擁下邊走邊講，當事人、記者、攝影機和電視台麥克風互相碰撞，險象環生。去年總統大選間，總統府資政郝柏村過生日，大批媒體堵在飯店門口，想採訪賀壽的賓客，七十歲的李煥就被擁擠的記者推倒在地。

一個重大新聞採訪現場，平均有上百名記者。桃園縣長劉邦友命案發生後，各媒體都派出大批人力前往地方支援，最多時高達兩百多人，桃園縣警察局特別開放大禮堂作為「記者休息室」。白冰冰家附近，不時可見採訪車東奔西走，不要說歹徒，大家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歹徒涉嫌作案的廂型車被發現後，媒體蜂擁而至，但警方早已把現場封鎖，記者只能在外圍照相。結果，報社記者擋住攝影記者的攝影機，攝影機也撞到報社記者的頭，雙方推來擠去互相叫罵。

「最令人反感的，就是攝影記者們在靈堂和殯儀館裡毫不尊重死者與家屬亂闖亂拍，把鏡頭擺到白冰冰臉前不到數寸地近距離拍攝，難道攝影記者們全把長鏡頭漏在報社或電視台，忘記帶到現場了嗎？」新聞工作者李巨源質疑。

每天追逐死線

社會大眾譴責新聞界，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和新聞評議會也呼籲媒體在採訪重大刑案時，一定要自律，顧及人命安全。然而，靠著記者心中那把尺，有多大效果？

中國時報記者林照真，在兩位採訪對象相繼去世後，寫出記者工作的無奈，「我最無法原諒自己的是，即使他們的生命已經遠去，我卻始終無法專心悲傷。」

新聞一個接著一個，「眼淚還沒乾，就要迎接下一場戰爭，」曾經任職多家報社、後來轉入學術界的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系副教授習賢德說，記者工作是「包辦制」，最不符合勞基法規定，平均每天工作時間都超過八小時，那有時間反省？

「好幾個寒意襲人的凌晨，經常在大園、中壢、平鎮、大溪等警察分局碰到同仁，紅著兩眼，仍在刑事組和員警們『扯淡』，苦守，」聯合報一位地方記者說。守著白冰冰家附近的記者則是連續幾天都在車上吃喝睡。如此不眠不休，為了什麼？

桃園命案發生後，某大報主管對地方新聞中心記者說：「誰要是漏了新聞（指破案或逮到兇手），從這裡十四樓跳下去還嫌太矮，最少要爬到二十樓頂再跳下去。」地方記者聽了這話從「腳底發涼」，回說：「要是漏了新聞，沒有第二句話，自己捲鋪蓋。」

電視台衛星轉播車在林口白冰冰家來來去去，追蹤現場、鉅細靡遺、挖掘獨家，到底媒體的責任、義務、道德之間有沒有平衡點？（薛繼光攝）（薛繼光攝）

矛盾求生存

每天交稿、深怕漏新聞；一則報導能傳閱給幾百萬人看的影響力──工作性質決定了新聞從業人員的風格和態度。

「臉皮不厚吃不了這行飯，你別看有些人的文字優美，一到新聞現場，那股賴皮味就不自主地流露出來。人家說不可以的，他們就必然是可以；人家說不能進去的，他們便爬上牆；人家把他們拉開，他們重新武裝一下便又擠進去，」中國時報記者徐宗懋認為，如此行徑，只能說「被採訪對象的利益和記者有著根本不同。」

中央日報醫藥記者吳佩蓉，目睹十歲病童周大觀將對生命的熱愛化為豐富文采，但是她對大觀父母為了成立「周大觀關懷生命文教基金會」，主動去函邀請政府官員到醫院探視，使得川流不息的訪客影響大觀的病情，頗為不解。吳佩蓉詢問大觀父親，他坦承，為了成立基金會，媒體是「必要之惡」；但對記者質疑父母動機，深表不滿。

「記者是在矛盾中求生存的行業，沒有一項原則能清楚告訴你如何和採訪對象相處，不能太過親密，又不能口誅筆伐，」聯合報採訪中心主任羅國俊說，「記者每天都在處理人的問題、探測人與人之間的邊際。」

處理得好，記者權力可以大到成為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監督政府的「第四勢力」。

記者再三掀鍋蓋

只是，第四權的理想，時有和現實衝突的情況。遇上敏感的兩岸、外交新聞，記者往往得在國家利益和社會大眾告知者之間取捨。

政府開放大陸探親以來，兩岸關係時而緩和、時而緊張，虛虛實實，記者是否該「有聞必錄」？常有爭議。

中國時報副總編輯戎撫天指出，中共官方一向善於利用媒體「放風聲」，可能誤導台灣對大陸情勢的判斷。

一九九二年，中共中央十四大會議，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強調，兩岸除了一個中國原則外，其他什麼都可以談。報告結束後，一位中共官員主動告訴台灣記者，江澤民的意思是，「連國旗國號都可以談」。但中國時報判斷，這是中共有意「誘引」台灣和中共談判，因此並沒有報導官員的「引申」；但有媒體引述了這段談話。

戎撫天解釋，台灣內部對國旗國號問題並沒有共識，一直也以此作為拒絕政治性談判的理由，中共官員的意圖顯然就是希望我們早日來談政治議題。這些年來，中共利用媒體放風的手法並沒有改變。以去年飛彈演習來說，戎撫天認為，中共就利用香港媒體塑造兩岸緊張氣氛，如中共武力強、採取軍事行動的決心等，在有關大陸資訊多、雜，而查證又不易的情況下，那些是事實、或是虛言恐嚇？新聞界都要小心判斷。

近幾年，台灣積極拓展外交空間，為了避免中共抗議，政府官員出訪總是行程保密，儘量躲著媒體。這樣的想法和記者「搶新聞」的角色就有衝突，政府官員和新聞界之間因此經常演出「捉迷藏」。

去年八月，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連戰訪問邦交國多明尼加後，就把隨行的記者甩開。台灣媒體被迫展開總動員，上天下地找我們的副總統。三家報紙在八月二十日演出大猜題，自由時報說，連戰昨訪德國幕尼黑；中國時報說，連戰可能轉往匈牙利訪問；聯合報說，連戰飛抵基輔將會晤烏克蘭元首。答案是，連戰到了烏克蘭。聯合報在此新聞戰中拔得頭籌，但其他二報雖不中亦不遠矣。

十二月，外交部長章孝嚴赴南非商談斷交事宜後，也演出「失蹤記」。章孝嚴從南非祕密轉往比利時回國後，發表他著名的外交「煮飯論」，指出新聞界緊追不捨，只是把鍋蓋再三掀開，不容易把飯煮熟，請大家諒解。

善盡告知，民眾不領情

值得討論的是，在某些重大事件上，把記者排除在外，美國的民眾卻認為可以接受。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時代週刊」的封面故事報導，一向以「人民喉舌」自居的傳播媒介，已經失去小市民的支持。當雷根總統派兵遠征格瑞那達，美國國防部決定，效法英國在福克蘭島戰役中所採取的措施，謝絕記者現場採訪，這個決定引起美國新聞界一致抗議。

新聞界口口聲聲「人民知的權利」受到侵害，但是，真正的「人民」卻無動於衷，反而覺得有些慶幸，「就好像一整天抱怨不休的人得了喉炎」，時代週刊說。言下之意，民眾耳根終於得到清靜了。

時代週刊還說，新聞記者不再是人們心目中具有崇高理想、仗義直言、公正信實的人。他們眼中只看見「獨家新聞」、「內幕」，自己的利益和名氣。至於「國家安全」、小市民、甚至大人物的隱私、人權，他們都漠不關心。

去年二月，「大西洋月刊」也以「美國人為何痛恨媒體」為封面故事，長達十四頁的篇幅，檢討新聞界未能取得民眾信賴的老問題，認為美國記者自我膨脹過度，以致常常看不到社會真正問題所在。大西洋月刊指出，美國記者認為值得報導的新聞，和民眾認知有差距。大西洋月刊舉例，一九九二年，美國總統和青少年代表會談，有人就提及，「媒體要為社會上青少年負面形象負責，政治人物能不能說服媒體，年輕人也有好的一面？」

刮別人鬍子前，先刮自己鬍子

新聞本質引導記者去注意負面的消息，中外皆然。理論上，公眾有知的權利，記者代替人民執行這個權利，所以有了新聞自由。但是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下，新聞媒介內部所適用的一些價值判斷標準，似乎和民眾想法有了距離。

一般民眾對記者並無深刻了解，只能從新聞呈現去認識報紙的風格。

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羅文輝研究民眾對十種專業人士的信賴程度，發現電視記者排名第三，報社記者遠在電視記者之後，排名第七。但事實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受訪者並不認識任何記者，也未接受過任何訪問。他們對記者的印象又是從何而來呢？

羅文輝認為，大多來自間接的認知。「電視記者常在電視上出現，他們大多外貌端正、服裝整齊，而且口齒清晰，容易給人好印象，」他說，而報社記者很少有機會讓讀者觀看，刻版印象可能來自電影、小說或聽聞，形象是模糊的，當然不如電視記者吃香。

那麼，什麼是報社記者的「真面目」呢？自己人看自己，由記者轉往學術界的習賢德認為，沒有一個行業比記者這一行，更容易受到威脅和利誘。

一九九五年，台中市台灣時報和聯合報記者，被不明人士伏擊重傷，台灣記者協會因此發起「新聞界反暴力威脅聲明」，連署千餘人請政府重視記者採訪的人身安全。

除了威脅，還有利誘。社會上覺得記者是可以收買的大有人在。記協在一九九五年十月揭發，「最佳女主角」美容瘦身公司、國民黨台北縣立委提名人劉盛良、國防部三軍大學三個新聞對象，以資料或出席費名義，送現金給記者。記協因而成立「退紅包」檢舉申訴專線，希望社會各界改變「送錢買新聞」的不當心態。

遊行抗議，攝影記者奮不顧身搶拍畫面，成為遊行人群和警方中間的「夾心餅乾」。（卜華志）

擺脫不了送禮文化

為什麼有人認為花錢買得到新聞呢？

羅文輝的另一項研究，詢問台灣一千多名記者有關專業倫理問題，例如「接受消息來源設宴款待、贈送禮物」、「沒有新聞任務而接受消息來源安排旅遊」、「為自己工作的機構拉廣告」等，記者可不可以接受？結果，一半以上的記者都認為，可以接受。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在九五年記者節制訂「新聞倫理公約」時，發現遭到最強烈反彈的一項條文，正是「記者應拒絕接受政府單位等採訪對象之旅遊招待、禮品或金錢饋贈，並堅決排拒其它收買或脅迫行為」。

不少同業認為根本做不到，而做不到的條文沒有制訂的必要。為此，記協特別召開座談會，聽取記者意見，不少記者指出「不拿錢一定會被其他記者排擠」、「地方記者早已把這些視為福利」、「應該先要求各級政府廢除招待記者的預算才對」，部分南部記者更強調「北部記者不要看不起中南部記者，台北也有不少記者拿紅包」。

「記者人格很扭曲，」習賢德同情的說，社會對這行業有太多偏見。

報紙不願登的新聞

記者和消息來源的「共生」關係，讓記者無法拂逆人情包袱。媒體私營的性質，也使得記者報導的自主性，受到「制度性」的威脅。

「新聞界主動紀錄社會變遷，但卻是最保守的行業，」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創會會長、自由時報記者何榮幸說，就以籌設產業工會來說，只有十二家報紙有工會，這當然和台灣戒嚴長達四十年，特殊的時空背景有關；但是在解嚴之後，不少報老闆仍然視工會為「洪水猛獸」，也發生過記者組織工會被開除的例子。

台灣日報副總編輯蘇正平說，「工會要求多，報紙競爭力就會降低」。他解釋，工會運動往往祭出怠工、罷工手段，要求資方讓步，但報紙每天要出，不出報，讀者就會跑掉，處境兩難。

一九九四年八月，自立報系因產權轉移，發生勞資糾紛，自立晚報在十六日頭版「開天窗」，以「歷史會記住這一天」為告白，向讀者致歉。南部傳回消息，「讀者和零售店都無法接受（指報紙空白），……明天如果還是這樣版面，就請不要運報來。」

自立事件引發諸多爭議，例如：媒體所有權轉移會不會影響新聞專業、勞方可否要求資方簽署尊重專業的協定、勞方以不出報為手段，是否公器私用等，學術界多有討論，但並無定論。

由於自立報系在解嚴前向來以言論尖銳、同情反對勢力為特色，變賣消息傳出後，得到學界和各媒體記者聲援。四百多位來自各界的人士在記者節當天發起「九○一為新聞自主而走」的遊行，積極催生了台灣第一個以記者為主體的專業組織──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別人的舞台

學術界看來，記者有心靠集體力量，抵禦違反新聞專業倫理的不當壓力，報老闆應該給予鼓勵才對，但閱遍第二天報紙，只有自立早報本身把這件事告訴讀者。

傳播學者徐佳士因而為文指出，台灣報紙對於是否要刊登自己的新聞，有一套指導原則：「為自己利益所製造的新聞，如頒獎、週年紀念、和主辦會議等活動，必盡量發表；『友報』事件，全部封殺；消息出自別的新聞來源者，如有利於本媒體單位，擇要刊布，如對自己不利，則封鎖之。」

「不報導也等於報導，」徐佳士說，這個事件傳達了報老闆的立場，「新聞工作者爭取自主權的奮鬥必然困難重重。」

記者每天在報上說是非、論公道，為別人爭權利，但誰又為他們說話呢？

「台灣社會各環節都病了，媒體只是其中一環，」自由時報記者何榮幸認為，社會要求媒體自律，用的是道德訴求，但是，「訴諸個別記者的道德良知是無效的，也不是當務之急，必須從結構、制度上改善。」

記協在九四年成立，兩年來，在台灣大小報、新聞週刊等數千名記者當中，有三百多位同業主動加入，為什麼記者對自己的組織這麼不熱中呢？

會長蘇正平說，記者天天在報上批評這、批評那，自以為了不起；每天和時間賽跑的壓力，誰又有時間投入組織或工會活動？何況，在權利沒受損前，也不會意識到組織的必要性。

政府官員出訪，行程常須保密，和記者「善盡告知」的角色可能就有衝突。圖為副總統連戰今年初訪問愛爾蘭都柏林的三一大學。（李培徽攝）（李培徽攝）

何去何從茫茫然

「新聞從業人員是相當世俗化的行業，但是新聞教育往往給予太多光環，造成虛幻、破滅，」習賢德說。

針對新聞教育的批評，政大新聞系教授陳世敏也有很深的感慨，他問，現在有幾個資深記者還在線上跑？不少記者四十歲那天醒來，大概都有何去何從、前途茫茫的感覺！記者工作真的沒有前途嗎？

記者的舞台就是「見報率」。線上記者每天跑新聞、參加記者會，建立人脈，為的就是能寫出讓消息來源信賴的分析稿。記者生涯就是「體力、腦力、耐力」的競賽。

然而見報率和報導品質卻成為新聞文化的盲點。線上記者抱怨被「操」的要死，資深記者需要的版面空間卻沒有擴大。

習賢德的研究指出，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國時報刊出專訪李登輝總統的大幅報導，聯合報受到嚴重衝擊。聯合報產業工會月刊登出「歸來吧！資深記者」一文，質問聯合報培養的資深政治記者在哪裡？

「目前採訪中心記者的平均年資還不到五年，而各組組長也不過十年出頭，這麼年輕、資淺的一支採訪部隊，要撐起全國第一大報的要聞版面，實在是個讓人笑不出來的事，」聯工月刊說。

「每位記者都會經歷勝任、成長的階段，」一位報社主管說，但是當編輯部百分之七十都是新人時，就很危險了。

問題就在，「行業擴張太快，新記者一來就被丟到複雜的路線，」羅國俊說，譬如政治，人家講什麼就相信。「政治人物不是邪惡，但他們處於利益複雜的環境中，經歷淺的記者沒有辦法一下子理解背景，需要多一點時間磨練，」但現實狀況是，往往等不及他們長大。這方面，沒有畫面就等於沒有新聞的電子媒體，問題更嚴重。

「新聞同業認定成功的標準之一是，有沒有爬到總編輯的位子，現實指標讓記者汲汲於追逐升遷機會，」習賢德表示。

一輩子當記者

資深記者關係著報紙品質，和記者對自己行業的認同感。

新聞評議會探究國內媒體未能設立資深記者制度的原因在於，大多數記者都中途轉業，表現優異者升任為行政主管後，無暇執筆，久離第一線採訪崗位。

蘇正平則以「不幸」形容，他在新聞界也十年了，待過的自立早報和現在的台灣日報，雖然意識到資深記者的必要性，但卻無財力投入，「資深記者是很貴的，」因為資深代表年資、高薪，才留得住人才。他表示，自立報系在報禁初解時，覺得報業前途大好，成立政經研究室、培養資深記者，但報業競爭太過激烈，每天應付出報，以致沒有多餘資源、人力投入，只好取消。

中小型報紙無能力，大報的問題不在制度，而在精神的落實。

聯合報系從一九八八年開始選拔資深記者（年資十年以上，視工作表現、新聞策劃能力等），讓他們不必負責行政工作，可以有更高待遇，也可以做專題。但後來他們發現在執行上有一些困難。採訪中心主任羅國俊指出，線上記者往往反映，「每天跑新聞，鋒頭卻由你出，覺得士氣受到打擊，」這項立意甚好的制度，後來幾乎變成調整薪水的方式。

「資深記者要的是精神上的報酬，如對專業尊重、給與版面空間，」曾任職經濟日報的政大新聞系副教授林元輝說，但老闆一打算盤，員工要「蹲」幾個月才有成品，就覺得不符合成本效益。

中時報系則有撰述委員、特案新聞中心（年資十年以上）的編制，讓資深優秀的記者提出專題企劃，主管不在時，就要代理工作。但同樣也面臨，資深記者應不應該劃分固定採訪領域的問題？

中國時報教科文中心主任楊維敏認為，「最好還是留在線上」，在現場感受氣氛，都是一種累積。她以最近結束的全國科技會議為例，她天天去聽，看到很多比她年輕十歲的記者，來了就在外面喝茶，有時候問她裡面討論了什麼就發稿。當她問他們為什麼不進去，都說聽不懂，覺得很無聊。但是她了解與會者的發言背景、想藉這個會議達到什麼目的，聽來就覺得很有趣。

今天新聞，明天歷史

記者工作完全在自我的要求和認定，即使制度上有理想、現實的差距，仍有不少記者並不把他們的工作當成職業，而視為一種「信仰」。

「記者精神層面最深之處，是身置歷史現場以及尋找和重現一個事件的努力，」中國時報記者徐宗懋說，當他到南非看到人類最後一堵種族隔離的牆倒塌、曼德拉演說、黑人深夜在大街上載歌載舞，他感受到「這不是新聞，而是人、人類、大自然、和各種糾扯不清的情感。」而他就身在其間。

資深記者之所以還沒有成為一種標記，也在於台灣媒體真正走上「正常」的路，不到十年，記者還沒有在開放的社會中找到「定位」。

報禁開放近十年，政大新聞系教授陳世敏說，從來沒有人逆向思考，報頁十五張會不會太多？看到太多垃圾，看不到資深記者的空間，他感嘆新聞教育不知「為何而戰」！

感慨歸感慨，陳世敏仍鼓勵資深記者在專業素養無法得到認同時，不妨考慮走入「個人新聞事業」──寫書。在他看來，出版業是很個人化的行業，可以充分利用資深記者收集資料、思考周延的優勢，而且收入也不比記者少。陳世敏以美國有專門為石油公司老闆、中學校長編印的新聞信為例，相信「大媒介之外應有小媒介的空間」。

報紙的生命只有二十四小時，今天的新聞是明天的歷史，還是明天的錯誤？就看記者是不是向他的行業效忠了！

新聞生命短暫，一天或數十秒。一位原住民少女死了，幾天後，沒有媒體繼續追蹤，大家就淡忘了。（卜華志）

一九九四年自立報系產權轉移，員工希望新資方能尊重編輯部新聞專業，自立晚報以「歷史會記住這一天」頭版開天窗為告白。（張良綱攝）（張良綱攝）

記者內心最深層的感動來自置身於歷史現場。香港九七回歸成為世界各地記者的注目焦點。（邱瑞金攝）（邱瑞金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