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求生存
每天交稿、深怕漏新聞；一則報導能傳閱給幾百萬人看的影響力──工作性質決定了新聞從業人員的風格和態度。
「臉皮不厚吃不了這行飯，你別看有些人的文字優美，一到新聞現場，那股賴皮味就不自主地流露出來。人家說不可以的，他們就必然是可以；人家說不能進去的，他們便爬上牆；人家把他們拉開，他們重新武裝一下便又擠進去，」中國時報記者徐宗懋認為，如此行徑，只能說「被採訪對象的利益和記者有著根本不同。」
中央日報醫藥記者吳佩蓉，目睹十歲病童周大觀將對生命的熱愛化為豐富文采，但是她對大觀父母為了成立「周大觀關懷生命文教基金會」，主動去函邀請政府官員到醫院探視，使得川流不息的訪客影響大觀的病情，頗為不解。吳佩蓉詢問大觀父親，他坦承，為了成立基金會，媒體是「必要之惡」；但對記者質疑父母動機，深表不滿。
「記者是在矛盾中求生存的行業，沒有一項原則能清楚告訴你如何和採訪對象相處，不能太過親密，又不能口誅筆伐，」聯合報採訪中心主任羅國俊說，「記者每天都在處理人的問題、探測人與人之間的邊際。」
處理得好，記者權力可以大到成為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監督政府的「第四勢力」。
記者再三掀鍋蓋
只是，第四權的理想，時有和現實衝突的情況。遇上敏感的兩岸、外交新聞，記者往往得在國家利益和社會大眾告知者之間取捨。
政府開放大陸探親以來，兩岸關係時而緩和、時而緊張，虛虛實實，記者是否該「有聞必錄」？常有爭議。
中國時報副總編輯戎撫天指出，中共官方一向善於利用媒體「放風聲」，可能誤導台灣對大陸情勢的判斷。
一九九二年，中共中央十四大會議，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強調，兩岸除了一個中國原則外，其他什麼都可以談。報告結束後，一位中共官員主動告訴台灣記者，江澤民的意思是，「連國旗國號都可以談」。但中國時報判斷，這是中共有意「誘引」台灣和中共談判，因此並沒有報導官員的「引申」；但有媒體引述了這段談話。
戎撫天解釋，台灣內部對國旗國號問題並沒有共識，一直也以此作為拒絕政治性談判的理由，中共官員的意圖顯然就是希望我們早日來談政治議題。這些年來，中共利用媒體放風的手法並沒有改變。以去年飛彈演習來說，戎撫天認為，中共就利用香港媒體塑造兩岸緊張氣氛，如中共武力強、採取軍事行動的決心等，在有關大陸資訊多、雜，而查證又不易的情況下，那些是事實、或是虛言恐嚇？新聞界都要小心判斷。
近幾年，台灣積極拓展外交空間，為了避免中共抗議，政府官員出訪總是行程保密，儘量躲著媒體。這樣的想法和記者「搶新聞」的角色就有衝突，政府官員和新聞界之間因此經常演出「捉迷藏」。
去年八月，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連戰訪問邦交國多明尼加後，就把隨行的記者甩開。台灣媒體被迫展開總動員，上天下地找我們的副總統。三家報紙在八月二十日演出大猜題，自由時報說，連戰昨訪德國幕尼黑；中國時報說，連戰可能轉往匈牙利訪問；聯合報說，連戰飛抵基輔將會晤烏克蘭元首。答案是，連戰到了烏克蘭。聯合報在此新聞戰中拔得頭籌，但其他二報雖不中亦不遠矣。
十二月，外交部長章孝嚴赴南非商談斷交事宜後，也演出「失蹤記」。章孝嚴從南非祕密轉往比利時回國後，發表他著名的外交「煮飯論」，指出新聞界緊追不捨，只是把鍋蓋再三掀開，不容易把飯煮熟，請大家諒解。
善盡告知，民眾不領情
值得討論的是，在某些重大事件上，把記者排除在外，美國的民眾卻認為可以接受。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時代週刊」的封面故事報導，一向以「人民喉舌」自居的傳播媒介，已經失去小市民的支持。當雷根總統派兵遠征格瑞那達，美國國防部決定，效法英國在福克蘭島戰役中所採取的措施，謝絕記者現場採訪，這個決定引起美國新聞界一致抗議。
新聞界口口聲聲「人民知的權利」受到侵害，但是，真正的「人民」卻無動於衷，反而覺得有些慶幸，「就好像一整天抱怨不休的人得了喉炎」，時代週刊說。言下之意，民眾耳根終於得到清靜了。
時代週刊還說，新聞記者不再是人們心目中具有崇高理想、仗義直言、公正信實的人。他們眼中只看見「獨家新聞」、「內幕」，自己的利益和名氣。至於「國家安全」、小市民、甚至大人物的隱私、人權，他們都漠不關心。
去年二月，「大西洋月刊」也以「美國人為何痛恨媒體」為封面故事，長達十四頁的篇幅，檢討新聞界未能取得民眾信賴的老問題，認為美國記者自我膨脹過度，以致常常看不到社會真正問題所在。大西洋月刊指出，美國記者認為值得報導的新聞，和民眾認知有差距。大西洋月刊舉例，一九九二年，美國總統和青少年代表會談，有人就提及，「媒體要為社會上青少年負面形象負責，政治人物能不能說服媒體，年輕人也有好的一面？」
刮別人鬍子前，先刮自己鬍子
新聞本質引導記者去注意負面的消息，中外皆然。理論上，公眾有知的權利，記者代替人民執行這個權利，所以有了新聞自由。但是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下，新聞媒介內部所適用的一些價值判斷標準，似乎和民眾想法有了距離。
一般民眾對記者並無深刻了解，只能從新聞呈現去認識報紙的風格。
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羅文輝研究民眾對十種專業人士的信賴程度，發現電視記者排名第三，報社記者遠在電視記者之後，排名第七。但事實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受訪者並不認識任何記者，也未接受過任何訪問。他們對記者的印象又是從何而來呢？
羅文輝認為，大多來自間接的認知。「電視記者常在電視上出現，他們大多外貌端正、服裝整齊，而且口齒清晰，容易給人好印象，」他說，而報社記者很少有機會讓讀者觀看，刻版印象可能來自電影、小說或聽聞，形象是模糊的，當然不如電視記者吃香。
那麼，什麼是報社記者的「真面目」呢？自己人看自己，由記者轉往學術界的習賢德認為，沒有一個行業比記者這一行，更容易受到威脅和利誘。
一九九五年，台中市台灣時報和聯合報記者，被不明人士伏擊重傷，台灣記者協會因此發起「新聞界反暴力威脅聲明」，連署千餘人請政府重視記者採訪的人身安全。
除了威脅，還有利誘。社會上覺得記者是可以收買的大有人在。記協在一九九五年十月揭發，「最佳女主角」美容瘦身公司、國民黨台北縣立委提名人劉盛良、國防部三軍大學三個新聞對象，以資料或出席費名義，送現金給記者。記協因而成立「退紅包」檢舉申訴專線，希望社會各界改變「送錢買新聞」的不當心態。
遊行抗議，攝影記者奮不顧身搶拍畫面，成為遊行人群和警方中間的「夾心餅乾」。（卜華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