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遠哲旋風

李國鼎：（行政院政務委員）

我覺得，李遠哲是一個有心人。

最近五、六年來，他每次回國，我們都見面。剛開始，是他想在國內舉行一個原子分子研討會，遭到困難，所以來找我幫忙。而他最終的目的則在國內成立一座原子分子研究室，希望能提昇國內基礎科學的研究水準。經過一番周折，研究所總算成立了。

他說：「我一直希望台灣能有從事科學研究的優良環境，使科學生根，而不要到國外才能有成就。」

環境對一個科學家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舉個例子，得諾貝爾獎的人很多原籍是英、德，而非美國，但他們卻都在美國得獎。由於有美國那樣的環境，才造就了他們，使他們脫穎而出。

比起以前，我們的環境也一步步在改善，雖然我還是不很滿意。

老實說，今天的原分所設備並不比國外差，而中研院的制度也比過去更有彈性，有心打消平頭主義；我們希望環境的改變，能吸收更多海外學人回國，同時也鼓勵在國內辛苦耕耘的人。

而吸收人才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希望他們把研究精神帶回來。所謂「研究精神」，是針對一個問題能不眠不休探討的精神，我覺得它是提昇學術水準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李遠哲曾提到台灣年輕的學者從事文化工作的數量和熱情很少，現實主義濃厚；學生寧願學工不願學理。但是我們在檢討國內情況時，也不妨放眼天下；我覺得這趨勢無法避免，而且全世界都一樣，以美國為例，好幾所很好的大學理學院都找不到學生。

學物理的學生，在國內沒有研究計畫可做，在這裏「蹲」不下去，往後自然得改行，他們通常會走上材料科學或是電腦的路。但美國若是有計畫地推動物理方面的研究或成立實驗室，說不定我們學物理的人就多了。

我覺得這是機會的問題。

目前，國內不惜工本發展同步輻射，也就是希望創造一個較好的環境，吸收基礎科學的人才；而如果有大師級的學者回來，或許更能刺激、提昇年輕人的學習意願。

李遠哲曾表示，一年多以後他有半年休假，願意考慮回來。我希望他能回來，利用半年的時間專心指導，我相信很自然就能帶動國內的研究精神和風氣。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日李遠哲在瑞典皇家學院領獎後，與得獎人合影。（美聯社傳真照片）

什麼最重要？

曾昭旭：（中央大學中文系系主任）

李遠哲的談話讓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能「找到自我」。

他認為國內教育制度在知識的傳授上做得還不錯，但在培養學生積極主動、追根究底的求知習慣上就差了點。然而，單單怪罪制度也不公平，李遠哲鼓勵青年要反求諸己。他希望年輕人不隨意妥協，要有向權威挑戰的精神；並再三強調同學們要主動追求問題，如老師教得不好，就自己找答案。

我一直覺得「自我教育」很重要，人在成長過程中，一定要經過自覺與自我選擇，找到自我、確立方向，才能彌補教育制度的偏差與不足。李遠哲就是很具代表性的人物。

但我也要強調，真正的自覺是理性的，經過逐步的慎思明辨，不是一時受到壓力而發洩、叛逆。

此外，他也深深明瞭什麼是最重要的。

李遠哲在寫給父母的一封信中提到：「……科學研究的成功，給我很大的鼓舞，但我並不是愛好虛榮的人，也更不屑為名利爭奪，總覺得社會上嘉獎科學家的成就，最主要的是在使社會上的人知道科學家在做什麼，至於誰得獎還不是最重要的，畢竟近代的科學研究群策群力，不能只歸功於某個人。」

乍看之下，後者與前面提的自我肯定好像相反，其實是相成的。由於他能自我發現與肯定，才能全心全意追求學術，而不求虛榮。由於不求虛榮，才能忍受寂寞，潛心從事研究，而有所成。

李遠哲送給母校學弟一枚諾貝爾獎複製獎章。

教育是最大的籌碼

阮大年：（教育部次長）

李遠哲的專業知識和學問為大家所敬仰，藉由他的得獎，社會對他專精的基礎科學當有更進一步的瞭解；另方面似乎也能證明國內科學教育所播下的種子還算不錯。

當然我們不能以此自滿。有人說他若在國內，也就沒機會得諾貝爾獎；這點固然是事實，但不會讓我們洩氣，因為科學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工作，不能一蹴可幾。平心而論，現在的教育比起以前又不同了，國內自行培養的碩士、博士，也具有一定水準。但不必諱言，博士後的訓練，我們的確仍須努力。

李遠哲是一位誠懇、單純、穩重，很願意協助國家發展的科學家，有什麼話就說什麼，很坦白。但我覺得國人毋須因為他得獎，就把他每一句話當成「格言」，過度引申，我覺得這樣對他也是很大的壓力。他不是說嗎？對知識或人家說的話都應帶「批判」精神，當然也包括他說的話。

李遠哲接受採訪時，表達的是他自己成長的過程或經驗，他過去蹺過課沒錯，並不代表他鼓勵大家蹺課，但聽者可能誤解。

而且，李遠哲蹺課的時代並沒有資優教育制度，現在已經有了，他嫌上課進度慢而蹺課的理由也消失了。

我希望學生在欣賞他成功的同時，更要體會一個科學家做學問時的努力和敬謹，不要只看到表面的名利。

李先生一回來，大眾傳播媒體不約而同地把箭頭指向教育單位，大加撻伐；開個玩笑，就好像我們平常都在睡覺一樣。這是不公平的指責。

目前，國內教育的每個環節，都是按部就班、有計畫地在進行，寧願保持穩定的進步，而不追求超越、跳躍性的成長。

老實說，台灣沒有資源可憑恃，真正能發展的只有「腦力」，所以教育對我國而言，絕對是最重要的。李遠哲得獎最大的影響莫過於，趁機喚起大家對教育投資、科技預算的重視，這也正是我們未來發展最有利的籌碼。

這是李遠哲實驗室中的分子束儀器。（牛頓雜誌社提供）（牛頓雜誌社提供）

蹺課引起爭議

徐佳士：（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李遠哲博士得獎的消息，報紙報導得太多了，甚至有「膨脹」和「加水」的情形，站在傳播的角度來看，我認為是忽視了讀者的權利。由於我對傳播媒體起了反感，最近有關這方面報導沒細讀，也就不便發表意見。

但我個人仍很敬重他在化學方面的成就。

就我所知，報紙曾對李遠哲學生時代蹺課的事情加以討論，有的人甚至贊成蹺課，覺得李先生蹺課的「結果」並不差，這點我有不同看法。

我一直認為，上課是師、生雙方的問題，必須同時參與，才能激盪出火花，只有單方面的努力絕對不夠。

有天我班上一位學生問了一個很有深度的問題，我對他說：「還好你沒蹺課，要不然就沒人問出這麼好的題目，我也就不能解答、不能發揮了！」

學生蹺課，會使教室變得比較「空虛」，不是人空虛，而是精神空虛。師生之間是互相刺激和啟發的關係，學生蹺課，不單是他自己的損失，也是老師的損失。我相信李遠哲也不希望造成國內學生蹺課的風氣。

此外，我要重申的是，國內對新聞事件的處理經常過度膨脹，這正是傳播媒體的通病。李遠哲一回來，傳播界的老毛病又犯了！

李遠哲回新竹中學參觀校史館，看見陳列中的高中成績單，趕忙蒙住太太的眼睛。（吳恭銘攝）（吳恭銘攝）

缺乏自我肯定

吳統雄：（聯合報資料中心副主任）

李遠哲說：「中國近百年來，受到列強壓迫，抬不起頭，當看到國人在外國表現良好，就認為中國人不錯。」這話似乎反映國人尚未建立自我肯定的品味和信心。

他獲獎的依據，是他長期研究的結果，也就是他的「成就」，但這幾年他卻不曾得到如此車馬儀節式的注意。其中冷熱之別，其實國人不是盛待他的「成就」，而是盛待外國的「肯定」。也許，我們身邊並不是沒有其他的「成就」，我們欠缺的只是自我「肯定」。

此外，我想提出二個話題：其一，李遠哲認為一個人看到不合理的環境，不能妥協；也不能為權威所限。

根據目前各種主客觀的體制和環境，就一個已成功的人而言，不妥協好像很簡單；但對一個仍未克服生存問題的人來說，是否能去實踐這個很好的「理想」呢？

有個笑話是：有人問什麼叫知識與智慧？答案：「知識，就是聽長官講話，發現他的錯誤；而智慧就是悶不吭聲！」個中涵義，值得深思！

其二，我對李遠哲所談的問題下了三個字的總評，那就是「不新鮮」！

既然不新鮮，但為什麼他會造成「超級旋風」，而我們又聽得很過癮呢？當然這與諾貝爾獎的「光環效果」可能有關，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是：他所說的我們都還沒有實踐！

在實踐的過程中，到底出了什麼問題？也值得我們深思。

主動精神不可缺

楊平世：（台灣大學植物病蟲害學系副教授）

李遠哲是第一個在台灣受完基本教育，赴美求學，從事高深教育而獲全球最高榮譽的人。他認為國內若干進步的現象只是經濟發展後伴隨而來的虛象，在科學文化上卻沒有真的那麼進步。

在對國內人才外流、年輕人太現實的批評上，他一針見血，很多雖是老生常談，我卻希望藉此「時機」，有關人員能聽得進去。

而他對青年學生的鼓勵，我覺得很好。國內一般大學生的通病是眼高手低、光說不練，李遠哲腳踏實地、穩紮穩打的求學態度，對他們也應是一種刺激。

他積極主動的求知精神，也讓人印象深刻。我覺得，國內環境雖不太好，但也應該還算可以，在客觀環境下，有錢做有錢的研究，沒錢做沒錢的研究（當然有些必須用錢的就須有更充裕的經費），不少人都持續在做，不曾怠懶；但要使科學更進步，我認為主動求知的精神更為重要。

大一，李遠哲由化工系轉到化學系，為開拓眼界，也到物理系選課。暑假仍留在學校，與系上學長輪流講熱力學；大二時每週和同學輪流講原子物理……。

能有他這樣頭腦清楚、好學積極的學生當然很好，但是有時老師也得從旁提醒，因勢利導，造成風氣。

為什麼呢？因為現在的小孩受到太多的保護，幾乎從一出生就走父母早安排好的路，什麼事都不必自己操心。久而久之，就會失去思考和判斷的能力。所以，老師的「拉拔」更顯重要。

以我們系上為例，雖然課程安排四年級才進研究室做實驗，我卻一直鼓勵同學早點「進門」。因為越早動手做實驗，就能越早在蒐集資料和逐步印證的過程中，知道什麼叫「做學問」。

有時，一些懵懂的學生會因此認清自己的志趣，而後登堂入室。在學生的主動要求下，即使老師的實驗室已客滿，仍會想辦法安插。像我，就是改裝一間廁所後才解決空間過小的問題。通常只要學生要求，老師高興都來不及，怎會拒絕？！

我要強調的是，師生間的關係是互動的，一方的主動絕對比不上雙方的主動，而主動精神正是科學發展很重要的觸媒。

科學與文化的省思

王鎮華：（中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對國內一般不認識基礎科學的人而言，李遠哲的得獎，是一項很好的說明。在目前以「票房」、「收視率」、「市場」為導向的社會上，李遠哲這種自我肯定、忠於自己的價值導向，十分可喜。

難得的是，他很確定自己不把得獎當成人生目標，對他而言，獎只是告訴大家，社會應該肯定「科學」，而非他個人。我覺得，台灣各式的獎，差不多把有潛力的人才毀掉了。一來是因獎變成人生唯一的目標後，動機已不純正，學術的本身受到斲傷；二來是評獎人缺乏正確的價值判斷，在執著這種真正價值中，混進了人情、關係等各種不相關的價值，這就把獎的名氣給毀了，也失去它的意義。

在刊載李遠哲消息的報導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林俊義教授所寫的專訪——「立足小分子，縱情大宇宙」。文中強調他是關懷面廣的性情中人，我就以人文的角度略作探討。

其中一段談到核心問題，也就是李遠哲對科學與文化（人文）之間所守的「分寸」。

林俊義問，近代科學教育訓練出只會動作的技術員，卻非活生生會思考的科學家，如果注入人文及通識教育能否解決？

李遠哲認為人文通識可以提昇技術員的能力，才能打開新局面，做些有創意的科研。

林又問應如何把人文通識教育成為科學訓練的一部分？一路問下來，李遠哲才說：「這不是科學家的教育問題，而是一般的教育問題。」他認為：「科學家不應有任何特殊情況，把一般教育做好才是最重要。」由此，可以看出他嚴守的分寸，而他也同意「廣泛的關心是很重要的」。他認為創意並非建立在專業知識上，而應根植於通識的教育上。

李遠哲又強調：「當年輕人發現年老的一輩做錯事情時，科學才會有進步，社會才會有進步。」我卻有不同看法。也許年輕人比老年人更真心地追求理想，但我覺得年輕與年老中間並沒有對與錯的必然關係，年輕不一定對，年老不一定錯，其間應是「是非」的問題，而不必把兩者對立起來。舉例而言，在科技方面，許多年輕人有新的想法，可推翻過去的說法；但在宗教、道德與傳統上，他們是否足以推翻過去呢？不無疑問。

一個民族尚未成熟時，它會強調自然的進步（也就是年輕人可能比老年人進步），但這種說法卻不夠深入；真正成熟的民族不是靠自然的演進，是靠人們主體的生活實踐。

我覺得，李遠哲對科學的看法很透徹，他對其他的想法也很穩健，但其中，我較少找到他對成長、歷史和傳統這些與文化有關特質的想法，從人文的角度來看，有點可惜。

但李遠哲的一項說法很好，光談通識教育，不如把一般教育落實做好；雖然它很不容易，卻值得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