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您在國內大學快速擴充的九十年代任職,對大學資源減少、相互競合的現況有何想法?您擔心台大的優勢將會削減嗎?
答:目前台灣的大學數量有一百五十幾所,據統計,一九九一年一位大學生平均分得的教育資源是二十一萬元,到去年已降為十四萬元。與國外大學相比,日本東京大學一位學生得到的補助是二百多萬、香港大學是九十多萬;韓國國民所得比台灣少,但一位大學生得到的也有三十萬。幾年前韓國政府推出「Brain Korea 21」計畫,要讓二十一世紀的韓國更具有競爭力,自從這個計劃實施以來,韓國大學的研究論文數量自一九九六年就衝上來,可見資源投入確實會影響研究成果。
幾年前中國大陸也祭出「211工程」,要在二○一○年擁有一百所世界級大學,隨後又修正目標,從這一百所大學中挑出北大、清華、復旦、浙江、上海交通大學等九所學校,作為重點大學,額外補助經費,致力於校園基礎建設、教授薪資調整與研究計畫推展等,藉此拉抬整體水平。以北大來說,一年預算約是二億人民幣(合台幣八億多),重點計劃每三年又另外補助十八億人民幣,真是大手筆。相較之下,台灣高等教育資源稀釋情況太嚴重了。
問:教育部期望十年內國內有一所大學能進入世界排名一百大。台大要怎麼做,才能達成這個目標?
答:一九九九年行政院科技顧問會議建議,大學既是帶動國家經濟、科技發展的龍頭,台灣應建立一個多元的高等教育系統,大學可依其不同定位,設定願景及任務,個別朝向研究型大學、教學型大學或社區學院發展;同時,至少擇定一所大學給予充裕經費,鼓勵創新研究,以期在二十年內躋身世界級大學之林。
為了落實這項共識,教育部自二千年起,推動五年期的「大學追求卓越發展計劃」,補助各大學進行跨領域的整合研究,包括卓越發展計畫、研究型大學整合計畫等。所謂研究型大學,也就是以台大為一主軸,陽明、清華、交大、中央等四校為另一主軸,南部的成功、中山則為第三主軸。但我要強調的是,每年支持研究型大學的補助總額只有八億元,資源實在太少。
要強化競爭力,人才最重要,而要延攬優秀人才、就必須給予優渥的條件和誘因,台灣公務體制的最大問題就是沒有彈性、只看年資晉級,全都是齊頭式平等。以大陸的北大、清大來說,他們的教授等級有十幾級,依個人表現,薪資從二千元到幾萬元人民幣不等,其間彈性很大,他們是用資本主義的方式來辦高等教育。
待遇制度最現實,台灣教授的平均月薪約是十萬元,香港則是十萬港幣,比我們高四倍,台大管理學院就發生過從美國名校請回來的教授,後來又被香港大學挖角的例子。事實上,教育部也支持大學的特聘制度,目前就看行政院的態度。
除了待遇的鬆綁外,台灣學界習慣單打獨鬥,也阻礙了學術品質的提升。日本學界的作法是,選定了研究主題,就依此帶領、培養出一個研究團隊。台灣學界比較依靠研究生,要想組成團隊還是稍有困難。
值得欣慰的是,台大老師已經開始進行跨領域研究,包括醫學院和理學院合作的基因體研究、奈米結合生物晶片的研究,以及電資學院結合藝術、新聞領域的多媒體數位科技等。因為台大最大的優勢就是它是一所綜合性大學,若不打破科系界限,這種優勢顯現不出來。
問:目前台大的各種研究計畫中,哪些具有國際競爭的水準?
答:以我們的東亞文明研究來說,若成氣候,世界上想了解這個領域的人,都會來台灣,因為大陸經過文革動亂,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有一段斷層。其次,像楊國樞、黃光國兩位教授對華人心理學的研究,也很具優勢。雖然心理學理論源自西方,但華人有華人的傳統、習慣與文化,也許從華人心理的研究中,我們可以整理出自己的一套理論。這兩個領域好好做,都具有發展成為世界一流水準的潛力,而且與科技領域投入的資源動輒上億相較,東亞文明研究的經費只有三千萬,算是「小投資、大回收」。我認為,國際化一定要了解本土的優勢,國際化與本土化絕對是相輔相成的。至於理工科技的發展,由於世界各國競爭已達白熱化,因此我們不做不行。
問:由於教育資源減少、稀釋,很多人說,現代大學校長的任務之一就是對外募款,而台大校友遍布各領域,在募款上的成績如何、有無困難?
答:說到大學對外募款,全世界只有美國有此風氣,日本沒有,歐洲國家也只有英國的部分學校做得到。因為美國有稅制配合,企業家和有錢人也願意捐錢給大學,以留名青史。
而在台灣募款,只能依靠捐獻者的個人熱誠,雖然台大的條件最好,校友中不乏科技界領導人,譬如電機大樓是廣達集團董事長林百里捐建的,但是台灣這麼小、企業也就這麼多,靠捐款辦學只能佔很小一部份。捐款給慈濟的矽統科技董事長杜俊元曾說:「善門難開」,因為此後每所學校都去找他,連中研院都希望他捐款!我們還是希望政府大力支持大學的學術提升,只要強化一、兩所大學的競爭力,依照雁行理論,其他大學也會跟上來的。
問:擔任台大校長十年來,您認為自己達成什麼目標?
答:外界以為台大老師很「難纏」,其實他們非常理性。就制度面來說,我建立了教學評鑑、系所評鑑、教師評估等,其中最難做的就是教師評估,這是我擔任醫學院院長時推動的政策,後來競選校長時,很多人質疑我是不是也要來這一套,當時大家還有防衛心理。兩、三年後我慢慢推動這個理念。後來提到校務會議上討論,是台大老師自己通過這個制度的,等於是他們願意接受高度自我要求的挑戰,逐漸台大整個發展潛力都出來了。我知道其他大學也想跟進,但卻被他們的老師否決,從校園民主看來,台大能做到,確實讓人欣慰。
「敦品、勵學、愛國、愛人,」這是傅斯年校長留下來的校訓,隨著時光推移,也一代代傳給新鮮人。圖為陳維昭在新生訓練後與學生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