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說我勇敢——鄭念

如常午後，鄭念斜躺在華盛頓家中舒適的沙發上，享受此刻的寧靜。

伸手可及的茶几上，整齊堆放著中英文雜誌、椅背後立著屏風，高几上玉盞明淨、牆上是書畫……，一切自然比不了上海故居，卻一逕優雅。

「牡丹庭院又春深，一寸光陰萬兩金，拂曉起來人不解，只緣難放惜花心」唐寅的簪花仕女立軸，是複製，讀來仍然凝定沉歛。

「不對！」腦中飄過一個景象，鄭念猛地坐起身來。

她忽然想到：年紀畢竟大了，一個人在這屋子裡，萬一有個意外，誰會即時知道呢？即使銀行埵鹵，也沒人能代開支票，到時候連醫院都進不了……。想到這兒，她起身走向電話，設法授權給附近的一個朋友；她必須立刻解決這個疑慮。

這裡有清新的空氣

鄭念今年七十二歲，她喜歡開汽車。

一九八○年離開中國大陸的時候，她帶著一隻箱子、廿美元，在甲板上目送細雨中漸行漸遠的上海；一九八三年，鄭念由加拿大遷居美國，六百英哩的路，她硬是駕著車，載了六箱行李，開上兩天兩夜找向新家。

年輕時候，在澳洲的外交官夫人生涯中，她就是這麼獨自駕著車到處講演、宣傳抗日。如今朋友都勸她，年紀大了，別開車，但她堅持「在美國沒車就是沒腿，不成；叫我住在買東西方便的市區，我那裡肯」。

她住在華盛頓特區教堂街的這棟豪華公寓裡。在這兒，她擁有雅緻舒適的一房一廳，散步、打太極拳的大花園，自由呼吸的清新空氣，和她所謂的「一群老太婆朋友」。

上海生與死

閒時，她在附近大學選修哲學、聖經文學、美國小說……等課程，有時也學學「股票市場」之類的經世之用。甘迺迪中心離住處不過十五分鐘車程，她通常購買季票，就有好一陣子的音樂會可以聆聽；否則，和朋友打橋牌、聽戲……，也足以消磨整個黃昏。

目光炯炯，神采奕奕，加上足夠的銀行存款，鄭念的確是個令人羨慕的富裕老人。但此時此刻，她又顯得如此孑然一身。

她原來不是的，至少，她該擁有美麗又貼心的梅平。

梅平是她四十二歲守寡之後，相依為伴的獨生女。鄭念在文革期間，以曾經留學英國又為英國公司工作，而被誣指為「帝國主義間諜」入獄，第二年，女兒就因不肯指控母親而被活活打死，又推下九樓，佯裝自殺。

當鄭念以過人的毅力堅拒認罪，而在坐牢六年後出獄，她根本不能相信，浩劫之後，存活的竟是一身是病的自己；而活潑開朗的女兒，卻無辜結束了廿四歲的年輕生命。

他們認為我很勇敢

這段經歷最後成為近來轟動全美的暢銷書「上海生與死（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今年六月，時代雜誌以兩期連載全書摘要，美國各大報也多刊載了書評與特稿，鄭念規律的生活改變了。她開始不斷地接受電視、電台、雜誌、報紙的訪問，也奔走東西兩岸各大城市與讀者會面。她的書桌上，更堆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讀者來信，其中有南斯拉夫、伊朗等地有類似遭遇的政治犯，也有面對歷經文革的中國病人，而束手無策的美國心理醫師。

多年來，有關文革的小說不在少數，文革期間更甚於鄭念的慘劇也不知凡幾；「上海生與死」所以如此受西方人矚目，鄭念自己分析的原因是：

第一、在西方人的經驗中，像猶太人受政治迫害的對象，多半是男人，因此有人把鄭念比做第一位受到迫害、卻能靠自己的毅力活下來的女人。

「他們認為我很勇敢」，鄭念說。

像看偵探小說

第二、鄭念曾經收到分別來自荷蘭及愛丁堡的來信，這些讀者不約而同地指出，這本書讀起來像「偵探小說」，讓人一開始看就不能釋手，直到眼見主人翁平安離開上海，才能安心。對於這一點，鄭念認為，除了自己本來就不愛講大道理，其他實在全無技巧，因為這段經歷的本身，已經夠戲劇化了。

此外，簡明流利的口語化英文，當是暢銷的原因之一。鄭念表示，事過多年，她並不能確切記得每一個人說過的每一句話，僅能掌握大意。在英文寫作時，她刻意按照西方人的語言習慣、思考模式來意譯，因此較能讓他們接受。尤其，並無寫作經驗的鄭念，前後共花了二年時間寫了五遍：前三遍整理思緒，第四遍校訂文法，第五遍刪節。她由一千二百多頁刪至七百六十頁，亦使全書更為緊湊。

不只是肉體受苦的問題

「上海生與死」在紐約時報全美暢銷書排行榜的名次節節上升，無疑說明瞭它打動西方人的程度；而由西方記者對受刑過程的明顯好奇看來，似乎又與中國讀者的感受未盡相同。鄭念在耐心回答、並且展示手腕疤痕之餘，也感受到：對成長在大致公平、合理、富裕社會中的西方年輕人而言，他們並不能完全體會到：這不只是一個肉體受苦的問題。

「與其說我勇敢，不如說我生氣」，鄭念表示，她在牢裡看過太多女子，受到更多酷刑的折磨而不屈至死，「我這些小傷算得了什麼？我只是氣他們不講理，非跟他們吵清楚」，一九七二年鄭念被釋放時，她拒絕出獄，為的就是堅持討回公道。

迫貓「汪汪」錯在誰？

「只有華爾街日報的記者，特別提到我在書中的政治分析」，鄭念指出，其實她一直對政治很有興趣，一九四九年中共到來時，她很用心地讀馬克思理論，還作筆記，「可惜他們並不講『理』」，鄭念說，當時在牢裡，審訊員對她說：「別人都交待了，為什麼就你不肯交待？」她答：「我沒有錯，為什麼要交待？」對方卻說：「你要是沒錯，全上海一千萬人，為什麼你會入獄？」

鄭念當下反問：「你把貓擱在狗籠裡，怪它不會汪汪，是你錯還是貓錯？」

這些插曲，她並沒有全寫在書裡，「外國人很難體會這爭辯背後的絕望」，她說。

有人說鄭念的書堨無責難，不見火氣。鄭念說：「我不恨紅衛兵，他們只是小孩子，是被利用的，他們可憐；而我，雖然坐牢、受傷，但總的說沒大傷害。如今活到七十二歲能這樣健康，很不錯的了。」

當中國瘋了……

經過二小時的談話，鄭念斜倚在沙發上，略略透出了些許疲累，她繼續說：「何況，失去的財物、家園是身外之物，有什麼重要？而我的腦袋卻比以前靈得多。經過這些事，我對自己的信心，和對共產黨的認識，都深刻多了，但是」，她的情緒開始顯得有點激動，「弄死我女兒，是我永遠不能原諒的事實。如果我對任何人說我的心情平復了，那絕對是撒謊！」

緊倚著沙發的方几上，相框裡，梅平正站在一幅林風眠的畫前笑得燦爛。企圖殺死她的人肯定是瘋了，在她年輕而短暫的生命裡，曾經是那樣信任，並遵循共產主義的呀！

「當中國瘋了」——這是時代雜誌的封面標題。為什麼？當年的社會主義不是充滿理想？中國人原本這樣聰明！那又是什麼使得千千萬萬的中國人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