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現代科技進步之賜，無論是老照片、舊報紙、圖書資料、地理圖資或是影片都能將之數位典藏，並能藉助詮釋資料（Metadata）建置，利用關鍵字快速找到資訊，或是成為進入實體資料庫的鑰匙，把過往我們所不知道，或是被遺忘的歷史足跡一滴一點地重現，讓我們得以逐步拼湊出歷史的原貌與真相。

數位典藏，鮮活的台灣歷史

進入到「台灣古寫真上色」網站或臉書，會看到一幀幀色彩艷麗的老照片，無論是台北最早的公車，全身銀亮地出現在市區的畫面，讓人忍不住地想進一步窺探1930年開始營運的「台北市營乘合自動車」巴士行駛在台北街頭，究竟當時搭乘者的樣態，以及他們生活的環境是如何的光景？或是騎在馬上精神抖擻的軍人們，護衛乘坐敞篷馬車來台巡視的日本裕仁皇太子（之後的昭和天皇）掃街的照片，引人想一探1923年4月16日搭乘戰艦「金剛」來台的裕仁皇太子，在基隆港上岸，足跡遍及基隆、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屏東，12天的行程是如何度過的。

網站裡鮮豔的照片，原本是數位典藏下珍稀的古老黑白照，在獨立書店「聚珍．台灣」經營者王子碩翻閱了無數資料，確認了台北早期公車的顏色，並且比對日治時代衣物與建築的色彩，甚至親訪時代的經歷者，才將這些老照片手繪上色，試圖還原當時的風采。如此鮮活的畫面，讓我們猶如時空旅行者，穿梭在百年之間的時空角落，和古人一起見證當時的場景。

不僅是老照片，數位典藏的影片也能串起許多珍貴的記憶。例如聯合報系經營的「報時光」網站，打開「歷史映像」，就會看到許多重要事件以影片加上文字的完整呈現。例如昔日台北大同區的地標「建成圓環」，如何從日治時代崛起、演變成庶民小吃的地景，爾後又經歷商圈沒落、重建、再沒落，到今日成為市民圓環廣場休憩空間。短短影片把一段市民們共同的回憶複製重現，也讓沒機會參與這段歷史的人重新認識老台北的過往。

另外，由中研院建置的「台灣日記知識庫」收藏了許多在台灣史學上具影響力人士的日記。檢閱這些當事人的私密日誌，不僅得窺他們當時的看法並呈現社會變遷的軌跡，也反映了他們所處時代的各種思維，是研究台灣史重要的參考素材。而且因為是私人日記，會出現許多不為人知的軼事，讓後人在解析歷史的同時，有了更真實而生動的畫面。

台灣圖書館擁有最多日治時期的資料，2007年開始進行數位典藏計畫。

早期報紙為了蒐藏方便，會製作成微縮膠卷（Microfilm）及拍攝成單張黑白底片。

數位典藏把有保存價值的實體或資料，透過數位化方式轉製，圖為中研院建置的「台灣日記知識庫」。

本土化浪潮，推進台灣文史數位化

1980年代是台灣風雲變動的時期，解嚴後的在地思潮興起，台灣本土價值的論述逐漸受到重視，本土化運動鼓舞著更多人去認識自己生長的土地，在文學、繪畫、音樂、舞蹈、劇場等各領域，「台灣學」風起雲湧。2000年台灣首次的政黨輪替，政府更積極推進台灣文史研究，學院裡的台灣學研究蔚為風潮；除了既有的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之外，國立的成功大學、清華大學和台北師範學院（現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陸續成立有關台灣文化、語言、文學的研究所，連帶地出現了大量對於台灣文史資料的需求。與此同時，擁有文史資料的圖書館和學術機構在政府的資助下，開始陸續推動館藏數位化的工作。

「以國立台灣圖書館為例，前身是1914年創立的台灣總督府圖書館，擁有最多日治時期的資料。圖書館在2007年成立『台灣學研究中心』，接受教育部補助進行數位典藏計畫，之後逐年完成各種數位資料庫。」國立台灣圖書館館員，同時也是台灣史研究、史普學者蔡蕙頻談到，數位典藏是指將有保存價值的實體或資料，透過數位化方式，例如攝影、掃描、影音拍攝、全文輸入等方式轉製，再加上詮釋資料的描述，以數位檔案的形式儲存；它需要大量人員操作和儲存設備，因此，圖書館等單位選擇與擁有數位典藏相關技術的業者合作建置資料庫，例如漢珍、大鐸、飛資得等業者，便是與各大圖書館或典藏單位合作推動數位典藏。

日本裕仁皇太子來台灣旅遊的照片，經考據上色後還原了生動的場景，彷彿穿越了時空限制。（聚珍臺灣提供）

圖書館等擁有大量資料的單位，選擇相關技術業者合作建置資料庫，推動數位典藏。圖為日治時期的端午節划龍舟比賽。（漢珍數位圖書提供）

昔日台北府城的北門（承恩門），在清領時期是「城內」通往「大稻埕」的核心門戶，但被1970年代末興建的「北門高架道路」所遮蔽，直到2016年才得見天日，重新整治為北門廣場。圖為高架道路興建時的樣態。（外交部資料）

典藏史料，解析歷史

透過數位典藏資料的研究，小至讓我們認識一個人，大到可以改寫歷史。例如台灣人對原住民九族的認識，是來自日本人類學家鳥居龍藏，他多次來台調查原住民，足跡遍布台灣本島及蘭嶼、綠島等地，為台灣原住民留下許多影像和田野調查紀錄。他把台灣原住民粗分為平埔族與高山族，而高山族又分為泰雅族、賽夏族、布農族等九族。這樣的分類一直沿用到1996年「原住民族委員會」成立後，在學者更細部的考究下，才在近年陸續擴增認定台灣原住民到16個族群。

又或者是「羅發號事件」（亦稱「羅妹號」事件），是1867年美籍商船羅發號（Rover）因船員誤闖排灣族領土，被當地人視為侵略者，與台灣原住民族爆發的外交事件。此後數年間，清兵、美艦、日軍先後兵臨恆春半島，也改變了台灣後來的命運。在美國國家檔案局收藏的《廈門領事檔案》微縮捲資料（由漢珍數位圖書取得並建置成數位出版品），共15捲，涵蓋了1844年到1906年間美國駐廈門領事館提交給美國國務院的政府公文，內容包括了1867年美國海軍少將亨利貝爾（Henry H. Bell）功敗垂成的台灣探險行動、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與原住民所達成的船難救助協議（即「羅發號事件」），以及日本對台灣的探勘及佔領等等的歷史事件。許多重要史料都包含在這一系列的數位化檔案中，為台灣史研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

「數位典藏的史料中，近年來以老照片最受人青睞，因為日治時期留下的台灣文史資料，不少是以日文寫成的，一般人很難運用，老照片卻能跨越這層障礙。」除了老照片，蔡蕙頻也提到《台灣日日新報》，這份日治時期台灣發行量最大的報紙，除了曾短暫發行《漢文台灣日日新報》之外，本身即有日文欄和漢文欄，其內容記錄日治時期有關法令規章、時事新聞、社會現象等時代縮影，內容豐富多元，廣為研究者利用。不僅如此，《台灣日日新報》的號外頗有看頭，例如1928年6月韓籍人士趙明河刺殺日本皇室的新聞號外、台灣史上第一次官辦選舉「市會議員及街庄協議會會員選舉」（1935年11月22日），已成為研究台灣歷史最具價值的史料之一。不過，報紙類向來是最難被數位典藏的，因報用紙張易脆化且保存困難，再加上報紙版面資訊豐富，將全數資訊分類建檔是大工程，更凸顯出漢珍建置《台灣日日新報》資料庫的價值。

把文史資料從枯燥轉化成創作之源，轉譯者除了有歷史學的訓練、爬梳資料的能力，還要很會說故事。圖為蔡蕙頻以日治時代粉領族為主題的著作，十分引人入勝。（貓頭鷹出版社提供）

記者出身的陳柔縉，是輕歷史寫作的代表者，出版多本日治時代社會和生活相關題材的輕歷史書籍。（麥田出版提供）

轉譯助攻，輕歷史書寫

當電影人魏德聖從台灣史料中發現了一則有趣的故事：為何在日治時期會出現一支由漢人、原住民和日本人組成的棒球隊？分屬不同族群的他們，不但一舉拿下了全台冠軍，更遠征日本甲子園。他把這個故事寫成了電影劇本《KANO》，而且為了還原當時場景，運用數位資料庫，做了許多文史考究，還進行田野調查及訪談當時的參與者，最後把這部勵志的故事搬上銀幕，獲得國內外一致的好評，讓台灣社會再次燃起棒球魂。還有把「霧社事件」改編成電影《賽德克．巴萊》，魏德聖透過影像拍出日治時代台灣的故事，當中日本駐在所的搭建、衣著的考究，都是從大量的史料中抽絲剝繭，轉化成具體的影像，讓民眾容易親近。

把枯燥的文史資料轉化成讓人感興趣的創作，轉譯者需具有歷史學的訓練背景，還有巧妙結合爬梳資料與說故事的能力。蔡蕙頻舉例，記者出身的陳柔縉，是「輕歷史寫作」的代表者，出版多本日治時代社會和生活相關題材的輕歷史書籍，例如《廣告表示：＿＿＿。老牌子．時髦貨．推銷術，從日本時代廣告看見台灣的摩登生活》、《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等，她從數位資料庫抽絲剝繭，從蒐整的各式遊記、日記、信件、報紙等資料中整理出一個主題，再以故事性的敘述，還原那時候人們的生活樣貌，讓讀者無障礙地吸收，成功地讓更多人認識日治時期下台灣人的生活。另外，有許多單位在推動策展，或是進行史料轉譯、影視創作，如《茶金》、《斯卡羅》，甚至線上遊戲如《返校》等等，都需透過轉譯者的助力，把歷史說得迷人且有趣。

蔡蕙頻舉例，如果說80年代以來開展的「台灣學」是一架飛機，那麼資料庫、數位化就是讓飛機趁勢而起的風。我們的島，身世複雜多元，各族群如荷蘭、西班牙、鄭氏王朝、清朝、日本都曾在島上交手，成就了文化多元樣貌。我們也曾經歷過噤語的年代，如今迎來自由開放；隨著資料開放，數位化、資料庫的助攻，多元近用的落實，雖然無法在時空旅行，但是可以在數位史料中考古，探究自己的身世，唯有更加認識自己，才能向世界說台灣的故事。

電影人魏德聖把日治時代的霧社事件改編成電影《賽德克．巴萊》，當中的布景搭建、衣著考究，都是從大量史料中抽絲剝繭轉化成影像。（莊坤儒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