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衛人權，媒體監督向前行

文‧張世倫　圖‧林格立

2006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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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配偶的子女教養，以及喜憨兒的工作狀況（右），常被媒體用刻板印象形容為充滿悲情或是潛在的「社會問題」。

媒體本應是行政、立法、司法以外的第四權，具有監督政府、反映民意、維繫社會的功能。媒體監督社會，但誰來監督媒體？當媒體犯了錯或侵犯人權時，小市民又該如何是好？

除了拒看、拒聽等比較消極的做法，針對媒體侵犯人權的惡形惡狀，台灣目前也有以監督媒體為職責的非營利民間組織，其中以「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與「公民參與媒體改造聯盟」最具代表性。

媒體，英文來自於Medium一字，意指事物之間的「中介者」。理論上，媒體一方面要將社會現況忠實地傳遞給人們知曉，一方面要讓個人能在意思不受扭曲的狀況下，自由地向社會發聲、表達意見。理想的媒體，因此被認為是一塊不容商業與政治力量染指的公共領域，能讓社會上各種意見與觀點在此理性溝通、尋求共識。

媒體的良善境界，在現代社會裡卻常受到各種因素牽制而無法企及，為了衝刺收視率，媒體裡充滿了各種偏頗、煽情及意識型態之爭，原本應該是保護人民的第四權，如今卻成為侵犯人權的劊子手。

為了追求收視率，媒體追逐新聞有時就像嗜血的鯊魚。原本應該保護人民的第四權，反倒成為侵犯人權的「媒體霸權」。

媒體殺人？

媒體自居道德優越地位，因而侵害人權的案例不勝枚舉。

今年3月間，台中一所國中的師生不倫戀情被媒體曝光，由於師生間曾發生性關係，張姓教師因此被法院提起公訴。蘋果日報在處理這則新聞時，不但用頭版頭大剌剌地刊載教師在學校網站上的照片與姓名，還把未成年女學生的畢業紀念冊照片放在一旁，只在眼部作了馬賽克，頭髮、臉部與唇部都沒有變造，只要認識當事人的人都可以輕易辨識出來。

張姓教師在事件曝光後情緒極度不穩，曾向記者苦苦求情，希望不要讓自己的姓名曝光，否則不惜尋短。但蘋果日報內部開會時，認為「加害人不受社會保護」，因此在內容處理上自以為是法官，不但完全暴露當事人身份，未審先判地對當事人進行道德撻伐，甚至在版面上用電腦繪製男女共浴模擬圖，極盡煽情能事。

蘋果日報侵犯當事人權益的「新聞審判」，結果造成張姓教師在報導刊出當天上吊自殺，家屬則憤怒地指控整個事件是一場「媒體殺人」。

除了自以為是法官，媒體也常跟著檢警四處臨檢，以為自己是執法人員，而肆無忌憚地侵犯民眾隱私。例如警方曾經到男同志舉行派對的現場臨檢，結果比對身分發現現場有不少人是愛滋病帶原者，見獵心喜的媒體不但將在場人士的身份肆意曝光，更在新聞處理上，把這類私人舉行的派對都冠上「同志雜交派對」之名。

當時媒體在事件發生後，不但讓同志的身份曝光，並且一口咬定其中的愛滋帶原者是在蓄意傳染病毒。但經法院審理後，整個事件因為無具體犯罪事實，罪嫌不足因此結案，法院並援引憲法明文保障人民權益的論述，強調法律並未限制愛滋病患及同志參與社交派對的權利。

然而法院謹慎且明智的判決，終究比不上快速且武斷的媒體暴力，一名參與派對的同志因為受不了來自社會的壓力，選擇以跳樓結束自己二十多歲的年輕生命。

媒體對人權的侵害每天都在發生，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吳豪人指出，最常見的就是侵犯「隱私權」，例如大學生自殺，媒體將他所有個人資料鉅細靡遺地公布，對其家人造成二度傷害；或是偷拍國中女生與男友親吻的畫面，然後24小時不間斷地在新聞頻道播放，對當事人的身心造成嚴重打擊。

吳豪人表示，由於台灣主流媒體商業化的程度太高，為了贏得收視率，他們非常習慣於用聳動煽情、簡化偏頗的方式處理議題，並因此侵犯到弱勢團體的人權，例如大陸新娘就等於賣淫、「新台灣之子」就等於悲情加上學習障礙、同志就等於愛滋病、精神病患就等於公共危險、女性主義者就等於性解放等等，都是對弱勢團體的污名化。他因此感觸良多的說，媒體如今恐怕已經不只是第四權，而是凌駕在眾人之上，將眾人權益踩在腳底，且缺乏公眾監督制衡的「第一權」。

社會大眾對於媒體的表現不滿卻又無力反抗，民間因此出現了監督媒體的公民團體，他們以集體形式發聲，逐漸形成一股制衡媒體的社會力量。

外籍配偶的子女教養，以及喜憨兒的工作狀況（右），常被媒體用刻板印象形容為充滿悲情或是潛在的「社會問題」。

打地鼠

成立於1999年的「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簡稱「媒觀」），是台灣目前最活躍，也最具有公信力的媒體監督團體。現任董事長、世新大學廣電系助理教授管中祥用了一個「打地鼠」的比喻來形容「媒觀」的立場。他認為監督媒體亂象，就像在玩遊樂場的「打地鼠」遊戲，面對層出不窮亂竄出頭的地鼠，勢單力薄的媒體監督者只能有兩種應對之道，一是找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幫忙進行監督，二是「把遊戲機的插頭拔掉」，藉此反省是什麼樣的遊戲規則，使得媒體亂象一再出現，無法遏止。

過去有許多對媒體的監督，常只針對個別的節目內容進行道德式的撻伐，卻忽略了媒體環境的整體問題，「結果罵完胡瓜低俗，馬上看到吳宗憲在旁邊得意洋洋，而他的後面還有康康等無數人在排隊等著。」「媒觀」因此不只著重在媒體內容的監督，也希望把媒體內容是如何受到商業力量的箝制，帶入討論與改善範疇裡。

即便是針對媒體內容進行批判，「媒觀」也有其堅持的角度——主要集中在媒體是否侵犯了「人權」。例如媒體在報導社會案件時，時常會將精神病患污名化，嚴重違反精神病患的人權。他們曾因為聯合報多次在報導社會案件時，動輒使用「又是精神病患惹的禍」、「不定時炸彈」、「難控管」等充滿歧視與偏見的字眼描述精神病患，而與身心障礙者團體合作，透過網路串連及現場示威等方式進行抗議，如今媒體在報導這類議題時，遣詞用字顯然謹慎許多。而對於近年來許多八卦媒體爭相報導名人緋聞，「媒觀」則是站在保護隱私權的角度進行批判。

全民監看

「媒觀」也鼓勵民眾對媒體的不良表現儘量發聲。他們的網站上有「全民監看電視節目記錄表」，民眾可以填寫傳真給媒觀進行申訴，媒觀會將意見反映給媒體及相關單位處理。他們也在今年完成了線上的媒體監看系統，民眾只要上網填寫，「媒觀」便會在第一時間內處理，並定期對外公布監看及改善結果。這套系統啟用半年來，已接獲近兩百件的檢舉案，內容包括戲劇節目怪力亂神、節目內容廣告化等，顯見台灣民眾對媒體表現的不滿程度。

過去的媒體監督常會被人質疑，是以一種「作之君、作之師」的威權態度進行價值判斷，「媒觀」意識到這個陷阱，因此對所謂的「媒體內容低俗」議題著力不多，因為在台灣，「媒體監督的當務之急，是捍衛民眾的人權不受媒體侵犯，而不是急著成為品味或價值觀的衛道者，」管中祥說。

管中祥認為台灣媒體內容的問題，主要在於面向不夠多元，無法服務社會上多樣分殊的群體，尤其缺乏好的兒童青少年節目。「媒觀」因此不只監督壞媒體，也每季進行優質兒童節目評鑑，並將評鑑結果製作成「優質節目單」，希望提供民眾觀看電視的選擇，如今已成「媒觀」的招牌活動。

有線電視開放後頻道數目暴增，民眾要求監督媒體的呼聲也日益升高。圖為新聞台內部的監看電視牆。

弱勢發聲

倘若「媒觀」代表著一般公民對媒體的監督，那麼由眾多非政府組織所串連而成的「公民參與媒體改造聯盟」（簡稱「公民媒改聯盟」），則代表著台灣弱勢團體面對媒體的集體發聲。

2005年7月衛星頻道換照時，由婦女、同志、兒少權益、身心障礙者等21個民間團體串連組成的「公民媒改聯盟」，運作一年來，目前已有近70個非政府組織加入，成員包括醫療、教育、環保、原運、社區大學等團體，陣容龐大。

婦女新知基金會是「公民媒改聯盟」的發起單位之一。婦女新知的媒體與教育推廣部主任王正彤說，社運界當初是有感於台灣新聞媒體，常對女性、同志、兒童，及身心障礙者有各種刻板印象或污名化的描述，長期以來造成嚴重的社會偏見，因此才會串連起來，希望形成一股監督媒體的民間力量。

和「媒觀」一樣，參加「公民媒改聯盟」的弱勢團體最在意的，也是媒體對人權的侵害。「公民媒改聯盟」因此在成立時，便提出「新聞報導與人權守則」，針對現今媒體煽色腥風格下，新聞處理上常侵犯人權的方式，提出建言。

在「公民媒改聯盟」的努力施壓下，由有線電視頻道業者組成的「衛星電視公會」今年3月成立時，特別設立了新聞自律委員會及新聞諮詢委員。「公民媒改聯盟」不但參與了公會自律公約的訂定，成功地將「新聞報導與人權守則」的精神納入其中，在24席的諮詢委員名單裡，聯盟成員更佔了7席之多，是社運界與媒體間過去少見的密切互動。

過去弱勢團體與媒體的關係多是彼此對立，充滿抗爭激情，公民媒改聯盟試圖換個角度，嘗試建立彼此溝通合作的管道。雖然衛星電視公會的自律公約並無罰則，媒體近日來的表現也仍有很多違反自律公約之處，但王正彤認為這樣的溝通，至少讓弱勢團體要求媒體公平報導時，更具有正當性。「我們嘗試在體制內積極參與，努力建言，但若經過一段時間後證明這樣的努力沒有實效，我們也有隨時返回體制外抗爭的心理準備。」

從媒觀與公民媒改聯盟的例子可見，如今無論是一般民眾或弱勢團體，在面對強勢媒體時，已逐漸懂得用集體的力量維護自身權益。而媒體與公民之間的關係，既非單純的彼此對抗，亦非全然的互相合作，就像媒體總在檢視著社會現況，這個社會也不斷用放大鏡監督著媒體的表現良莠。

新聞報導與人權守則

1. 尊重隱私權

•尊重受訪者個人意願，禁絕未經當事人同意的偷拍行為。

•性傾向、個人情慾皆屬無涉公益的個人隱私。不論公眾人物、影藝明星或一般民眾，皆不應未經同意，即報導其性傾向或情慾生活。

•未經兒童、少年當事人以及其監護人同意，不得對其進行誘騙或跟拍採訪。當監護人同意、但當事人不同意時，應尊重當事人意願。

2. 關於犯罪新聞

•罪犯也有基本人權。例如：不應播出吸食搖頭丸轟趴被捕者的裸體影像。

•嚴守偵察不公開原則。例如：警方偷拍帶不得播出。

•不報導未經審判確定的案情，不暴露被害人、嫌疑人與關係人的相關資訊（特別是在家暴、性侵害、性騷擾等案件，以及未成年人案家或安置庇護地點時）。

•不藉由各種報導手法，如製作模擬劇情、假人繪圖、模擬動畫等，過度且直接詳述犯罪歷程。

•不將犯罪者、自殺者英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