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盧正還來不及救援，就被槍決；蘇炳坤苦喊冤屈、逃亡10年，過著暗無天日的日子，於2000年獲得特赦，平反成功。但即使終獲自由，經歷一場漫長的官司後，身心受創，已恍如劫後餘生。

這些受輿論矚目的大案子，幸有社運團體與義務律師團為他們主持正義，但社會上更多出身中下階層、木訥膽小、不諳法律、請不起律師，甚至連法院文書都看不懂的弱勢者，遇到的難題不知凡幾。他們該向何處求援？現在公辦民營、成立3年的法律扶助基金會，也許可以在訴訟路上，陪你一程。

2005年，二十多名來自越南的看護，向天主教新竹教區外籍牧靈中心泣訴遭到台南中友人力仲介公司老闆父子性侵，教會向「法扶會」求助，案子正在一審當中。

澎湖陳女士，39歲。自19歲離婚後，就獨自撫養輕微弱智的兒子，一直以打零工為業。禍不單行，1991年老闆積欠她薪資未付，又將她毆打成傷，昏迷數天、腦部受損。爾後村里長和社會局幫她申請殘障及低收入證明，靠著補助金過活，並告知她可向「法扶會」請求協助。由於控訴老闆傷害的追溯期已過（2年），法扶會高雄分會律師協助她向前夫爭取扶養費，前夫雖然一度強烈反彈，但經過律師居間折衝溝通，最後拿到70萬元的扶養費。

外勞、單親、智障，台灣社會最底層、最沒有資源的人，遭受傷害、權益受損時，因為不懂法律、無力負擔訴訟費用、請不起律師，往往只能躲在角落默默哭泣。現在只要是低收入戶，或4口之家每月收入不超過4萬8千元者，都可以向法扶會申請協助（家暴、受虐、職災等案件，以及申請人為身心障礙者、原住民、青少年或兒童者，優先扶助），律師酬金全由基金會支付。

由左至右，法扶會秘書長郭吉仁、司改會秘書長林峰正、法扶會台北分會會長林永頌等3位律師，連袂拉上布條，為卡債族請命、籲請通過「債清條例」。

國家應盡的義務

以國家資源為弱勢者提供法律服務，是民間司法與人權團體多年請命的結果。

1998年，「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發動500位法律人以「司法復活」為訴求走上街頭，要求司法反貪污、反特權、反歧視、反草率；也促成1999年全國司法改革會議的召開，會中達成成立「法律扶助制度」的共識。經過法案起草、立法、編列預算，法律扶助基金會於2004年7月正式運作。

3年來，法扶會在全國相繼成立20個分會，遍及金門與馬祖，3000多名「半義務性」法扶律師（約佔全國6成律師），每件訴訟案僅收取2到3萬元，約為民間酬金一半，迄今已實際扶助3萬6,708件個案。

「對弱勢者提供法律服務是國家的義務，也是落實公義社會的第一步，」前勞委會副主委、法扶會秘書長郭吉仁指出，非營利團體如人權促進會、消基會、律師公會也會提供法律服務，但他們的預算、人力有限，只能靠個別律師的義舉給予協助。

相較之下，法扶會第一年預算4億7千萬元，扶助案件7,649件，受惠者不少；而經過宣導，第二年案件量更激增近一倍（1萬3,776件），預算也隨著案件量而節節高升，去年即直逼7億元。

新莊樂生療養院收容的病患，以院為家，一住四十多年。今年因拆建在即，引發保存與建設的紛爭，社運團體為其走上街頭；法扶會也代院民遭受人權被剝奪的不平，提起國家賠償。

巧婦的有米之炊

經費看似寬裕，但若與其他國家相比，仍屬小巫見大巫。人口是台灣2.6倍的英國，早在1949年就有法扶制度，2000年並在憲政事務部下成立法律服務委員會，預算20億英鎊（約合新台幣1,260億元），是台灣的105倍，處理案件量高達260萬件，為台灣的80倍。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但所謂「拿人手軟」，法扶會的「頂頭上司」是司法院，為人民服務時，如果服務對象是經由檢察官起訴的刑事被告，或因權益受害向政府求償時，對抗的將是司法制度，難道「公婆」不會干預其運作？

「司法院對錢如何花在刀口上、哪些是重要案件，與我們的觀念確實有些落差，」郭吉仁解釋，目前法扶案件的民事與刑事比例為6比4，而司法院認為他們應多花點心力在刑事案件上，因為由檢察官提起訴訟的刑事案，若有法扶會襄助被告進行有意義的答辯，司法程序會進行得較順利，也有助於國家司法體系去化案件、減輕負擔。類似意見也不無道理，未來法扶會朝民、刑事各半的目標前進。

除了為小市民服務，法扶會也接手多件大案：他們為飽受身心煎熬，遭國家警力強制執行、與世隔絕了半世紀的漢生病患──新莊樂生療養院院民聲請國家賠償；結合25個社運團體為50萬名卡債族，督促行政、立法兩院通過「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為桃園「美國無線電公司」(RCA) 在台設廠期間，造成桃園廠址永久污染，員工罹癌的職災事件提請訴訟等，一件件攬在身上的，都是難纏的官司。

治標也治本

「為弱勢爭取正義」是法扶會的使命，但民主社會，各方利益彼此拉鋸，價值觀也多元而分歧，法界所認為的「仗義直言」不見得一定會得到社會掌聲，籲請通過「債務清理條例」就是例子。

法扶會台北分會會長林永頌指出，去年實施的債務協商，雖然有近22萬人通過協商還款，但後來仍有3成毀諾。這並非卡債族食言不願還錢，而是銀行提出的條件太過嚴苛，例如月薪3萬元得還2萬9千元，要卡債族怎麼活下去？

今年4月初立法院通過「債清條例」初審後，就遭金管會與各大銀行聯手批判，質疑「債清條例」將造成債務人不還錢，而其中的「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也被污名為「豪宅條款」，造成社會誤解。

林永頌解釋，債務清理條例中的「更生」與「清算」，並不是不用還錢，而是必須在法院的審查與監督下，在一定期間內償還一定比例的債務，不能放任金融機構委託討債公司不計手段強力催討。其次，「自用住宅借款」是參考日本作法，保障債務家庭的基本居住權，在債權人與法官同意下，債務人於更生期間可以只繳房貸利息，至更生期間結束後，再繼續償還本金與利息。

他比喻，有人在馬路上受傷，善心人會幫忙將傷者送到醫院救治，但當抬了一位、兩位，抬到100位時，難道不會懷疑：是不是紅綠燈號誌壞掉、馬路上有坑洞，才導致受傷連連？這時該做的應是把路燈和馬路修好，否則再多的見義勇為也阻止不了傷害發生。以英國、香港來說，民事案件的最大宗都是破產，如果社會不給卡債族一個喘息新生、金融機制暫時退場的機會，只會將他們逼上絕路，衍生更多家庭悲劇。

作在最微小的人身上

從催生「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擔任司改會執行長，進行法庭觀察、法官評鑑、法案研究，與司法院對決，帶給司法機構不得不革新的民間壓力，到努力奔走成立法扶基金會，自稱「身上流著倡議團體血液」的林永頌，將自己的事務所幾乎全委由同是律師的太太管理，一周3天、一天12小時花在法扶會，完全義務服務。

他是冤案盧正、張方田、徐自強的義務辯護律師；甚至在藝人白冰冰女兒白曉燕綁票案發生，主嫌犯陳進興殺人後，他的妻舅張志輝因無法見容於社會，沒有人願意幫他辯護，林永頌也挺身而出，但同時也遭到不少責難：陳進興十惡不赦，他的家人一定也壞透了，為什麼要幫這種人辯護？

「機關重重、陷阱處處的司法制度，對窮人來說，就像長在樹上的蘋果，看得到卻摘不到，也吃不到，」林永頌說，陳進興的太太張素貞、妻舅張志輝都是社會邊緣人，國中畢業後就沒有再讀書，他們的涉案證據不足，但在當時社會氛圍下卻被妖魔化，如果我們任由社會邊緣人遭受不公的歧視，又如何能期待一個講人性的公義社會！

有權勢的人，已擁有太多機會；而選擇與弱小的人站在一起，才能看得到公義，看得到一個社會的良善與理性，這也正是法扶會存在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