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在高雄大學舉行了台灣第一個號稱「零碳排」的運動賽事，這個由來自全台41所大學環境科系2,600位學生參加的運動會，之所以未排放二氧化碳，並非參賽者全部走路或乘坐電動車到高雄會場，而是大會以新台幣2萬5,000元購買了50 噸的「碳權」，「抵銷」了參賽者往返會場交通工具所排放的二氧化碳。

這50噸的「碳權」來自嘉南農田水利會投資的嘉南實業公司所興建的「西口水力發電廠」，去年底通過國際碳權認證，第一期總計獲得8萬7,000噸碳權額度。

協助西口取得認證、同時也負責銷售這些碳權的「瑞士南極碳資產管理公司」台灣代表處總監莊昇勳表示，目前像瑞士南極這樣的大型「碳資產」管理公司，在全球約有5家，該公司一年經手的碳額度可達800萬噸以上。

莊昇勳指出，嘉南實業的碳權是經法商台灣衛理國際品保驗證公司查證、取得總部在華盛頓的「自願性碳標準」（VCS）認證，也是台灣第一個取得國際碳權的企業；八萬多噸碳權來自於水力發電每度的溫室氣體排放是零，低於台灣電網平均的每度0.6公斤，此一差額依開始營運起到2009年10月共2年半期間，所累積的減碳量即為其碳權。

全球碳市場交易金額急速成長

目前嘉南實業的八萬多噸碳權已經賣出一半以上，2大買主中，一個是歐洲的大型租車公司，基於企業形象在市場上收購碳權；另外一個是荷蘭某NGO，他們鼓勵個人落實減碳生活，因此購買碳權後再轉售給一般消費者。

這類基於企業、個人需求而「自願」以碳交易來抵銷碳排放的風潮逐漸普遍，例如匯豐銀行自2005年起每年購買90萬噸碳權，以抵換其全球分公司的用電、飛航、交通、出差住宿等碳排，並宣稱已成為「碳中和銀行」。近來國泰、澳航等航空公司在旅客結帳前，還會詢問消費者是否願意加付5或10美元，以抵銷該次飛行的碳排放。2012年將於倫敦舉辦的奧運，也聲稱會做到碳中和。

相對於這些「自願性減量市場」，更早開始、規模更大的碳交易市場則是2005年形成的「強制性減量市場」，因《京都議定書》生效實施應運而生。

為因應氣候變遷，聯合國於1997年邀集一百多國簽署《京都議定書》，擬定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管制」的計畫。包括工業先進國和東歐等39國成立的「附件一國家」，同意強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第一期承諾」是2008年到2012年，平均年排放量應比1990年減少5.2%，至於其他國原本預計2013年開始管制，但去年底哥本哈根會議中，遭中國反對而談判破局。

人類依賴汽車的生活模式是溫室氣體不斷飆升的一大肇因，此一範疇碳交易難以著力，碳稅即可有效抑制。圖為曼谷街頭常見的塞車景觀。

《京都議定書》針對排放減量設計了3 個機制，這也正是「附件一國家」碳交易活動的主要推手。

首先是「排放權交易計劃」，將採用「總量管制和交易」機制，各國政府訂出碳排目標後，以「總量管制」模式，把減量後的額度按比例分配給主要排放部門和產業，各部門再依此將碳排「配額」分配給各企業或機構。

負有減量責任的附件一國家因為承諾比例各自不同，減碳能力和減碳成本也不同，排放交易就是讓減碳成本低的多減一點，再將用不完的配額拿到國際市場上去拍賣（浮動市場價）；相反的，減碳成本高的就乾脆花錢買配額。這樣「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不僅各取所需，更因此產生了蓬勃的商機和市場，這也正符合「一切讓市場去解決」的資本主義思維。

對西歐等高度工業化國家而言，現有的減量、節能技術多已上路實施，要再減量必須研發更新的科技，成本昂貴，因此《京都議定書》還有另外2種彈性機制，一種是由富國投資技術或資金，以協助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開發潔淨能源、減少碳排，稱為「清潔發展機制」，由此得到的碳「信用額度」亦可抵減超額排放的量。

另一種彈性機制稱為「聯合減量」，運作概念和清潔發展機制類似，只是投資的對象是工業化國家或經濟轉型國家（如英國公司投資西班牙公司開發太陽能系統），然後依其成就，獲得減量的單位。

由於39個附件一國家中，有23個是歐盟會員國，歐盟為協助會員國達成減量目標，又另提出「歐盟排放權交易計畫」，鼓勵會員國之間彼此交易，於是在歐盟區內形成了巨大的碳交易市場，交易量和金額占全球總額的6 成以上。

除歐盟市場外，全球還有幾個已在運作的強制性碳交易市場，包括由美國東北部10州州政府聯合起來管制發電廠的「區域溫室氣體倡議計畫」，預計自2009年起，以10年時間達到碳排減量10%；還有芝加哥氣候交易所針對美國中部大企業的減量計畫，以及也是以電廠為主要管制對象的澳洲新南威爾斯省交易市場等。

「碳交易市場的發展非常快速，」參與我國環保署規劃台灣碳交易制度的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李堅明表示，全球碳市場規模一路飆升，由2005 年的100億美元增加至2009年的1,260億美元（右表）；二氧化碳的交易量也從2005年3.5億噸「當量」（各種溫室氣體換算成CO2 的量）增加到73億噸當量。

「運用碳交易作為減碳工具，最大的好處是可以達成『總量管制』。」李堅明表示，和其他減碳工具如「碳稅」、「管控效能標準」等不同，碳交易是唯一在明確「總量限制」下運作的，而長期看來，只有總量管制才能為全球減碳作最終的把關。

相較之下，以隨油品、煤炭、電力含碳量為基準來課徵的「碳稅」，雖可抑制這些產業濫用化石能源，但若稅率太低，企業減量的「威嚇力」不足，稅率太高又引起反彈、影響總體經濟，註定將沒有效果。

此外，「碳交易還可創造減碳誘因。」李堅明分析，因為形成市場價格後，可誘使減碳成本低的企業繼續減量到極致，減碳成本高的則可能逐漸減產或停業；而許多減碳科技如「綠能」（太陽能、風力及沼氣發電等）、「淨煤」（高效率燃燒技術、電廠汙染控制等）、「碳捕獲和封存」（將排放的二氧化碳隔離、壓縮後抽送到地底封存）等，也會因市場誘因而提早商業化，不至於一直依賴政府補助。

以市場機制誘導排碳企業「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大家總動員來減碳，看來十分合理，也降低企業執行上的困難，故前幾年國際上的環保團體均未排斥。

然而，「去年底哥本哈根會議後情勢逆轉，『地球之友』等NGO開始公開反對，」長期關注此議題的台灣綠黨召集人潘翰聲表示，因為自2005年歐盟開始實施碳交易計畫後，除北歐少數國家達成減量承諾外，大部分國家並未落實減量承諾。

曾獲選時代雜誌「環保英雄」的製作人安妮．雷納德，在今年初發表的《碳交易的故事》動畫片中，即提出此一制度的幾大缺失。

首先，她質疑歐盟實施碳交易後，「碳權」價格瘋狂上揚，企業不甘自行吸收，卻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結果是消費者負擔大增，但碳排在企業「痛感」不足下反而增加。

追究原因，她認為碳權「贈送」正是造成亂象的導因--明明是「污染者付費」，何以製造汙染的大企業和開發商可以先從政府手中拿到免費的碳權，並且還互相交易、從中獲利？合理作法應是由政府將碳權「有價」賣給汙染者，然後把營收用在開發潔淨能源、補償因燃料價格上漲而蒙受損失的市民，或是受氣候變遷傷害最深的族群身上。

對此批評，力推碳交易制度的李堅明表示，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將碳排放額度由政府公開拍賣，這當然是最有效且符合公平的，然而如此一來，必然對既有廠商產生極大的衝擊。為免阻力過大，先進國家通常採取「政治補償」措施，希望在開始階段由政府先「讓」一步，待吸引廠商進入體系後，再逐步提升拍賣的額度；若是一開始就「掐死」廠商，再好的制度都難以推行。

「排放交易是有期程的，重點是看『未來』能否達到目標，而非現在。」李堅明以美國管制發電廠的RGGI交易系統為例，此系統以10年為期程，前5 年維持現行的排放額，後5年則以每年減2%為目標，最後才達到10%的減量目標。

依照全球總量管制的原則，富有國家不必完全採「直接」減量，部分比例（10%左右，各國規定不同）可以藉購買開發中國家的碳權來「抵消」。這種作法雖遭「買贖罪券」之譏，但若真能依照制度設計，達到提供開發中國家減碳、綠能等新技術和資金的目標，讓開發中國家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不必重蹈工業化國家覆轍，無疑也是一大功臣。

「問題是，這樣就真能減碳嗎？」潘翰聲質疑，京都機制下的「清潔發展機制」（CDM）很容易誘使發展中國家虛報造假，加上認證稽核困難，使得減碳很容易上下其手，「又有誰來認證『認證機構』的確實性？」

在中國大陸參與許多「清潔發展機制」商品開發案的綠色消費者基金會董事長方儉也表示，京都機制為了確保CDM計畫能促使廠商跨越極限去「真減碳」，而不是毫不費力就「撈」到碳權，因此規定申請案須符合減碳「額外性」精神；只是這種規定「只防君子，不防小人」，收效有限。

以蓋一座風力發電廠為例，若某當地企業估算投資一億元，營收只有9,000萬元，原本不具投資報酬效益，但若藉此獲取了相當於2,000萬元的CDM計畫，即可轉虧為盈，這種計劃即符合「額外性」條件，可鼓勵企業勇於投入投資報酬率偏低或風險較高的減碳新科技。

反之，某水泥廠做「餘熱回收」也可達到減碳目的，這項技術早年因投資風險高，符合「額外性」精神，但近年已經成為業界常規且投資報酬率頗佳，因此喪失了CDM申請資格。

「問題是，在許多開發中國家採行的計畫經濟體制中，政府根本不會去批准一個虧本的計畫，」方儉表示，因此CDM制度在這些國家中造假、做2套帳的情況不勝枚舉。

此外，CDM是否能幫助開發中國家得到更好的新科技？也未必見得。以三氟甲烷的減量來說，由於它的溫室效應是二氧化碳的上萬倍（減一噸三氟甲烷相當於減一萬噸CO2），因而成為全球抵銷額度中的最高比例者。但這種製造冷媒的副產物，只要隨生產設備更新即可減少排放，成本並不高，卻可因高額減排量帶來遠高於本業的龐大利潤，成為企業的「搖錢樹」，甚至可能造成碳交易市場充斥這類低成本的減碳額度而價格不振，使真正投資減碳高科技者無利可圖而止步。

碳交易制度最危險的，是讓許多人誤以為減碳已經在進行了，忘記還有更多真正能解決全球暖化的方法。

反對者一致認為，今天全球暖化的關鍵「病因」是：依賴化石能源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生活方式。而各國政府不從癥結著手，設法改變經濟發展的方向、擺脫依賴石油且不環保的生產及生活模式，反而把一切丟給市場機制去解決，「就像人發燒了，不去治療引起發炎反應的疾病，卻一直灑冷水降溫一樣，」方儉形容。

更糟的是，補償機制反而可能變相鼓勵人排碳，「若只要多花個5美元就能『贖罪』，認為自己已經為環境解套，那搭再多的飛機也不會有罪惡感。」英國「負責任的旅行」公司發言人指出。

除了在減碳方向上的偏差，目前各國核定的減量總額太寬鬆、實施管制的目標又太保守，也導致碳交易飽受「只是一種自欺欺人『障眼法』」的抨擊。

潘翰聲舉例，台灣喊出的減量目標是2020年時減量30%，但這是以2010年排放2億6,000萬噸、並依此趨勢「自然成長」到10年後的4億6,000萬噸來估計；這就好比一個體重過重者現在70公斤，說是要減重，卻因下不了決心，只好訂一個目標說--「我3年以後會增加到100公斤，然後要減到80公斤。」實際上他不但分毫未減，反倒增加了10 公斤！

「除了減量目標太寬鬆，政府也不願意明訂減量期程。」潘瀚聲問，若連每年要減多少噸碳排放的具體數字都沒有，怎麼做碳交易？如果政府排除開徵「碳稅」，單只採行碳交易做政策工具，依歐盟執行的經驗看，最起碼得將總量管制的目標重新檢討、訂出減量期程，並把配額從「贈送」改為「拍賣」，才可能達到接近原制度設計的目的。

「碳資產價格化是不可免的趨勢，也是一個正確的方向，」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秘書長黃正忠表示。但他提醒，若只從交易制度來看減碳這麼艱鉅的工作，還不能窺其全貌。他認為政府應及早端出國家減碳的「框架」，並經過足夠時間和各企業等利害關係人辯論、修正，才可能真正落實減碳。

例如，總量管制的目標訂出之後，配額大餅該如何分？「能源效率提升」、「綠能使用」，以及交通部門、產業部門、消費者行為等，各需分配多少責任？若仍然不足以完成目標，再進一步評估，藉著「碳交易」或課徵「碳稅」還能分別再減多少？但台灣談減碳談了10年，至今仍因各方激烈角力，以致政府遲遲無法訂出整體藍圖，實在令人憂心。

事實上，不只台灣，過去全世界都沒有管理「碳資產」的經驗，歐盟在錯誤中不斷修正，台灣也正在摸索中學習。期盼各界包容異見、傾聽合作，找出最有效的對策，畢竟台灣已經不能再蹉跎了。

碳交易與能源稅的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