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盪在政治與學術之間——蘇聯的漢學研究

七年前，戈巴契夫入主克里姆林宮，開始了蘇聯的一連串巨變。重建運動、開放政策……讓蘇聯人民看到希望與繁榮的短暫好景，但接踵而至的保守勢力反彈、經濟困窘、物資缺乏、國土分裂危機……等問題，迅即密密麻麻地籠罩了這個古老而龐大的國度。

「我們現在什麼都沒有，就是有思想自由」，莫斯科街頭的年輕大學生，望著食品店前大排長龍的人群說。

這也正是蘇聯漢學研究的大轉機。「戈巴契夫上台後，意識刑態的操控幾乎全部瓦解」，年輕的漢學家庫茲明科說，蘇聯的改革，可以說什麼都沒有見效，唯一的例外就是言論自由。

神話被打破的最具體實例是，過去學術論文即使和政治現實無關，前言、結論都必須引經據典，指出馬列思想和著作對自己的研究有何幫助。寫過有關司馬遷的論文、卅二歲的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研究員華可勝就說：「我實在不曉得司馬遷和列寧有什麼關係！」

在被蘇聯人形容為「蘇聯有史以來思想最解放」的今天，年輕的漢學研究者已視意識型態的框框為「國王的新衣」，轉為自主地尋找、決定自己的方向。這也是自本世紀初以來，蘇聯漢學研究的最大改變。

（右）思想解放與言論自由，是蘇聯改革後的最大成果。（張良綱）

和西歐一樣，蘇聯漢學研究早在十七世紀就已開始。帝俄時期，在幾個重要人物開創下，研究成果不亞於西方。但一九一七年，列寧領導的共產黨推翻沙皇，以馬克思、列寧思想全面改造舊社會，蘇聯漢學也因此走上與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

蘇共當政後，研究中國哲學、文學、語言學等的傳統漢學家被指為「封建思想」，迭遭批評；在一切「為政策服務」的前提下，研究方向被全力扭轉為當時的中國政治、社會、經濟現況，特別是中蘇關係。

事實上，蘇聯自革命後，為證明共產主義的優越性，極富野心地想在世界各國推展相同的社會主義革命。地大人眾，當時正面臨軍閥割據、列強欺凌，與徘徊在傳統和西化間的中國，更是蘇共拉攏的對象。

在這樣的背景下，不僅許多科班出身的學術人員投入當時中國政經研究，許多記者、政工、共幹、土地改革者等也紛紛對中國產生很大的「熱情」。

根據統計，一九一七到一九四九大陸淪陷的卅年間，蘇聯出版了將近兩百本有關中國土地改革、農業經濟、工人運動……的著作。一九三○年蘇聯科學院成立東方研究所，發行「中國問題」、「新東方」、「海參威」等刊物，論述中國的文章，更不計其數。

十九、廿世紀之交的漢學家阿歷謝耶夫，有「阿翰林」之稱。在他的開創下，蘇聯漢學研究成績一度睥睨西歐。（張良綱）

但由蘇共主導的這股研究中國熱潮，實際上關心的只是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前途，大部分的「中國通」都以實踐家的身分參與中國事務，希望以俄共的經驗和共產國際路線來改變中國。

今天看來，當時積極投入實務的「中國通」，並未真正由學術觀點來進行研究。「他們拿自己創造的一套理論去解釋中國發生的事，而不是根據中國實情去進行了解」，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蘇聯學者尤拉舉例說，他們到了中國，發現中國仍是農業社會，尚未有大資本家，產生不了「資本主義自發性的工人運動」，也不符合馬克思理論中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論，因此他們把中國「歷史故事化」，讓它跳過資本主義社會，「順理成章」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陳永發更指出，這一階段的蘇聯中國研究還摻雜著蘇共本身的權利鬥爭。一九二四年列寧死後，史達林與托洛斯基對蘇共發展方向看法歧異，兩派人馬明爭暗鬥，各自把自己的理論投射到中國身上，用以證明自己道路的正確性。「說穿了當時只是利用中國研究做鬥爭的工具」，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候選人、以近代中蘇關係為論文主題的艾樸如也表示。

由思想解放出來的蘇聯漢學家也在尋找新的道路。圖為莫斯科。（張良綱）

在這種曖昧不明狀態中發展出來的中國研究，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分析，自然有很多矛盾與破綻。

不論是當時的漢學家、共產國際分子或只是具中國經驗的記者發表的著作，在今天的學者看來，是「有歷史價值，沒有學術價值」。陳永發指出，這些著作老在探討中國社會是那一種性質？中國革命在那一階段？往往先給一個答案，再套上理論；在沈重的意識枷鎖下，「框框架架太多」。

蘇聯漢學家自己又如何看待這一段中國研究？尤拉指出，這一時期的著作，百分之九十九說的是中國的「共黨革命」，但中國「共黨革命史，可不是全部的中國現代史。」研究國民黨經濟政策的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講師安德烈也認為，這時期的中國研究者是一批「對中國的影響很大，對中國研究成果卻不大的人。」

遠東研究所圖書館世有十八萬冊有關近代中國的書籍。（張良綱）

另一方面，傳承自帝俄時代，研究古典漢學的學者，在蘇共執政初期猛遭批判之後，一九三○年代又逢史達林整肅知識分子，人才更加凋零。被譽為蘇聯最偉大的漢學家阿歷謝耶夫的多位得意門生，如精研中國哲學、翻譯過易經的休斯基，與精通六、七種語言，還曾為台灣曹族編過字典的涅瓦斯基，都死在獄中；以《中國語法》一書備受肯定的布里瓦諾夫，也遭流放異地而終。

在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十幾公尺長的走道牆壁，貼滿當時被迫害的漢學家的介紹，人數多達十幾人。

此時傳統漢學研究也被強烈泛政治化。尤拉打比方說，研究儒、道等中國哲學，不是去理解其中思想，而須以馬列「階級鬥爭」理論進行分析，「所以孔子代表小地主思想、老子則代表無產階級人民利益，導出孔、老二哲對立的結論。」

實施開放政策後，市場觀念進入蘇聯，民眾對西方物資充滿好奇。（張良綱）

一九四九年大陸陷共，在蘇聯看來，是共產主義的一大捷報。接著中、蘇共關系進入「蜜月期」。蘇聯漢學雖然不必再以「為革命服務」為唯一目標，但也無法步上「為真理服務」的坦途。因為蘇共中央為了不得罪中共，給漢學家下的指令是：一切向中共看齊！

「中共的所作所為，不能批評；中共說的話，不能反駁；他們罵誰，我們就罵誰」，一九五八年曾因批評毛澤東「人民公社」做法，被拒絕進入中國大陸的尤拉指出，一九四九年之後，漢學家的文章都必須經過黨中央批准才能發表。

這個時期想要客觀研究中華民國有關的一切，更是不可能。「連國民黨在大陸時，與列強廢除不平等條約、讓各國歸還租借地的事實，都隻字不能提」，尤拉說。

尤有甚者，凡是曾被中共點名批判的學者——不論他在台灣、香港或大陸，也都在「拒絕往來」之列。「不但有些值得討論的看法，無法進一步探討；更嚴重的是，他們的學術理論在蘇聯也被禁止引用和介紹；」蘇聯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亞洲研究室主任劉克甫說：「這是蘇聯漢學界無可彌補的損失。」

當時蘇聯擁有最多漢學家的「中國研究中心」，也在中共「那是帝國主義作風，中國就沒有對等的蘇聯研究中心」的要求下撤銷。蘇共自圓其說，標舉「要了解中國這位朋友，只要由中國人的作品去了解就夠了」的口號，轉而大量翻譯當代中文作品與古典名著。一位蘇聯漢學家開玩笑說，今天較著名的中文經典作品幾乎都已譯成俄文，還得歸功中、蘇共曾有過這段「甜如蜜」的交情。

隨著錯綜的中、蘇共關係，蘇聯漢學一波三折，呈現極戲劇性的改變。

蘇聯科學院院士齊赫文中國研究的著作等身。（張良綱）

一九五三年赫魯雪夫上台，提出「解凍」政策，認為社會主義革命應該以和平方式進行，與堅持不斷階級鬥爭的毛澤東有了衝突。雙方反目初期，由於蘇聯的漢學研究，正歷經述而不評的蜜月階段，中共又是蘇共一手拉拔長大，蘇聯一時間不知如何「反應」，只有靜觀其變，有關文章也消聲匿跡，中國研究陷入低潮。

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毛澤東對蘇共持續叫罵，蘇聯才由錯愕中「如夢初醒」，終於決定了自己的態度——即刻在科學院設立了遠東研究所，重新召集漢學家加入，集中火力和中共展開理論上的爭辯，開啟了一場與中共「學術領域中的意識型態鬥爭」。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吉伯特．羅日門在他的著作「社會主義的倒影」書中指出，中、蘇共交惡後，蘇聯漢學家接踵而至的「新任務」是：當蘇聯走上正確的共產主義道路時，中共為何步入歧途？「此後，沒有人可以不在這個原則指導下進行研究。」

同時蘇共中央也不斷利用每次政黨大會和黨報來宣示觀點，進而影響漢學家的研究，而且當時幾個重要研究機構的負責人都具有官方身分，也掌握著媒體發言權。譬如至今仍堅持馬列思想比其他理論優越的蘇聯科學院院士齊赫文，就是當時的代表人物。「這是一個對漢學家由上至下、時刻不放鬆的全面控制」，羅日門指出。

形之於外，蘇聯的漢學研究顯得風向極為清楚：一九五○年代，中共提出什麼看法，蘇聯學者都必須點頭稱是；六○年代，風向乍轉，中共提出任何看法，蘇聯學者往往還沒見到白紙黑字，就先批判。

被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羅日門稱為「革新派」的漢學家吉留辛，一度被限制公開發表言論。（張良綱）

但在羅日門和其他西方學者看來，此時蘇聯批評中共的許多論點，和西方學者批評蘇聯的論點常有「似曾相識」之處。今年已六十歲的尤拉回首那段時光表示，中、蘇共黨同出一源，當時中央要他們評價中共，卻不能議論到蘇共，「真是一項艱難的挑戰！」他以極諷刺的口吻說。

不過，那段時間的蘇聯漢學，在「為政治服務」的主流之外，仍有少數漢學家遊走尺度邊緣，避開意識型態及直接的政治問題，而從社會問題，如工人政策等著手，試圖排除預設立場，以中國思維來解釋中國，及參考西方學者的研究方法，甚至在批評中共時，也批評或暗示蘇共的弊病，羅日門將之稱為「革新派」。前任東方研究所中國研究室主任吉留辛就是一例，但他也因此曾被限制公開發表言論。

隨著世界局勢的變化，中、蘇共關係在一九八○年代又趨於緩和。一九八一年雙方甚至恢復交換學生，年輕的漢學家因此有機會親訪中國大陸，他們的中文水準也比過去卅年沒有機會到大陸的中生代漢學家們高出很多。

雖然如此，但馬列教條仍是無所不在的「緊箍咒」。直到戈巴契夫上台，提出新思維外交，思想言論逐漸多元化，中國研究才顯現新生機。研究中、蘇共關係的庫茲明科在被視為言論極度開放的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工作，「但五、六年前，我們機構的言論還是受當局看法的左右」，他說。

今天蘇聯在傳統漢學領域有許多受推崇的人。圖為研究民族學的歐洲科學院院士劉克甫。（張良綱）

比較幸運的是，在文學、考古、語言等傳統漢學領域，歷經史達林時代的創傷，在赫魯雪夫時期傷口便已慢慢癒合。

尤其研究的朝代愈早、離現實世界愈遠，禁忌也就愈少。「如果我發表文章說台灣、大陸有些什麼考古新發現、新理論，當然不會有麻煩」，東方研究所中國研究部研究員顧哲說。

幸虧如此，今天蘇聯在漢學的許多領域才得以存在著作等身、受西方漢學界推崇的代表人物。譬如研究戲劇的索羅金、研究民間文學的科學院通訊院士李福清、漢語語言學者雅洪托夫、敦煌學者孟列夫等。有廿多本關於中華民族學著作的歐洲科學院院士劉克甫，更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杜正勝推舉為思想嚴謹、立論客觀，計畫請他到台灣做一年研究。

此外，蘇聯也出了不少翻譯人才；由於作家魯迅的左傾背景，魯迅研究在蘇聯一度蔚然成風，並因此開創出蘇聯獨有的「魯研學」。

新一代漢學家極力擺脫意識型態的操控。圖為研究國民黨經濟政策的年輕漢學家安德烈參加今年六月的俄羅斯總統選舉。（張良綱）

直到今天，一些研究古典漢學的漢學家，仍不願與研究近代中國的漢學家相提並論。年輕的漢學家們更譏笑在文革期間成立、擁有蘇聯最多研究近代中國人員的「遠東研究所」，已經完成它的「歷史任務」。一九八九年曾寫信給中共，抗議中共在天安門屠殺學生的東方研究所中國研究部主任伊凡諾夫也表示，遠東所領導人至今仍很保守，還認為這件事中共沒有錯。

對老一代，長久的思想框架難以去除，不難理解。「有許多人是真的相信馬列主義」，尤拉說，即使像他這種早已全然不信那套的「老右派」，仍無法丟掉自我設限的包袱，「早已失去對馬列主義和布爾什維克理論的免疫力」。因此，他看今天年輕學者寫的文章，其間批評的大膽與思想的開放，往往令他詫異又心驚。

歷經史達林當政，與中、蘇共產黨友好、交惡三個時代，漢學家尤拉敘述蘇聯近代中國研究的曲折歷程。

由思想桎梏解放出來的年輕一代，其實也並非沒有煩惱。「我們現在比較大的不是思想問題」，兩年找不到研究生的伊凡諾夫說，經濟情況每下愈況與市場觀念的引進，令漢學研究窘態頻出。

如今，蘇聯人民全面想朝市場經濟邁進，人人希望多賺點錢，願意從事漢學研究的人愈來愈少。「如果研究近代中國問題，還有可能到外交部之類的單位工作；如果研究孔子，連吃飯都有困難！」伊凡諾夫說，但若和合資企業的工作比起來，外交部又不算什麼了。研究國民黨的亞非學院講師安德烈，每個月薪水不到兩百盧布；一個在與外商合資公司工作的亞非學院畢業生卻可以領到三、四百元的美金（約一萬盧布）。

經濟壓力也限制了漢學家出國參加研討會、和各國學者討論的機會。東方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研究員科落利就因為東方所無法負擔一百元美金的參加費，而不得不放棄前往上海參加漢代文學研討會。顧哲也說，左支右絀的情形下，如果國外同時邀請三位蘇聯漢學家出席會議，大概只有一人能成行，往往還是對方提供機票才成。

由於紙張和錢一樣缺乏，許多漢學家的著作出版無門。「因為不是暢銷書」，正煩惱不知所著的「十九世紀的中、蘇關係」何時可以見諸大眾的華可勝說。敦煌學者孟列夫的「百喻經變文」更在出版社擺了十二年才印刷成書。

東方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以研究古典漢學為主。（張良綱）

尤其蘇聯的漢學研究機構都在官方轄下，數量有限，年輕人即使有心從事學術研究，能夠選擇的機會不多，想出國留學更必須等政府指派。如此年輕一代對美國漢學界自由的研究風氣、充裕的經費，和私人學術研究機構普遍等的羨慕之情，也就不難想像。

美國思想與言論的大開大闔、各種學說並存的情況，對一向受到較多限制的研究近代中國學者，衝擊尤大。「美國是各種顏色都有」，尤拉比喻，不像蘇聯過去只能由黑、白來考查問題。

但羨慕歸羨慕，對馬列指導思想嗤之以鼻的年輕人，也不認為他們能完全以西方為師。閱讀過許多美國學者研究論文的安德烈認為，美國的研究也有不足之處，通病是「有些人的論點雖然很有趣，但支持的資料卻嫌不足，許多立論因此很薄弱。」他以為，既然經濟困窘，無法像美國學者包羅萬象、廣泛地研究各個範疇，「那就在自己較小的領域中深入鑽研吧！」不失樂觀的安德烈說。

在老一代的漢學家看來，現在所有的問題和思想受禁錮比起來，都已不算問題了。「年輕一代是幸運的」，將近六十歲的顧哲不勝感嘆：「戈巴契夫當總統，對我而言已是太遲了。」

〔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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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史達林時代，蘇聯漢學家在肉體與精神上均遭受嚴重迫害。圖為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走道上有關當時被迫害漢學家的海報。

P.94

（右）思想解放與言論自由，是蘇聯改革後的最大成果。

P.95

十九、廿世紀之交的漢學家阿歷謝耶夫，有「阿翰林」之稱。在他的開創下，蘇聯漢學研究成績一度睥睨西歐。

P.96

由思想解放出來的蘇聯漢學家也在尋找新的道路。圖為莫斯科。

P.97

遠東研究所圖書館世有十八萬冊有關近代中國的書籍。

P.98

實施開放政策後，市場觀念進入蘇聯，民眾對西方物資充滿好奇。

P.99

蘇聯科學院院士齊赫文中國研究的著作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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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羅日門稱為「革新派」的漢學家吉留辛，一度被限制公開發表言論。

P.100

今天蘇聯在傳統漢學領域有許多受推崇的人。圖為研究民族學的歐洲科學院院士劉克甫。

P.101

新一代漢學家極力擺脫意識型態的操控。圖為研究國民黨經濟政策的年輕漢學家安德烈參加今年六月的俄羅斯總統選舉。

P.101

歷經史達林當政，與中、蘇共產黨友好、交惡三個時代，漢學家尤拉敘述蘇聯近代中國研究的曲折歷程。

P.102

東方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以研究古典漢學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