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詩保留一個位置

李敏勇，1947年生於高雄縣旗山鎮，10歲時偶爾看到德國文豪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初窺文學之美，不過大部分時間，他還是喜歡在租書店閱讀武俠小說，加上伯父在屏東市開設戲院，電影也是他的最愛。

2007年國家文藝獎文學類得主李敏勇，勤勉寫詩，藉詩篇和歌詞譜寫台灣的歷史軌跡，並透過譯介各國詩作，引領國人打開世界文化視野，進入詩的美麗國度。

直到考上高雄中學後，館藏豐富的圖書館，對於喜歡孤獨、自我摸索的李敏勇而言，成了閱讀與思考的樂園，除了小說、哲學、政治評論、各類詩刊，還加上當時風靡青年學子的「存在主義」和「現代主義」文學作品。有了閱讀作為啟蒙，他對威權式教育體制的種種限制，逐漸不再心悅誠服地接受。

在校園，他還首度接觸到當時台灣人不能言說的秘密--228事件。有一回上體育課時，老師指著校園牆面上的彈孔說：「這是『228事件』時軍隊槍斃學生所留下的痕跡。」由於教育課程的刻意抹滅，「228」對他而言只是個陌生而遙遠的名詞，沒有太大衝擊，更未深入探究228事發時「高雄中學自衛隊」的悲壯歷史。

高中開始，李敏勇嘗試以各種文體書寫所思所想，詩是他的最愛，「詩的世界使我驚喜、迷戀，在孤獨寂寞時，詩彷彿我的戀人。」情感早熟的他，高中時談了段幾乎荒廢學業的初戀，透過文字書寫戀情的同時，也開啟了創作的契機。

當時雄中校內經常舉辦「時事測驗」，對政經、文化、國際事務等深感興趣的他，經常代表班級參加比賽。雖然讀的是高雄市升學率最高的明星高中，然而「文學青年」李敏勇卻糾葛在戀情與詩情中，沒有參加大學聯考，直接入伍服役。

當兵期間持續發表詩作和散文，軍旅生活也讓他接觸到人生百態與社會脈動，他開始思索重回校園，退伍後考入中興大學歷史系。1969年以筆名「傅敏」出版第一本書《雲的語言》。回首審視這本舊作，李敏勇表示：「當時所寫的詩，是典型的『青年過敏期』的生命體驗，青年時代感傷的練習曲。」

李敏勇夫妻鶼鰈情深，他特地為妻子翻譯日本女詩人「与謝野晶子」的短歌集《亂髮》。

之後李敏勇加入了第一個以本省籍詩人為骨幹的《笠》詩社，認識多位「跨越語言」一代的台灣詩人，如生於1920年代的詹冰、陳千武、林亨泰、錦連......。因為政權移轉，這些前輩詩人被迫棄絕原已嫻熟的日本語，轉而重新牙牙學國語、寫漢文（中文），重頭摸索詩的聲韻和結構。這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讓李敏勇深受震撼，此時歷史意識、現實意識和社會意識才慢慢進入他的腦海，並開始瞭解台灣在歷史洪流中的多舛命運。

1969年的〈遺物〉，讓李敏勇「感覺自己寫出了真正的詩」，同時標示著一個新的出發：

從戰地寄來的君的手絹

休戰旗一般的君的手絹

使我的淚痕不斷擴大的君的手絹

以彈片的銳利穿戳我心的版圖

從戰地寄來的君的手絹

判決者一般的君的手絹

將我的青春開始腐蝕的君的手絹

以山崩的轟勢埋葬我

慘白了的

君的遺物

我陷落的乳房的

封條

未曾經歷戰爭的他，在戒嚴時代發表系列「反戰」詩作，引發討論，被認為也是一種「替代父親世代」的發言。事實上李敏勇在服兵役時正逢越戰，當時台灣也籠罩在共產主義威脅下，到處充滿台美同仇敵愾的越戰氛圍。社會上不時可見參戰的美軍飛來台灣度假，在短暫的紙醉金迷中尋求慰藉，台灣的軍事機場也提供美軍B-52長程轟炸機起降。

退伍後，「戰爭詩」和反戰思想便開始出現在他的詩作中。許多評論家認為，「戰爭詩」（1969∼1971）和反戰思想，是李敏勇詩風第一度蛻變的重要轉折點--從個人的「小我」轉化為具社會意識的「大我」。評論家彭瑞金在〈輸送明亮給世界的詩人李敏勇〉文章中，針對〈遺物〉一詩寫道：

這樣的戰爭詩不寫戰爭的殘酷，自然感覺到它的殘酷；不寫它的傷害，傷害已經形成；不喊反戰，戰爭已令人唾棄，與我們熟知的反戰文學大異其趣，但卻是李敏勇的反戰詩特有的風格。　

以對人性與生命的憐惜為原點延伸而出的反戰與政治批評，一直與他的詩一起成長，「沒有人有權利剝奪另一個人的生命；而最可惡的是侵略戰爭，因為它讓人無可逃避、無從選擇，只有拿起武器為國族而戰，」李敏勇說。

政治社會評論集《自由啟示錄》。

大學畢業後，李敏勇擔任過高中教師和報社記者，1974年定居台北，進入國泰建業廣告任職，曾以「廣告美學」、「廣告力學」和「廣告哲學」為名製作系列企業廣告，嘗試把自己心目中的廣告文化觀點表達出來，希望成為某種備忘錄或指南。

儘管心中始終為詩保留著一個角落，但為了現實生活不得不停筆，幾年後他思索著重回文學領域，1980年決定把生活一分為三：創作、工作、參與社運，詩作風格也有第二度的重大變化--開始觸及「環保」和「政治」課題。

李敏勇強調：「1980年代的台灣現代詩，是所謂『民眾詩』與『大眾詩』的時代。」這段時期，他的詩和詩論從來沒有離開與現實的連結：1990年出版的《戒嚴風景》，包含關懷自然生態的〈人間公害〉、政治詩〈戒嚴風景〉，以及企圖紀錄島上人民心聲的〈島嶼心情〉，但仍執著於藝術表現，重視詩質。

他更以寫評論專欄的方式，積極參與社會改造，其文化藝術評論集結成《作為一個台灣作家》，率先提出台灣作家的定位問題，呼籲作家重新思考自己的角色和功能，本書1989年獲巫永福評論獎。

和其他詩人不同的是，李敏勇也是一位作詞者。1980年，他應滾石唱片老闆段鍾沂之邀，譯寫韓國詩人申瞳集的詩作〈有一個人〉，由李泰祥譜曲，這是他與音樂的第一次邂逅。

但直到認識作曲家蕭泰然，他才認真創作歌詞，如嘗試為228沈冤進行平反的台語詩歌〈愛佮（與）希望〉、紀念自焚烈士鄭南榕的〈自由之歌〉、歌詠台灣國花的〈百合之歌〉、撫慰921地震受難心靈的〈傷痕之歌〉、禮讚台灣聖山的〈玉山頌〉，及為台灣歷史的殉難者所寫的鎮魂曲〈啊！福爾摩沙〉......。每一首歌都是一個註記，也是貫穿1990年代戰後台灣歷史動向的時代篇章。

關懷社會運動並參與社會文化改造的李敏勇（中排右一）與妻子（右二）一起參加反核遊行。

由於詩中政治色彩鮮明，有些人不免質疑李敏勇的詩過於直率淺白，文學的「純粹性」不足。對此，他引用流亡美國的俄國猶太裔詩人布洛斯基所說：「詩應批判政治，直到政治停止干涉詩為止。」同樣的，美國詩人佛洛斯特所言：「權力使人腐化，詩使人淨化」，也為詩與政治的抗衡力量做了最佳詮釋。

事實上，李敏勇對社會運動的關心是漸進式的：1977年書寫「母音系列--土地啊，為何你總是沉默？」鼓勵這塊堅忍土地上的人民能勇敢發出自己的聲音；1988年，台灣爆發國府遷台後最嚴重的示威事件「520農運」，其後李敏勇寫下〈聲音〉一詩，企圖捕捉雨夜中鎮暴部隊踏入現場、驅散農民並逮捕農運領袖的一幕：

那是什麼聲音

那是雨水滴落的聲音

那是淚水流下的聲音

單薄的身軀在顫抖

疼痛的心在抽搐

在我們的土地上

在我們的時代裡

之後在1997年「228事件」50周年時，他又寫下了〈這一天讓我們種一棵樹〉，當時台灣已走向民主開放，詩中悲憤減少，代而起之的，是一種重生的撫慰與希望。詩的二、三段是這樣的：

聽到叫喊的聲音╱看到血流的影像╱但╱讓我們種一棵樹╱不是為了恨╱而是愛╱讓我們種下希望的幼苗╱而不是流出絕望的淚珠。

讓我們種一棵樹╱不是為了記憶死╱而是擁抱生╱ 從每一株新苗╱從每一片新葉╱從每一環新的年輪╱ 希望的光合作用在成長╱茂盛的樹影會撫慰受傷的土地╱涼爽的綠蔭會安慰疼痛的心。

由國立台灣文學館規劃出版的「台灣詩人選集」--《李敏勇集》，透過文學簡表、閱讀進階指引等內容，介紹李敏勇的詩思與創作。

對於國內詩的創作環境，李敏勇認為，目前詩在台灣只是一種裝飾性的存在，詩和現實生活的關聯性相當低；加上台灣四百多年來始終被「外來政權」統治，本土語文受到壓抑，如清末及日治時的漢詩均以正統漢字書寫，但台語詩卻面臨用字不統一且不明確的困境，這樣的困境對創作者和閱讀者都構成重大考驗，也使得台語詩成為小眾中的小眾，很容易就被邊緣化。

為了讓更多人瞭解詩，2005年李敏勇發起「一個人的文化運動」，號召朋友出錢出力，以「詩」來推動閱讀，至今已捐了數千本詩集到各地圖書館和高中校園。過程中他發現，號召捐書並不困難，但很多地方其實並不缺書，缺的是可以帶領學子和群眾閱讀的志工。他多次在台北東門學苑開「當代台灣詩歌」與「當代世界詩歌」導讀課程，就是希望以實際行動協助民眾更親近詩。

環視這個汲汲營營、人人都為生活奔忙的現代社會，李敏勇表示，「人應該要有一個安安靜靜的空間，與自己進行對話，這樣的人生會比較踏實。」

對他而言，寫詩是一個絕對孤獨的過程。他曾如此比喻：「寫詩就像先在心中種下一顆種子，等到發芽時，必須專心一意地照顧它，不讓它受到干擾，小心地把它『接生』出來。詩並不是特意『造』出來的，而是心中的想法或感受，透過筆跑出來。」

「就像希臘詩人黎佐的〈三行連句〉：『當他寫時不看海╱他感到鉛筆在指尖顫抖-- 正是燈塔亮起時』，筆的作用只是將詩引出來，紙就好像產婦生產時所躺的產床一樣。」李敏勇認為，詩是「語字的花園」，詩人固然創造了花園，讀者也可以經由欣賞，來進行屬於自己的「再創作」。

幾位年輕詩人1968年到豐原拜訪陳千武。前排左起：陳千武、簡誠、李敏勇。後排左起：鄭炯明、陳明台。

為了讓台灣讀者更瞭解詩，他也致力於譯介各國優秀詩作，每次出國就四處尋找當地知名詩人的英譯本，包括丹麥、德國、瑞士、波蘭、捷克、英國、美國、韓國、日本、印度......，有些甚至是絕版書，書的重量把行李箱都壓壞了。

其實，早在1970年代閱讀一本英國企鵝版的《捷克詩選》後，他就開始翻譯其中捷克詩人巴茲謝克的33首詩，1972年刊登在《笠》詩刊，「異國的詩提供學習，也帶來營養。」李敏勇指出，巴茲謝克呈顯的時代情境，既透視東歐諸國在共產體制下的困厄，也見證持有「語言武器」的異議詩人的力量。

布洛斯基也是李敏勇所敬仰的詩人。47歲即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布洛斯基，1972年被蘇俄放逐後流亡美國，蘇聯解體後他仍不願再履斯土，因為對布洛斯基來說，他的國家早已不存在了，而他堅信「圖書館比國家更強大」，認為帝國並非依靠軍隊，而是依靠語言來維繫。

布洛斯基提出：「詩不該是高不可攀的作品，它不是如聖經那樣艱澀神聖，而是像日常生活中的一杯水，一杯酒或一盆花一般簡單，詩和生活息息相關。」

評論家彭瑞金認為，這個觀點對李敏勇影響頗深：「他的詩作也和這個觀點吻合；語言清楚、簡單而多圖像意志。」

對李敏勇而言，譯介詩作並不是要成為翻譯家，他把翻譯當成一種最好的閱讀，在譯讀、解說的同時，進入每一首詩的世界，並充實豐富自己的心靈。

在繁忙、快速的社會節奏中，李敏勇力圖為詩保留一個位置，提供讀者心靈與詩文對話的園地。

寫詩超過40年的他，常被問及靈感來源。李敏勇舉英國詩人C.戴路易士所說：「有時我們看到一樣事物，感覺很美，那樣東西就會像種子一樣種在我們心的花圃裡，成為經驗的一部分，有時很快會發芽，有時則要經過一段長時間。也許在下一個感受或經驗中，讓我們和過去那個經驗感受產生聯想，這個引發聯想的經驗感受就是觸媒，像水澆在田地上，細心照顧下，詩的嫩芽就會滋生成長。」

在台北都會區的辦公大樓裡，李敏勇翻閱著布洛斯基的詩集，引述其所說：「有時科學家與哲學家都不能解答的問題，詩人可以！」他強調，詩人的角色，絕不只是雕琢語字的人，而是拯救語字的人。「拯救語字」，意味著真實地面對現實社會，維護意義與美；在不自由的時代，不能屈服於壓迫或利誘，反倒要傾全力寫下真話，留下時代見證。

〈詩的志業〉這首詩呈顯了他的觀點：

我們尋找不被破壞的字

為了在虛偽國度追求真實

每首詩都像一個故事，都有它的秘密；詩的語言，隱含深刻的歷史意義，在幽暗時代中發出清明的亮光。李敏勇願把這份亮光帶給讀者，也期待讀者的共鳴與迴響。　　　　　　　　　　　　　　　　　

文藝獎頒獎典禮上，李敏勇（右）邀請創辦「笠詩社」的前輩詩人陳千武（左）擔任頒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