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八四一年,英國就宣布香港為自由貿易港。但在現實上,一直要等到一八六○年英國併取九龍半島,據有了今日著名的維多利亞港,香港才整備了世界貿易樞紐的地位,殖民地商業資本急速發展,在港口、港市地區,以英商為中心的國際貿易商行蝟集,一時十九世紀西方商行、商館、宅邸和倉儲建築櫛比林立,改變了傳統中國漁農村社的面貌。
除了新界仍然保持農業經濟基地的地位,為港九長期供應大米蔬菜之外,港九兩地在英國統治下快速、全面都市化,華人傳統土地資本失用武之地。
相對於十九世紀末葉大陸內地受到列強侵凌,豆剖瓜分,殖民地香港相對的「安定」,引來大量內地以廣州人、客家人和閩南人為主的移民。這些移民中勤勞秀異者,在香港不能像在其他移居地那樣購併土地當地主,便因應殖民地獨特條件,有的在洋商洋行裡當買辦和文員,有的從商為華人市場供應南北百貨,更多手工業者自製自賣,積累財富,逐漸在香港形成華人紳商階級。
這些華人紳商階級固然唯利是圖,但自然地習染了一定的國際視野,在某種程度上,擔任了東方傳統和西歐技術接枝的工作。
正是這些粗備現代視界的華人紳商,早在一八六九年開始慈善醫療工作,至一八七二年,建立了著名的東華醫院,從事醫療、救濟、教育的工作。一八七○年,這些富裕紳商建立「東華義莊」,從事社會福利、慈善工作。此外,一八九六年,在港英國精英階層和華人紳商階層共同設「保良局」,從事治安、救濟工作,促進殖民地社會秩序的穩定和團結。凡此,都顯示,在十九世紀末,殖民地香港已有新血華人紳商登台,取得一定的社會地位。
事實上,從事商貿、船東、代理商、買辦、文員而經濟富裕的在港華人,雖在政治、社會上受歧視,地位卻無法被忽視。據一八八四年統計,因擁有財產而必須納稅的英國人八三二人,華人六四七人。高納稅前十七人皆為華人,英國大貿易商「怡和洋行」列第十八個高納稅者。
統治手腕靈巧的英國人開始吸收這些華人紳商的精英,委以相當的社會地位。受過西方法學教育的伍才(廷芳)在一八八○年被任命為立法局議員。平生出力提倡西方醫學和現代化教育的何啟,也當了二十五年的立法局議員。因經商累致巨富的何東,甚至被敕封為爵士,並破格允許在只准白人統治階級居住的山頂區,擁有豪奢的宅邸。
然而一般而言,廣大的在港華人生活十分艱苦而貧困。他們大都是不堪列強在內地造成的社會動亂,流亡南來的貧困農民。在香港,他們住在類如太平山一帶貧民區,從事黃包車伕、小手工業者、苦力、挑伕、僕役、理髮匠、漁農勞動者的工作。港英當局對華人採取絕對的、徹底的種族隔離政策。華人即使是財富足以驕人的紳商,不但不准住「山頂」白人華邸區,就是香港中部大多數住宅區也不准住,而遭受白人的侮辱,是日常茶飯之事,到處可以看到白人用傘柄和枴杖當街毆打華人苦力。一八八○年英國駐港部隊指揮官艾.多諾班上校寫道:「在視覺上、聽覺上和嗅覺上,歐洲人無法接受中國人為鄰居。」種族歧視的惡意,躍然紙上。
一八九四年冬天,在貧困華人移民蝟居的太平山地區,爆發了一場大瘟疫,在生活條件十分落後的十五萬華人貧困勞動者社區中,造成兩千六百多人死亡。而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二年間,香港的貧民窟數次發生鼠疫,合計死了兩千五百多人。死者也大都是香港社會下層的華人。瘟疫的恐怖,增加了白人對貧困華人的偏見和歧視。
華人在香港社會中地位低下,固然是作為白人殖民地香港的華人的宿命,但一八七○年以前幾十年間,香港也是白人販運中國苦力──從內地湧入香港的破產農民──到北美和澳洲的轉繼站。成千上萬的華工,以半奴隸的身分,由白人經手,從香港送到北美和澳洲鋪鐵路、開礦山,不少人慘死異域。生活在這個悲慘事實中顧盼自雄的英國殖民階級,對華人有刻骨的鄙視,無寧是「理所當然」的。
從這個陰慘的歷史去看一百五十五年後香港的回歸,就能體會出深長的歷史意義。十九世紀的華人紳商階級,成了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興起的「華資」──在地華人資本的先行者,他們甚至有能力購併英資而壯大,業種包括了航運、金融、貿易、倉儲、地產、造船、旅遊,總資本僅次於受到權力的特權撐持的英資。
八○年代以後從大陸南來的資本──一般稱為「中資」的集團資本,業種也很廣泛,包括了金融、百貨、土建、地產、航空、船運和倉儲。
傳統「華資」加上中資和東南亞來港的華人資本,華人資本在香港早已占領導地位。七○年代以後成長的香港中產階級新世代的登場,今昔相比,變化就不啻天壤了。
(中國時報七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