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和日本是亞洲國家中兩個發展成功的範例。目前新加坡正大力推行論語,認為它是抗拒社會不良風氣的精神武器;日本則自承由於受儒家思想之惠,才成為今日的經濟大國。當此中華文化在海外大放異彩之際,在國內卻並未受到同等的重視,願意將它實踐於生活中的人並不多。因此,有識之士不斷在為復興中華文化大聲疾呼。文史哲各方面造詣都高,在學術界享有崇高地位的錢穆,就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他一直默默地在為傳揚文化道統而努力,一方面招收入室弟子,培養復興文化的尖兵;另方面他勤加著述,將自己的思想、心得留下記錄。他相信國人終將回歸傳統。他畢生辛勤致力的,都為了要讓後世子孫在回頭探究固有文化時,能有接續的依據。
儒家思想最近在新加坡被熱烈討論。許多人認為它具有加強社會凝聚力,改善人際關係的功用,是抗拒社會不良風氣的精神武器。今年二月底,李光耀總理明白指出,孔子學說對新加坡學童有益,並宣佈將為十二歲和十三歲的學生開設一個儒家倫理學課程。
新加坡是亞洲國家改革成功的一個實例。除了經濟成長快速,民生富裕外,它的社會安定、環境清潔、犯罪率低、國民有公德心,被視為亞洲最理想的生活環境之一。在全力發展經濟的過程裡,新加坡政府對於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脫節所可能產生的問題,早已有了防微杜漸的做法:定華語為國語,推行全國禮貌運動,提倡孝親敬老……等,近幾年來,一步步向恢復中國固有文化的路上走。
而新加坡對目前的成就猶不滿足。去年八月,李光耀總理曾宣佈:希望新加坡各公司以日本為典範,建立員工與雇主間的相互信任。他並說:「日本人已找到正途了……。」日本人的正途是什麼?

錢穆和太太胡美琦女士是一對幸福美滿的伴侶,他們常在一起散步、閒談、研究學問。(李影)
禮失而求諸野
前年美國國家廣播公司,做過一個專題報導「日本能,我們為什麼不能?」節目中指出,日本的勞資雙方好比一個大家庭,雇主跟工人就像家長和子女,雇主保障工人的職業安全,照顧他們的生活,也注意他們的健康和情緒,而工人則對雇主忠誠,對工作認真賣力,因此成就了日本高居世界之冠的生產力和生產效率。
進一步探究其原因,專家們指出:這與儒家思想有關。因為儒家精神講求忠恕與孝悌,以及人際關係的和諧,可以減少人與人之間的摩擦,也可加強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結合。這種和諧的人際關係推廣到工廠、社會,亦可對經濟活動大有助益。譬如員工與公司同休戚、共甘苦,就是「仁」的表現。
這個節目播出後,引發了很大的迴響。國內的報章雜誌上,也出現不少討論相關問題的文章。日本眾議員中曾根康弘在以「假如我當選日本首相」為題發表的談話中指出「日本國民的社會觀念與外國人不同,……,這種精神為什麼外國人沒有而我們會有?追根究底,因為我們是儒教文明國家之故。」他並指出,中華民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等世界上發展迅速的國家,都受過儒教的薰陶,具有守秩序、認真、勤勉的良好習性。
日本之所以能發展到今日美國要來向他們學習的情勢,照中曾根的說法,就是受儒教文化的好處。其實,這種民族文化的特質,早已為世界學者所重視,即以中華民國、日本、韓國、新加坡近年來的經濟發展而言,許多學者都名之為「儒教文明經濟區」,一致公認這種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在這個時代中,已經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儒教文明的源頭,是我中華民族,日本、新加坡等國都是支流,他們這樣深深以儒教傳統為傲,而今天我們卻似乎忽視了傳統精神的可貴,豈不有「禮失而求諸野」之嘆?

錢太太經常開車載著錢穆到處兜風,圖為她扶著錢穆上車,敬愛與關懷之情自然流露,溫馨感人。(李影)
民族自信心喪失,不自覺也把傳統文化貶低了
其實我國教育當局對傳統文化與思想的闡揚一直十分重視,小學的國語課本,就選有摘譯的白話論語,初中的國文課程對歷代明儒大哲的思想、文章也多有選載,高中更有「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專書,有系統地介紹論語、孟子。此外,文化史方面亦多有傳授,廣泛地介紹各代的生活習俗、政治制度、經濟型態、以及特殊的文化活動,例如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學說、西漢的獨尊儒術、東漢時佛教傳入、唐詩宋詞的發展、宋朝的繪畫雕刻藝術、宋明的理學、清朝考證為主的漢學……等。大學裏的文史科系,接觸面就更廣了。經過如此層層薰陶,照說大家對傳統文化應有相當的體認和修養,但是今天許多的年輕人,卻並未對傳統文化有足夠的瞭解、並產生認同和敬意,反而將之視為保守、閉塞和落伍。為什麼他們會和傳統文化產生「斷層現象」似的隔閡呢?這是其來有自的。
清末民初,正是中國最混亂、最黑暗的時期。內憂外患頻仍,國家受到列強許多無理的待遇,有識之士莫不痛心、憤慨。在東西文化接觸後,有人看到西洋的船堅砲利,物質文明非常進步,因此而生羨慕之心,恨不得立刻全盤引進,以為救亡圖存的保障。另一方面,在接二連三與外人打交道節節失利後,民族自信心不免大失,一時自卑、彷徨諸般情緒錯綜糾結。因此當西洋種種思想、學說,隨著科技傳入中國時,就如同大海中出現一根浮木,有些人便迫不及待地抓住不放了。這種情形在「五四運動」前後,達到高潮。
民國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投降。協約各國在巴黎舉行和平會談,會中決議將德國在我山東省的權益,讓與日本。消息傳來,輿論沸騰。五月四日,北京各學校學生遊行示威,反對簽約,各地繼起響應,稱為「五四運動」。結果中國代表拒絕簽約而返。
在這些激動的情緒平靜後,知識分子開始思考中國積弱不振的原因,激進者將之歸咎於傳統文化的包袱和孔孟學說的不合時宜,尤其有些留學生看到國外進步的情形,相較之下中國顯得那麼落後、貧窮,他們愛國心切,恨不得立刻把舊制度、舊規章全盤推翻,完全走向西化。由於西化論者的過火言論,終於引發傳統主義者的反擊,產生了長期的「東西文化論戰」。
經過長期的爭論,在尚未達到「真理愈辨愈明」的境地時,傳統文化、思想已幾乎迷失了。也就在此文化真空狀態中,一般人的思想、理念沒有中心,共產主義乘虛而入,繁衍坐大,終於造成大陸淪陷。時至今日,當年參與論戰的人物凋零了,新生代面對混沌的文化園地,不免茫然,同樣地眼見西方物質文明進步,尤其是經濟力量龐大,遂不自覺地想接受、效法,逐漸地就把我們民族之所以立的精神文明給貶低和遺忘了。

教書也是錢穆從事一生、從無倦意的重要活動。每回上課時,他的眼睛有神、聲音宏亮,什麼病痛都忘掉了。(李影)
未能以現代語文詮釋,缺乏時代的意義
造成「斷層現象」的另一個原因是,傳統文化思想未能以現代的語文、觀念去詮釋,遂缺乏時代的意義。五四運動大力提倡白話文,從此國人的文學修養一代不如一代,對於以文言文寫成的古書,讀起來已覺吃力,又不太瞭解著書立說者的時代背景,因此很難掌握其中的精義。於是就以為,時代已經變了,社會環境截然不同了,去研究那些艱澀、拗口的老東西有什麼益處呢?
就如上述,許多傳統的思想、觀念,在經過千百年之後,其中重要的意義逐漸不為人知,又缺乏新的詮釋,道德精神遂淪為抽象的教條與禮俗,令今人不明所以。譬如論語中的「席不正不坐」、「君子不以紺G飾,紅紫不以為褻服」(君子不用天青色和青紅色的布做領子的滾邊,不用紅色和紫色的布做家居的便服),光從字面上看,令人覺得莫名其妙,離現實生活更是不可以道理計。傳統文化似乎並不可親,叫人如何對它有興趣、有信心,甚至還能把它在生活中行出來呢?
能懂得傳統文化內涵,能見其可貴處的人愈來愈少,甚至還有人誤認為追求進步與尊重傳統是絕對相悖的事,將排斥傳統視為一種時尚,固有文化不免就有式微之虞了。
幸而在這濁浪滔天的情勢中,仍不乏有識之士,有心保存祖先留給我們的思想、文化遺產——即使不能發揚光大,至少也要能傳承下去,儘量保存得完整,並加入現代人們的心得與意見,也好給後世子孫留下一個評鑑、論斷的依據。雖然他們的聲音微弱,也沒有得到相等的回饋,但他們始終執著地在努力著。這群有心人有的組成團體,譬如: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孔孟學會、及新近成立的文建會等。也有不少個人孜孜盡力,以傳續中華文化為己任,國學大師錢穆就是其中一個代表性人物。

古人常用蒼松翠柏來比喻君子,松下的錢穆,自有一種令人肅然起敬的儒者風範。(李影)
寂寞的文化傳薪人
台北近郊的外雙溪,有幢傍山而建的「素書樓」,是錢穆的居處。每星期一下午,都會有二、三十位年輕人,到此聽錢先生講述經史子集等國學課程。學生當中,有的已拿到博士學位,也有的已經聽了錢大師十幾年課了。
他們是對中華傳統文化有興趣、有信心的一群,也是錢穆口中所稱的「義勇軍」。儘管現在很多人漠視、排斥傳統文化,但他們相信,這只是個過渡期,傳統文化必將重新放出光彩。而他們正是聖人之道的「傳薪人」。雖然錢穆認為,懷抱傳揚文化責任的,一向是少數人,聖賢如孔子,門下弟子雖有三千,志氣高潔、稱得上入室弟子的,也不過七十。現在能有這些人來聽他說文、講經,已足堪告慰了。然而,錢老夫子畢竟還是寂寞的,懷抱著傳統讀書人憂國憂時的情操,眼見傳統文化的園地久久不見新綠,卻無力施為,他的心痛是可以想見的。
他說:「現在的年輕人真的跟以前不一樣了。或許是這幾十年來,過得太安全、太幸福,沒有經過動亂,因此國家、民族意識相當薄弱,對任何事情,總是把個人利益擺在第一位。想當年對日抗戰時,青年人的愛國情操真令人感動, 蔣公號召『十萬青年十萬軍』,多少青年爭先恐後地報名參加。雖然多半是些文弱書生,但他們在戰場上非常忠誠、勇猛,一心為國家,完全忘了自己。」
雖然有這些感慨,但他仍是終日埋首古籍,潛心著述,廣育桃李,要將聖人之道,藉著他的努力,一代代傳下去。
自修苦讀,學而有成
錢穆,字賓四,幼年喪父,因家貧而輟學,連中學都沒畢業。靠著不斷的苦讀自修,他在史哲文等方面都有高深的造詣,尤其精治先秦兩漢史。雖然沒有正式文憑,卻被聘為大學教授,而且曾獲香港大學及美國耶魯大學榮譽博士學位。他的成功,來自一本書的啟示。
在他即將輟學之際,想到以後不能再念書,心情十分沮喪。這時他偶然看到一本名為「修學篇」的小書,書中介紹了二十幾位歐美著名學者苦讀成功的故事。看了這本書以後,他的心情豁然開朗,才知道想求知識、求學問,原來也可以自修。
於是他白天到小學任教,晚上則自修苦讀。他也沒什麼錢買書,只能設法到處借,借得到什麼就讀什麼,可說漫無系統。但畢竟是開卷有益,書讀得多了,漸能觸類旁通,也逐漸能自己理出頭緒。
就這樣,錢穆愈讀愈有領會,沉浸在書的世界裡,樂而忘憂。遇有讀不通的地方,就一遍又一遍地讀,或者查證、參考一番,直到把前後文讀通才罷手。有時疑心書上字句印錯、印顛倒了,便試著改正。他讀墨子時,曾改正了不少字句,後來知道清朝有人校正過墨子,把書找來一看,發現許多地方與他校改的相同。於是他的信心和興趣都加強了,從此更加潛心用功,練就一套無師自通的讀書本領。
治學嚴謹,漸受矚目
由於自己曾受讀書之惠,因此在愈讀愈有心得之後,他就想將心得寫下來,與更多人分享。他的治學態度一向很嚴謹,寫稿前要先列大綱,但並不抄錄所要引用的資料。提筆以前再將該書全文細讀一次,並檢示前列大綱是否妥當?這樣不斷精讀、修訂、思考,必待一切完善後再正式提筆。
文章完成後,他也不馬上發表,要擺上一陣子,繼續思考、修改,千錘百煉後才付梓。他說:「大家都有『文章是自己的好』的心理,剛寫完一篇文章,自己一定很得意,不容易冷靜地看出其中缺失。得要過一陣子,讓情緒穩定後,才能客觀地評析自己的文章。」因此,他發表的文章,都能言之有物,見解精闢,他也就這樣逐漸受到學術界的矚目。
民國初年的學術界,正值以康有為為代表的今文學派發表「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書,認為周禮、毛詩和左傳都是劉歆假造或竄改的。又加上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傳統的批判,瀰漫著一股「疑古」風氣。此時,錢穆以他一貫嚴謹的治學態度,返求古籍,詳加考證,並花了六年時間,寫了「先秦諸子系年」與「劉向歆父子年譜」二書,洗清劉歆偽造經書的不白之冤,堅定了人們對傳統古史的信念。
也就是經由這些考證的過程,錢穆對傳統文化有了進一步的瞭解和信心,從而產生一種「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深厚情感。所以他稱自己是「因疑古而考古,因考古而信古」。這兩本書引起學術界的普遍的重視,他也因此以一個小學、中學教師,被聘至北京大學教授中國通史。
要做一個有自尊心的中國人
錢穆的口才好,學識豐,課前的準備功夫下得深,講課時將史學、經學、子學融於一爐,旁徵博引,引古證今,學生多有領會。而且,他從不拿自己出的書當教本,講過的內容也不重覆,所以上課時經常能教給學生新的知識和啟發他們很多觀念。他在北大講課時,修他課的學生很多,旁聽的更多,往往教室裏要擠下三百來人。當時,「錢穆的中國通史」七個字是連在一起講的。
以中國人的觀點治史,也是錢穆受學生歡迎的重要因素。例如他講歷代政治時說:「我們應該為歷史事件歸納出恰當的名稱,來為我們的政治傳統劃分演進的階段,這才是尊重客觀、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若只知道應用西方成說、附會、演繹,絕不是學者應取的態度。」他的這番話,對當時許多以西方標準來批判中國的人,不啻當頭棒喝;也讓許多有自卑感的中國人,恢復對國家民族的信心。在日本軍閥野心犯我之際,國家面臨危急存亡之秋,激發出知識分子的愛國情操,因此他們多樂意與錢穆接近,去感染他那分對中華文化及國家前途的強烈信心。
上課時,錢穆常告訴學生:「做一個有自尊心的中國人,比做一個有學問的中國人更重要。」而要做一個有自尊心的中國人,就得以溫情和敬意來讀本國歷史,從而建立對傳統文化的信心。他在抗戰前後,以教授中國通史的講義所整理而成的「國史大綱」一書,目前仍被奉為史學的經典之作。
穿西裝,也要穿合身的
由於治史觀點,帶有強烈的民族色彩,所以錢穆也被某些人批評為迂腐、保守。事實上,錢穆並不排斥西方文明。他認為,文化乃是反映社會群眾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態度,包括:食衣住行、風俗習慣、信仰理想、藝術文學等等,經過代代相傳,形成一個民族的特質,也是結合民族情感的要素。所以文化在基本上應無優劣之分,且是無法掠奪的。但文化可以融合,我們應在中華文化的大前提下,學習西方文明的長處,而不是一味的照單全收。譬如穿西裝,也得做件合身的來穿。如果我們因喪失自信而揚棄傳統文化,外來的東西又未經過揀選、融會,於是民族文化失去特性,民族情感難以凝聚,在遭受外力侵略時,將無力抗衡。
但錢穆堅決反共,因為共產主義破壞了人倫大道與傳統文化,種種反人性、反文化的做法,錢穆深深不以為然。大陸淪陷後,他逃亡到香港,為持續傳統文化的火炬,創辦了新亞書院,提供許多流亡學生就學的機會,也為中華文化在海外建立一個傳揚據點。
以武訓興學的精神創辦新亞書院
新亞書院是以武訓興學的精神創辦和維持的。當時,錢穆與唐君毅、張丕介等學人,懷抱著「從復興中華民族意識,和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自信心,來復興中華民族」的信念,在海外進行艱苦奮鬥的興學工作。草創之初,經費短絀,設備簡陋,只租了三間教室,仿宋明書院式的講學,以人文主義的教育宗旨為號召,開辦了新亞書院的前身——亞洲文商學院,由錢穆擔任院長。
當時全校師生只有二十餘人,多是由大陸流亡出來的,大家夥的經濟狀況都不好,晚上往往得把課桌椅拼起來,師生一起睡在教室裡。他們簞瓢屢空而弦歌不輟的辦學精神,引起許多知名教授的同情和支持,遂義務前往講學。因此當時經濟情況雖然困窘,但師資堅實,在學術界有相當的地位。
學生們也都自動分配擔任校內的工作,諸如打掃整理、傳達雜役,都由同學們輪流擔任。當時新亞書院沒有能力雇用工友,而學生們則多為流亡學生,百分之八十都繳不出學費。錢穆不在乎,凡來聽課者,一律歡迎。他說:「在困苦的環境下,他們還有心向學聽課,我怎能拒人於千里之外?」結果當然還是苦了他自己,每天除了講學外,還得四處奔走,籌募基金,來維持學校開銷。
功成身退,為而不有
浸淫古書數十載,錢穆的學問、文章、修養都已到達極高的境界,生活的困境,旁人的批評,……對他都不致產生影響,也都能一笑置之。但他有自己一套立身處事的原則,當原則無法維持時,他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民國四十一年,香港政府頒佈商業登記條例,規定港九所有私立學校都屬營利事業,需辦理公司登記。錢穆對這個規定十分不滿,他以為,學校是傳道、授業、解惑的所在,以營利事業視之,對神聖的教育事業簡直是一種侮辱。他寧可關閉學校,也不願辦理公司登記。他對教育的執著與熱誠,感動了一位律師,挺身為新亞奔走交涉,最後香港法院判決:新亞書院非為營利機構,不必冠以「有限公司」字樣。由於新亞書院挺身出來、堅持奮鬥,後來香港的私立學校都不必再辦商業登記了。
錢穆等人辦學的熱誠與執著,感動了很多人,所以每當遭遇困境時,都有人適時伸出援手。新亞書院也就在風雨飄搖中逐漸成長,有了自己的校舍,規模不斷擴大。至民國五十二年,並入香港政府辦的中文大學,仍請錢穆擔任院長。
當新亞在困難時,錢穆從未輕言辭職;但當新亞基礎已然穩固,他就決心隱退了。他常愛跟學生講廣東省有個虛雲和尚的故事。虛雲和尚在八十高齡時,仍篳路藍縷,四處建寺。而當一寺建成,他便翩然離去,另到一處再建新寺。這種篳路藍縷、百齡不衰、為而不有的精神,正是錢穆嚮往的境界。因此,他請辭院長職務,告別他花了二十幾年心血的新亞書院,回國定居,重新建立傳揚文化道統的據點。
不看古書,無以瞭解傳統文化的精義
談起十幾年前的新亞舊事,最令錢穆感嘆的,是當他竭力維持傳統文化時,發批評、譏誚之詞的,多是中國人,而給予資助的,則多是外國人。譬如新亞的校舍,便是由美國「雅禮協會」出資興建的。他多次應邀赴歐美、韓國等地講學,也都受到禮遇與重視。他不禁感概:「許多國人只要談到傳統文化,就以為代表迂腐、守舊,為什麼他們比外國人還不瞭解、不尊重我們的固有文化呢?」
台灣新生代的年輕人,也讓他有同樣的感受。他總苦口婆心地勸年輕人多看古書,要能深入瞭解後,再發評斷,不要人云亦云地盲目排斥傳統。然而他的勸告,成效似乎不大。有些人雖不存排斥之心,但是國學根基不夠,看不懂古書,看不懂自然不愛看,久而久之,隔閡就愈來愈大了。因此有人建議錢穆,何不用白話文對古籍加以註解詮釋,也好讓大家易於閱讀?但錢穆堅持不肯,他的著作,除了演講稿外,全都是用文言文寫成的。
他有另一番用心:要真正瞭解中華文化,一定得看原書。譬如詩詞,語譯固然容易瞭解,但精髓必有流失。現在年輕人已愈來愈看不懂文言文,如果為了遷就他們,一直給他們方便,照此發展下去,幾十年、幾百年後,恐怕就沒有人看得懂古書了。屆時哲人亦盡凋零,誰還能揣得古籍中的真義呢?
對於他的想法,有人體諒贊同,有人譏笑反對,他都不以為意。一生鑽研古籍,知識學問早已納入內心,融為個人的一部分,一切行事為人也自有把持,不會輕易為外界影響。
要把承繼自祖先的傳給子孫
錢穆今年已八十八高齡,仍為傳續中華文化,而講學、著述不輟。這些事,他已經做了七十年,對他而言,已不再是工作,而是生活。即使身體不適,他亦不肯請假缺課。有時上課前還咳個不停,在講課時卻精神奕奕,滔滔不絕,一點不適的跡象也沒有,連咳都沒咳一聲。還有一次,他椎骨痛,半邊身子不能動,手也無法抬起來;但他在講課時講得興起,忘了自己手不能動,舉手就去寫黑板,竟也舉了起來,字也寫得很順。他是真愛教書,真愛那些肯來用心聽講,肯為中華文化盡心獻力的傳薪人。
由於年紀大了,病痛漸多,他的眼睛也患了黃斑變性症,幾乎不能視物。但他仍繼續著書——把思想在腦海中歸納、整理,用很大的字寫出來,然後由錢太太為他重謄整理後,念給他聽,他再一邊修改潤飾。這位白髮、白眉的老人,每天伏案著書,他的頭垂得那麼低,寫得那麼吃力,但永遠是那樣專注熱切、毫無倦意。因為他樂觀地相信,不久之後,人們必將回頭尋訪固有文化,他的書要留給後世子孫,留給他們一個探尋深究的軌跡與方向。
在工商高度發展的社會裡,競爭激烈,外界誘惑太多,人們難免有急功近利的取向。咱們傳統文化堣丰翰虪酊漱@套理念,時人總以為「緩不濟急」,不願採行,害怕吃虧,害怕失去機會。但錢穆和他的同道卻不這麼想,他們堅信人生應追求更崇高的目標,而不應眼淺急切。中國傳統的文化思想,縱然有些陳義較高,但確實具有澄清人心、安定社會、促進和諧團結的理想與功能,這不就是人群社會發展的最高境界嗎?反求諸己、不誠無物、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內聖外王的修養功夫,是合理且有益的。這一代留下了紀錄,讓後世能有研究的根據,對祖先、對子孫,也就有交待了。
現世的努力,或許並不能見到耕耘後的收穫,然錢穆並不在乎。做當做的事,說當說的話,承繼古人,以啟後人,是我國傳統讀書人對文化道統所抱持的一種捨我其誰的責任感,至於是否能得回報,並不在考慮之列。
儒家思想受到其他國家的肯定之後,國人自然興起對傳統文化重新估價的念頭,或許就在最近,或許在短暫的未來,即使是十幾、廿年後吧,當國人的思想觀念回歸傳統,因「見山又是山,見水又是水」而返璞歸真時,這個世代已有人為承先啟後留下了記錄,留下了他們咀嚼思考後的心得,於是文化道統得以順利延續,沒有脫節之虞,屆時像錢穆等人的心血,必將得到歷史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