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文化傳薪人
台北近郊的外雙溪，有幢傍山而建的「素書樓」，是錢穆的居處。每星期一下午，都會有二、三十位年輕人，到此聽錢先生講述經史子集等國學課程。學生當中，有的已拿到博士學位，也有的已經聽了錢大師十幾年課了。
他們是對中華傳統文化有興趣、有信心的一群，也是錢穆口中所稱的「義勇軍」。儘管現在很多人漠視、排斥傳統文化，但他們相信，這只是個過渡期，傳統文化必將重新放出光彩。而他們正是聖人之道的「傳薪人」。雖然錢穆認為，懷抱傳揚文化責任的，一向是少數人，聖賢如孔子，門下弟子雖有三千，志氣高潔、稱得上入室弟子的，也不過七十。現在能有這些人來聽他說文、講經，已足堪告慰了。然而，錢老夫子畢竟還是寂寞的，懷抱著傳統讀書人憂國憂時的情操，眼見傳統文化的園地久久不見新綠，卻無力施為，他的心痛是可以想見的。
他說：「現在的年輕人真的跟以前不一樣了。或許是這幾十年來，過得太安全、太幸福，沒有經過動亂，因此國家、民族意識相當薄弱，對任何事情，總是把個人利益擺在第一位。想當年對日抗戰時，青年人的愛國情操真令人感動， 蔣公號召『十萬青年十萬軍』，多少青年爭先恐後地報名參加。雖然多半是些文弱書生，但他們在戰場上非常忠誠、勇猛，一心為國家，完全忘了自己。」
雖然有這些感慨，但他仍是終日埋首古籍，潛心著述，廣育桃李，要將聖人之道，藉著他的努力，一代代傳下去。
自修苦讀，學而有成
錢穆，字賓四，幼年喪父，因家貧而輟學，連中學都沒畢業。靠著不斷的苦讀自修，他在史哲文等方面都有高深的造詣，尤其精治先秦兩漢史。雖然沒有正式文憑，卻被聘為大學教授，而且曾獲香港大學及美國耶魯大學榮譽博士學位。他的成功，來自一本書的啟示。
在他即將輟學之際，想到以後不能再念書，心情十分沮喪。這時他偶然看到一本名為「修學篇」的小書，書中介紹了二十幾位歐美著名學者苦讀成功的故事。看了這本書以後，他的心情豁然開朗，才知道想求知識、求學問，原來也可以自修。
於是他白天到小學任教，晚上則自修苦讀。他也沒什麼錢買書，只能設法到處借，借得到什麼就讀什麼，可說漫無系統。但畢竟是開卷有益，書讀得多了，漸能觸類旁通，也逐漸能自己理出頭緒。
就這樣，錢穆愈讀愈有領會，沉浸在書的世界裡，樂而忘憂。遇有讀不通的地方，就一遍又一遍地讀，或者查證、參考一番，直到把前後文讀通才罷手。有時疑心書上字句印錯、印顛倒了，便試著改正。他讀墨子時，曾改正了不少字句，後來知道清朝有人校正過墨子，把書找來一看，發現許多地方與他校改的相同。於是他的信心和興趣都加強了，從此更加潛心用功，練就一套無師自通的讀書本領。
治學嚴謹，漸受矚目
由於自己曾受讀書之惠，因此在愈讀愈有心得之後，他就想將心得寫下來，與更多人分享。他的治學態度一向很嚴謹，寫稿前要先列大綱，但並不抄錄所要引用的資料。提筆以前再將該書全文細讀一次，並檢示前列大綱是否妥當？這樣不斷精讀、修訂、思考，必待一切完善後再正式提筆。
文章完成後，他也不馬上發表，要擺上一陣子，繼續思考、修改，千錘百煉後才付梓。他說：「大家都有『文章是自己的好』的心理，剛寫完一篇文章，自己一定很得意，不容易冷靜地看出其中缺失。得要過一陣子，讓情緒穩定後，才能客觀地評析自己的文章。」因此，他發表的文章，都能言之有物，見解精闢，他也就這樣逐漸受到學術界的矚目。
民國初年的學術界，正值以康有為為代表的今文學派發表「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書，認為周禮、毛詩和左傳都是劉歆假造或竄改的。又加上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傳統的批判，瀰漫著一股「疑古」風氣。此時，錢穆以他一貫嚴謹的治學態度，返求古籍，詳加考證，並花了六年時間，寫了「先秦諸子系年」與「劉向歆父子年譜」二書，洗清劉歆偽造經書的不白之冤，堅定了人們對傳統古史的信念。
也就是經由這些考證的過程，錢穆對傳統文化有了進一步的瞭解和信心，從而產生一種「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深厚情感。所以他稱自己是「因疑古而考古，因考古而信古」。這兩本書引起學術界的普遍的重視，他也因此以一個小學、中學教師，被聘至北京大學教授中國通史。
要做一個有自尊心的中國人
錢穆的口才好，學識豐，課前的準備功夫下得深，講課時將史學、經學、子學融於一爐，旁徵博引，引古證今，學生多有領會。而且，他從不拿自己出的書當教本，講過的內容也不重覆，所以上課時經常能教給學生新的知識和啟發他們很多觀念。他在北大講課時，修他課的學生很多，旁聽的更多，往往教室裏要擠下三百來人。當時，「錢穆的中國通史」七個字是連在一起講的。
以中國人的觀點治史，也是錢穆受學生歡迎的重要因素。例如他講歷代政治時說：「我們應該為歷史事件歸納出恰當的名稱，來為我們的政治傳統劃分演進的階段，這才是尊重客觀、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若只知道應用西方成說、附會、演繹，絕不是學者應取的態度。」他的這番話，對當時許多以西方標準來批判中國的人，不啻當頭棒喝；也讓許多有自卑感的中國人，恢復對國家民族的信心。在日本軍閥野心犯我之際，國家面臨危急存亡之秋，激發出知識分子的愛國情操，因此他們多樂意與錢穆接近，去感染他那分對中華文化及國家前途的強烈信心。
上課時，錢穆常告訴學生：「做一個有自尊心的中國人，比做一個有學問的中國人更重要。」而要做一個有自尊心的中國人，就得以溫情和敬意來讀本國歷史，從而建立對傳統文化的信心。他在抗戰前後，以教授中國通史的講義所整理而成的「國史大綱」一書，目前仍被奉為史學的經典之作。
穿西裝，也要穿合身的
由於治史觀點，帶有強烈的民族色彩，所以錢穆也被某些人批評為迂腐、保守。事實上，錢穆並不排斥西方文明。他認為，文化乃是反映社會群眾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態度，包括：食衣住行、風俗習慣、信仰理想、藝術文學等等，經過代代相傳，形成一個民族的特質，也是結合民族情感的要素。所以文化在基本上應無優劣之分，且是無法掠奪的。但文化可以融合，我們應在中華文化的大前提下，學習西方文明的長處，而不是一味的照單全收。譬如穿西裝，也得做件合身的來穿。如果我們因喪失自信而揚棄傳統文化，外來的東西又未經過揀選、融會，於是民族文化失去特性，民族情感難以凝聚，在遭受外力侵略時，將無力抗衡。
但錢穆堅決反共，因為共產主義破壞了人倫大道與傳統文化，種種反人性、反文化的做法，錢穆深深不以為然。大陸淪陷後，他逃亡到香港，為持續傳統文化的火炬，創辦了新亞書院，提供許多流亡學生就學的機會，也為中華文化在海外建立一個傳揚據點。
以武訓興學的精神創辦新亞書院
新亞書院是以武訓興學的精神創辦和維持的。當時，錢穆與唐君毅、張丕介等學人，懷抱著「從復興中華民族意識，和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自信心，來復興中華民族」的信念，在海外進行艱苦奮鬥的興學工作。草創之初，經費短絀，設備簡陋，只租了三間教室，仿宋明書院式的講學，以人文主義的教育宗旨為號召，開辦了新亞書院的前身——亞洲文商學院，由錢穆擔任院長。
當時全校師生只有二十餘人，多是由大陸流亡出來的，大家夥的經濟狀況都不好，晚上往往得把課桌椅拼起來，師生一起睡在教室裡。他們簞瓢屢空而弦歌不輟的辦學精神，引起許多知名教授的同情和支持，遂義務前往講學。因此當時經濟情況雖然困窘，但師資堅實，在學術界有相當的地位。
學生們也都自動分配擔任校內的工作，諸如打掃整理、傳達雜役，都由同學們輪流擔任。當時新亞書院沒有能力雇用工友，而學生們則多為流亡學生，百分之八十都繳不出學費。錢穆不在乎，凡來聽課者，一律歡迎。他說：「在困苦的環境下，他們還有心向學聽課，我怎能拒人於千里之外？」結果當然還是苦了他自己，每天除了講學外，還得四處奔走，籌募基金，來維持學校開銷。
功成身退，為而不有
浸淫古書數十載，錢穆的學問、文章、修養都已到達極高的境界，生活的困境，旁人的批評，……對他都不致產生影響，也都能一笑置之。但他有自己一套立身處事的原則，當原則無法維持時，他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民國四十一年，香港政府頒佈商業登記條例，規定港九所有私立學校都屬營利事業，需辦理公司登記。錢穆對這個規定十分不滿，他以為，學校是傳道、授業、解惑的所在，以營利事業視之，對神聖的教育事業簡直是一種侮辱。他寧可關閉學校，也不願辦理公司登記。他對教育的執著與熱誠，感動了一位律師，挺身為新亞奔走交涉，最後香港法院判決：新亞書院非為營利機構，不必冠以「有限公司」字樣。由於新亞書院挺身出來、堅持奮鬥，後來香港的私立學校都不必再辦商業登記了。
錢穆等人辦學的熱誠與執著，感動了很多人，所以每當遭遇困境時，都有人適時伸出援手。新亞書院也就在風雨飄搖中逐漸成長，有了自己的校舍，規模不斷擴大。至民國五十二年，並入香港政府辦的中文大學，仍請錢穆擔任院長。
當新亞在困難時，錢穆從未輕言辭職；但當新亞基礎已然穩固，他就決心隱退了。他常愛跟學生講廣東省有個虛雲和尚的故事。虛雲和尚在八十高齡時，仍篳路藍縷，四處建寺。而當一寺建成，他便翩然離去，另到一處再建新寺。這種篳路藍縷、百齡不衰、為而不有的精神，正是錢穆嚮往的境界。因此，他請辭院長職務，告別他花了二十幾年心血的新亞書院，回國定居，重新建立傳揚文化道統的據點。
不看古書，無以瞭解傳統文化的精義
談起十幾年前的新亞舊事，最令錢穆感嘆的，是當他竭力維持傳統文化時，發批評、譏誚之詞的，多是中國人，而給予資助的，則多是外國人。譬如新亞的校舍，便是由美國「雅禮協會」出資興建的。他多次應邀赴歐美、韓國等地講學，也都受到禮遇與重視。他不禁感概：「許多國人只要談到傳統文化，就以為代表迂腐、守舊，為什麼他們比外國人還不瞭解、不尊重我們的固有文化呢？」
台灣新生代的年輕人，也讓他有同樣的感受。他總苦口婆心地勸年輕人多看古書，要能深入瞭解後，再發評斷，不要人云亦云地盲目排斥傳統。然而他的勸告，成效似乎不大。有些人雖不存排斥之心，但是國學根基不夠，看不懂古書，看不懂自然不愛看，久而久之，隔閡就愈來愈大了。因此有人建議錢穆，何不用白話文對古籍加以註解詮釋，也好讓大家易於閱讀？但錢穆堅持不肯，他的著作，除了演講稿外，全都是用文言文寫成的。
他有另一番用心：要真正瞭解中華文化，一定得看原書。譬如詩詞，語譯固然容易瞭解，但精髓必有流失。現在年輕人已愈來愈看不懂文言文，如果為了遷就他們，一直給他們方便，照此發展下去，幾十年、幾百年後，恐怕就沒有人看得懂古書了。屆時哲人亦盡凋零，誰還能揣得古籍中的真義呢？
對於他的想法，有人體諒贊同，有人譏笑反對，他都不以為意。一生鑽研古籍，知識學問早已納入內心，融為個人的一部分，一切行事為人也自有把持，不會輕易為外界影響。
要把承繼自祖先的傳給子孫
錢穆今年已八十八高齡，仍為傳續中華文化，而講學、著述不輟。這些事，他已經做了七十年，對他而言，已不再是工作，而是生活。即使身體不適，他亦不肯請假缺課。有時上課前還咳個不停，在講課時卻精神奕奕，滔滔不絕，一點不適的跡象也沒有，連咳都沒咳一聲。還有一次，他椎骨痛，半邊身子不能動，手也無法抬起來；但他在講課時講得興起，忘了自己手不能動，舉手就去寫黑板，竟也舉了起來，字也寫得很順。他是真愛教書，真愛那些肯來用心聽講，肯為中華文化盡心獻力的傳薪人。
由於年紀大了，病痛漸多，他的眼睛也患了黃斑變性症，幾乎不能視物。但他仍繼續著書——把思想在腦海中歸納、整理，用很大的字寫出來，然後由錢太太為他重謄整理後，念給他聽，他再一邊修改潤飾。這位白髮、白眉的老人，每天伏案著書，他的頭垂得那麼低，寫得那麼吃力，但永遠是那樣專注熱切、毫無倦意。因為他樂觀地相信，不久之後，人們必將回頭尋訪固有文化，他的書要留給後世子孫，留給他們一個探尋深究的軌跡與方向。
在工商高度發展的社會裡，競爭激烈，外界誘惑太多，人們難免有急功近利的取向。咱們傳統文化堣丰翰虪酊漱@套理念，時人總以為「緩不濟急」，不願採行，害怕吃虧，害怕失去機會。但錢穆和他的同道卻不這麼想，他們堅信人生應追求更崇高的目標，而不應眼淺急切。中國傳統的文化思想，縱然有些陳義較高，但確實具有澄清人心、安定社會、促進和諧團結的理想與功能，這不就是人群社會發展的最高境界嗎？反求諸己、不誠無物、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內聖外王的修養功夫，是合理且有益的。這一代留下了紀錄，讓後世能有研究的根據，對祖先、對子孫，也就有交待了。
現世的努力，或許並不能見到耕耘後的收穫，然錢穆並不在乎。做當做的事，說當說的話，承繼古人，以啟後人，是我國傳統讀書人對文化道統所抱持的一種捨我其誰的責任感，至於是否能得回報，並不在考慮之列。
儒家思想受到其他國家的肯定之後，國人自然興起對傳統文化重新估價的念頭，或許就在最近，或許在短暫的未來，即使是十幾、廿年後吧，當國人的思想觀念回歸傳統，因「見山又是山，見水又是水」而返璞歸真時，這個世代已有人為承先啟後留下了記錄，留下了他們咀嚼思考後的心得，於是文化道統得以順利延續，沒有脫節之虞，屆時像錢穆等人的心血，必將得到歷史的尊重。
@List.jpg?w=522&h=410&mode=crop&format=webp&quality=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