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永續校園』和歐美稱的『生態』、『綠色』校園內涵相同，都是在營造一個注重生態和運用綠建築技術的校園環境，」教育部永續校園第一代總召集人、成大建築系教授江哲銘說，這個概念在1998年引進台灣時，原本比照歐美經驗，要和永續社區一起推動，但不久後發現政府經費要補助民間建築恐有「圖利」之嫌而無法執行。

1999年發生921大地震，原計畫藉著重建把生態社區的概念帶入，也遭遇重重阻力，如重新測量地籍、法令限制、社區居民意見分歧等等，重心才轉至災區的中、小學校園，希望能產生示範作用，再擴大到社區。

「新校園運動」成為執行永續概念的最佳實驗地，非災區三千多所中小學，則做局部改善，朝「永續校園」目標邁進。

推動主軸包括減碳、健康、安全3大面向：「減碳」如省水省電、省資源等措施；「健康」如使用無毒無汙染的建材、控制有害汙染物；「安全」則是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可能引發的居住環境災害，而納入包括建築結構輕量化、公共基礎建設、防災救災的軟體建設等。

「三者的關係環環相扣，」江哲銘解釋，若建物改造成自然通風、遮陽隔熱的功能，減碳又健康；校園若做地表保水、雨水儲存再利用，則減碳又防洪；架設太陽能等再生能源，也可在地震水災發生後無電可用時發揮救命功效。

永續校園概念多元，範圍包山包海，從堆肥、種菜、透水鋪面，中水回收、太陽能，到最新的資通訊智慧綠建築等等，究竟哪些最重要？

江哲銘指出，永續校園是一個活的有機體，一旦開始，就沒有止境，這不僅是理論，學校師生體驗到永續的價值後，也不會滿足於只走一、二步就打住。目前全台灣三千四百多所國中小學，有一千七百多所學校已上路，許多學校都執行多年，比較可惜的是高中因升學壓力，大學則認為永續校園補助經費不多（每年約幾十萬），但行政程序繁複，以致投入意願不高。

「然而，永續校園推動10年來，確實已經改變了台灣社區和基層教育的價值觀，」江哲銘舉例，分布在山巔水湄的各個社區都設立了教學坊，地方鄉親投注心力關心社區環保議題，從他們申請補助遞來的教案看，不論生態、生物、噪音、空氣品質、社區微環境等，劇本都非常精彩，如果沒有深切體會，是寫不出來的。

永續校園為何一定要和社區「綁」在一起？江哲銘指出，校園形成生態循環後，應向周邊延伸，讓循環不斷鏈；相對地，社區若缺乏校園的開放空間也很難形成循環。

「循環」的指標包括水、土、生物資源，由微生物擔任轉介要角，微生物能把植物、水、資源等所有物質轉換為碳，成為可利用的能源，形成循環。

以資源循環為例，社區將廚餘做成堆肥後，即可帶到學校為菜園或植栽施肥；學校的雨水、中水回收系統也可和社區共用，又如風力或太陽能發電，若以整個社區做基礎，成本和效益最佳。

而如何讓社區和學校成為「生活共同體」，需刻意製造機會。近年許多學校在進行校舍改造、透水鋪面等工程時，以「雇工購料」的方式代替以往的工程發包，由校方採購材料，請社區擅長木工、土木、植栽等民眾共襄盛舉；或者請綠建築專家協助，例如蔡毓玲建築師常利用假日到新北市直潭國小，教社區民眾運用在地資源，撿石頭、木柴做牆面裝飾，用稻桿、泥土砌土牆，在樹林搭建酷酷的樹屋等；台南縣菁寮國小則邀請社區耆老來教授即將失傳的稻草編織、藺草工藝品，透過種種互動，潛移默化地改變了人們對資源運用的態度。

「台灣真的有一群傻瓜為永續校園、社區默默地付出，」江哲銘驕傲地說，由於推動過程遭遇不少困難，例如學校必須提出教案和課程計畫，教育部也有嚴格的審核機制，形成老師額外的負擔；其次，行政程序常壓縮施工時間，校方是否會因時間壓力而向品質妥協，學校校長的輪調也可能造成工作中斷，但仍有不少有心人，為了營造出永續、健康環境樂此不疲。

可喜的是，10年前灑下的綠色種子，已然成為遍布各地的低碳社區尖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