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對於熟讀你《方舟上的日子》、《擊壤歌》，到近年《我記得……》等作品的讀者來說，看到《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幾乎立時引發了自己的「中年心情」。年輕成名的作家，往往在步入中年時，或是害怕不能突破；或是進入生活圓滿自足而停止寫作，你如何處理從年輕到中年的寫作歷程？有過掙扎猶豫嗎？

害怕重覆的心情

答：突破的問題對我來說一直不存在，我是一個非常害怕重覆的人，所以很怕意識到讀者的存在，或去想讀者喜歡我的文章可能有那些元素。一意識到這些，就沒有辦法再寫下去，就會覺得自己在「製造」東西、滿足他們。對比較商業性的作者而言，他們追求的就是讀者喜歡的元素，以為掌握到了所有秘訣，暫時可以有一段時間比照這種方式創作。

我的情況不是這樣。就以寫在北一女三年自傳式的作品《擊壤歌》來說，已經賣得很好，但其實還有很多可以寫。十幾歲的種種感情、想法還沒有寫盡。可是我一意識到讀者這麼喜歡，就覺得再怎麼寫，都只是重覆，也就不願意再寫了。

我的困境是怕重覆，但這並不表示就很容易突破。作家對人生的感覺也許比別人深刻一點，但是如果不特別用功，和所有人一樣都會有困惑，突破也不容易。甚至兩、三年就可能被一個人生問題、一團社會疑惑困住，而寫不下去。有些作者面臨這種狀況，可能就會回頭寫原來的東西；而我覺得「重覆」比一切都恐怖，有一、兩次長時間的停筆，都是面臨這種舊的題材不願意再寫、新的題材還未成形的狀況。

長時期社會觀察

問：那麼，這本書是怎麼醞釀出來的？

答：我並沒有計畫寫作的習慣，不會事先設想全書主題。這六個畸零族群，完全是出版社集結出來的。我自己並不是這麼有意識地找尋六個族群、作他們的代言人；而是對日常生活本來就充滿了好奇、會仔細觀察。我想這可以說是生活的結果，即使不寫這六篇小說，我的生活狀態也不會改變，不會因為今天要寫什麼，就過一種不同的生活，對人的關心就多一點或少一點。

問：這本書「記錄現代」，幾乎是社會縮影。小說裡讓我們反省許多問題，比方說，為什麼眷村裡上一代人在戰亂、流離中活了下來，而類似阿里薩的現代人衣食無虞、遍遊世界卻決定不活了？

答：生存的問題非常耐人尋味，我們常以為人類問題和經濟成等號，因此也有人相信只要經濟、政治問題解決，人類所有問題都可以解決。我一直不這麼覺得，全世界就以北歐國家的福利政策最好，從搖籃到墳墓，政府一手包辦，但是他們也是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人之所以異於其他動物，並不是吃飽喝足、順利繁衍後代就好，我們還有很大的心靈精神世界。生活太順遂、平瀾無波，對某些人而言是幸福，但也有人覺得吸引他活下去的是好奇、對未來的不可知。前一種人知道自己的未來很穩當，可以幸福地過下去；後一種人一眼望穿七、八十歲也是過這種生活，也許就失掉了生存力，只覺得是撲向死亡。他們害怕未來已經確定，不是個謎，我想阿里薩就是這樣的人。

急切焦慮的一代

問：你自己怎麼看待筆下把薪水花在打扮、用名牌、出國旅遊、租小套房，所謂「花子族」的年輕女性呢？

答：我的心情很複雜，有羨慕、也有不可思議、不以為然的地方。是誰說過，我們常抱怨下一代不知節儉、不知珍惜，其實也很不公平。因為上一代、或我們這一代的努力，不就是希望下一代能過這樣的生活嗎？一旦他們這麼過，沒有包袱地在享受成果時，又擔心他們這樣的生活態度，覺得不放心、不安心，還是希望他們知道什麼是艱難，真是兩難。所以我也很納悶，對這一點還不是很清楚。

問：眷村兄弟、袋鼠族媽媽、死亡紀事堶惟峖h或少都有些你個人的影子；但像浦島太郎這篇政治犯的故事，你是如何揣摩、拿捏的呢？

答：談小說，我很怕最後必須搬出典出何處，這顯示文章本身不具說服力。我只能說這是我自己親人的故事，他的種種作為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然，全天下的政治犯並不是只有這種形式。我覺得政治犯在陳映真的筆下過度神聖化了，不然就是純粹的被壓迫者。而我看到的處境是他們被忽視，在他的時代就被忽視，他的政治想法不容於那個時代。

西諺說，先知總是受迫害的。不管他們是不是看得比較遠，起碼總是不一樣。坐幾十年牢出來，發生某種程度的脫節，不要說社會，連親人也一樣。社會主義有其崇高的理想，如果看不到這一面，家屬就會把他看成神經病。除非受難家屬打算走上政壇，政治犯才會變成正面資產；不打「受難家屬牌」，政治犯對家人而言，通常都是累贅。現在一般人都把他們塑造成英雄，只需要去膜拜，不需要同情理解。同情不是上對下，可憐你是弱者；而是體諒、了解他的心情。

換一種身分說話

問：這本小說裡的第一人稱，常用男性，有沒有特別用意？

答：的確有特別用意，但完全與男女平等無關。我的小說採用第一人稱敘述方式，如果直接用卅幾歲、生在台北的女性身分，和自己寫散文怎麼區分？散文就是用第一人稱寫真實事情，但是我畢竟是在寫小說，就會覺得瞻前顧後，非常不自由、不自在。如果今天我是男性，可能就會採取女性角度，暫時脫離自己的身分，希望掌握不同視野。

問：這本小說一出版就受到矚目，有不少評論，其中有評論者認為，透過你的小說「特別容易認識當代的形形色色」，但也不免讓人懷疑，當流行事物或術語一旦過時，後來人閱讀，還能不能保有同樣靈敏的感應？對此，你有何看法？

答：他們擔心的沒有錯，畢竟文學和新聞不同。文學捕捉的是人性永恆課題，經得起時間沖刷。不過二者的關係還是相當微妙，我想是需要時間考驗。譬如說我們現在看卅年代張愛玲、沈從文、錢鍾書的作品，就沒有障礙。想起來也很有趣，他們這些人都是當時普羅意識潮流的邊緣人；今天看巴金的作品，簡直像八點檔連續劇，又刺激、又煽情。可是在那個時候，它是有其時代意義，對抗傳統、腐爛不堪的所謂「封建」勢力。當這個主題消逝，我們確實無法想像中國家庭曾經這麼教條僵化。

文學捕捉人性永恆

他們並沒有把文學當成自己政治理念的工具，所以捕捉到人性恆常的主題——愛情、生死、價值觀——現在看完全沒有時間阻隔。評論家的擔心有其理由，但會不會過時，就讓時間考驗。就像馬奎思描寫南美洲上世紀末的人物，現在看完全是另一種情懷，不是接不接受的問題，而成為一種欣賞的態度。我也不能毫不謙虛地說，他們的擔心是言過其實，認為自己捕捉到了人性永恆的那一面，可是我覺得有些現在視為流行的事物，不一定會因時間阻隔而全無意義。

問：還有評論者認為你這本小說文體十分特別，夾議夾敘，形成一種「新論說文體」，你覺得呢？

答：小說形式、技巧不是值得計較的重點，很多作者喜歡用長相、職業來描述人物，我想其實怎麼寫也寫不過張愛玲。一方面我知道自己不擅長文字技巧，一方面也是對人的外在細節觀察沒有興趣。對人的觀察，每位作者的重心不一樣，我在意的是腦袋裡面的想法。

但若把我的小說看成是論文，我認為是錯誤的，畢竟我寫的是小說。小說從來沒有個清楚的定義，定義也會隨著大環境轉變，創作者對舊有形式都會尋求突破。大部分人都習慣主流形式，我只是放棄用生平、情節的敘述，而以想法勾描一個人物。

〔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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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良綱攝）